三

在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进程这个关键语境里，不仅产生了象征的衰落这样的问题，随之也出现了再现的式微，以及话语自我指涉这个语言本体论新神话的潜在危机。这些危机涉及到的基本问题仍然是意义的感知问题。象征与再现的危机，以及语言自我指涉的暧昧性质，指向了意义缺失的体验。象征的匮乏、指涉的暧昧，意义体验的缺失，成为现代性体验的标记。人类行为与意义体验之间产生了疏离，这种疏离在诗歌写作活动中也被体验为一种符号与意义之间的紧张。

语言的诗学既是对一直存在于诗歌传统中的语言意识的强化，也是与此截然不同的诗学，语言的诗学是对语言中的缺失现象的应对策略，当象征谱系和再现体系中出现危机的时候，在象征谱系中的超验世界、再现体系中的世界自足性消失的时候，语言的诗学把语言自身作为意义之源。语言本体论作为一种暧昧的语言自我象征主义，在浪漫主义的或恶魔主义的抒情自我在诗歌中泛滥时，曾经一度给诗歌注入了另一种意识维度，另一种诗学活力。然而，在一个多世纪的诗歌实践和诗学的通俗化之后，语言本体论或者说语言的自我象征主义，无可避免地突显了它自身的暧昧性。在语言本体论中，它排除了事物说话，也排除了自我主体的言说，只有语言中的神灵以不纯粹的形式留下了痕迹。事实上，在语言本体论中，既没有神灵，也没有事物与自我主体。它的理论意义远远大于诗歌实践的意义。语言本体论，语言的自我象征主义，面临着话语的空洞化。它正在成为一个苍白的神话，一个苍白的象征主义，甚至正在成为一个空洞的诗学行话，成为诗歌写作的自我欺骗形式，成为一个语言的技术操作主义。并且，它已经不是其早期的情形，成为话语中的缺失现象的一个表达，而是其自身就成为一个无意识的缺失现象。语言本体论已经从语言表意的危机意识退化为语言的自我浪漫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象征的衰落使其倾向于语言自身的神秘象征主义，同时又是关于浪漫“自我”和主体性幻想的破灭导致了现代诗学思想转向语言的自我浪漫主义。自我概念在20世纪所遭遇的改写给诗学带来了重大而微妙的变化。可以说，自我的概念是近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根基之一。人们曾以自我意识给神定义，也给人定义。但这几个世纪里的一个改写就是作为人格化的神不存在了。西方本体论的另外一个概念“自我”也就随之瓦解了。诗人帕斯这样概括了非主体性理论产生的经验基础：“人都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愿望的牺牲品，因此我们是生活在幽灵中间。我们自己就是幽灵，是不由自主的记忆的玩物。”但问题在于，虽然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没有本质的或先验的自我，但是仍然有着一个经验性的自我，有一个传记性的自我，一个时时刻刻仍然在生成着、改写的自我。这是一种由语言和话语活动参与的自我改写和不断生成的过程，语言可以将自我进行分解，也能够进行自我的生成。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了自我意识，它的活动与浮现。并且语言参与着个人的自我意识与他物之间的转换。虽然没有完全独立于语言之外的自我意识，但是一个与话语建构活动密不可分的传记性的自我意识仍然是存在的，正是这样一个传记性的自我和自我意识体验着“自我”的魔影，体验着人间的苦难与磨难，体验着恐惧、屈辱和尊严，也经验着这个世界对个人的各种威胁。在不幸、压抑和困境中，当然是经验的自我和传记性的自我在经受着这一切，承担着这些不良情绪的体验，而不是独立于传记性的经验自我之外的“语言”，语言不是各种自我经验的主体，语言不会痛不欲生。一个非先验的、非本质主义的自我承担着作为感受而发挥作用的各种思想、意识和观念。并且以此种存在方式从事着各种活动。因此，尽管我们在理论上不相信一个本体论的自我，一个先验的甚至作为“性格”神话的自我，但是我们仍然会受到经验性的和传记性的“自我”魔影的疯狂纠缠。尽管一个行动主义的自我主体已经受到现代社会机制的极大限制，尽管一个被社会机制功能化的原子式的个人不再是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道德主体，但仍然会有一个感受性的自我主体，而且可能是一个激进化的感受性主体。也许正是这样一个激进化的感受性主体，将语言自身的功能也激进化了。而人们恰恰可能遗忘了（连诗人也如此）正是一种激进化的感受性主体把语言自身的存在激进化了。自我与非我的边界，就像语言活动和意识活动之间的界限一样永远处在一种越界活动之中，处在非现实性的僭越活动之中。在那里，界线模糊了，道路畅通了，寂寞的语言开始了。一个自我改写着的自我永远处在生成性的语言活动过程之中。这正是诗歌写作的巨大魅力之所在。是的，自我或主体是非本质的，是非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是具有建构作用的，但是语言并不能独立地建构一切。语言参与建构了自我，也参与建构了经验。但语言的建构冲动与潜在性并不是存在于语言自身，如果没有一个在语言中生成着的自我，没有一个传记学意义上的自我或者经验性的、作为记忆担当者的自我，没有感受性主体的建构作用与语言的建构力量的交互性，语言就什么也无法建构。

自我既是非本质的和非本体论的存在，也是一个经验和记忆的主体，是一个传记性的自我主体，或者说，一个感受性的主体。这个在每个时刻都移动着的自我，既在记忆也在语言活动中，渗透着一系列的孤独、幻想、共鸣。诗歌在这种意义上书写自我的同时，也书写语言；在书写语言的同时，也书写着非本质主义的自我。纯粹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是一个过时的幻想，然而并非没有一个传记性和经验性的自我。后者也是个人得以存在的基础。诗歌就是对这样一个隐秘的个人的研究，对个人未知和秘密部分的探究。在这个意义上，人成为语言的组成部分，意义活动成为话语活动的组成部分，意识成为话语活动的功能和结果。在此意义上，自我既寓于经验与记忆，也寓于语言，尤其是寓于诗歌的个人修辞学之中。这得以阐明语言的某些奥秘，和修辞学的意识生成功能。在纯粹的比喻后面，有着自我主体的全面的自觉的“异化”、外在化或形式化。这是自我的“背面”景观，也是现实性的隐秘层面。在此意义上，语言批评、诗歌语言批评意味着对自我和语言关系的一次真实启蒙。只是，可能非常遗憾，并不是所有迷恋语言的乌托邦性质的活动的人，甚至也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已经和语言达成了这样的默契。一个人具有一个生理上的自我，身体和形象的自我，拥有一个心理学意义的自我也不难，然而真实地拥有一个语言活动、在独特的个人修辞学中诞生的自我，还要走很远的路，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是一个来自远方的造物。而且，一个这样的自我总是处于未完成性的状态之中，他是一个走在途中的生成着的事物。一个诗人就是这样的来自远方的造物。当诗人如此理解自我、自我意识与语言活动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一切语言活动都成为批评性的，诗歌语言的批评功能就在于此。对语言与自我关系、语言与现实之间的生成性关系的理解，以及一个传记性的自我的不断自我改写过程，使他不能容许那些本质主义的、非生成性的专断。他也不能认同那些没有语言参与其塑造过程的思想与现实，这是诗歌语言所潜在着的社会批评内涵。

破碎的、工具主义的现代社会已经使得生活的意义领域变得狭窄和贫瘠了。这样说并不是发自道德主义的感叹，而是对生活的意义资源的关切，对意义的新的可能性的关注。正如泰勒曾经敏锐指出的：“事实上，在神话、形而上学或神学领域中，以公众可以接近的风格而突出出来的背景已经没有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诗人不想涉及上述领域的任何东西，以叙说他们想说的东西，也不意味着，他们不想寻找道德的根源，并为我们打开这个根源。它所意味的是，在缺少对一个坚固的背景的反对时，诗人们对这些领域的开辟，是个人观点的表达。我们可能分享的东西，正是诗人的个人观点；但是，它永远也不能再成为公众参照的援引物，因为它缺少向一个新的信仰时代的、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回归——人们也可能说它是一种‘倒退’。”泰勒说，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反响，人们在20世纪感受到了对“大众诗歌”的渴望，“这就必然要求从形而上学转向日常事物，转向生活，政治和战争的共同经验，转向布莱希特之类的左派作家或早期奥登的所作所为”。在这个意义上，这正是20世纪伟大的诗人帕斯所说的我们时代视野中的空缺，象征主义视阈的消失，使得经济、政治和战争经验成为唯一的共同经验。即使诗歌话语继承了神话或神学的象征方式，因为失去了想象的共同体所共享的象征背景，及其经验的象征图式，仍致使诗歌成为“个人观点”或个人感知的表达。公众对“大众诗歌”的期待显然不会满足于诗人的“个人71的观点”，但同样也不满足于他们的共同经验停留在无象征、无意义的层面上。

自从浪漫主义时代以来，诗歌一直保持着通过创造性的想象力来恢复与精神根源接触的热望。这些根源或被理解为神圣的，或来自于自然、尘世，或者仅仅来自于自我与主体的力量。对失去了宗教象征主义视阈和语言的现代社会，诗歌成为语言象征资源的唯一具有半合法性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