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验转向”

我是从回顾“科学之战”开始本次讲座的，而“科学之战”来自于这里要说明的对科学、技术和哲学的解释问题。我认为科学、技术和哲学在20世纪到21世纪期间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我下一次讲座中，我将更多地关注技术和技术哲学的兴起，但是在完成我所勾画的后现象学之前，我先要转向这一规划的一个插曲。在这一插曲中，我们将超越正统的实用主义和正统的现象学，转向技术哲学的领域。杜威和胡塞尔都没有将物质化的技术作为研究的主题。杜威认识到，心理学的经验如果不涉及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那么它就仅仅是一种抽象。尽管杜威和海德格尔都认识到技术先于科学，如果没有技术，科学就不会存在，但是杜威并没有专门分析我们对技术的经验，胡塞尔也很少涉及技术。正如我在以前所说的，他最接近分析技术的地方，在于他认识到测量实践是几何学起源的基础，以及他认识到书写将意识提高到一个更高层次上。我将在下次讲座中再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马丁·海德格尔是正统现象学的一个异端，因为现在普遍认为，海德格尔可以说是后期现代时期技术哲学起源中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我在下一次讲座中也将再次回到海德格尔，但是在这里，我将“跳过”他的著作，以便勾画出完成后现象学的第三步。这第三步就是荷兰技术哲学家所说的“经验转向”（the empirical turn），这一术语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现在被专门用来描述当代的技术哲学。

下面就是“经验转向”产生的情境：荷兰有着研究技术哲学的长期传统，这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如今，荷兰研究技术哲学的中心是特温特大学（University of Twente）。汉斯·阿特胡斯（Hans Achterhuis）是一位技术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在1992年与他的同事合作，出版了《技术的尺度或职业》（De Matt van de Techniek[TheMeasure or Metier of Technics]）一书。该书是关于20世纪早期技术哲学基础的书。它研究了20世纪技术哲学的第一代奠基者，其中不仅包括马丁·海德格尔和雅克·埃吕尔，而且还包括刘易斯·芒福德和汉斯·约纳斯。在1997年，他又与他的同事出版了第二本书，从字面上翻译，书名叫《从蒸汽机到受控机体：在新世界中思考技术》（Van Stoommachine tot Cyborg:Denken over Techniek in the Neiuwe Wereld[From Steam Engine to Cyborg:Thinking Technology in the New World]）。这本书从美国技术哲学界遴选出来的六位新一代的技术哲学家，并认为他们已经转移了技术哲学的研究重点，这种转移被称为“经验转向”。我发现这种荷兰的视角很有意思，就组织把这本书翻译成了英文，由我的同事鲍勃·克立兹（Bob Crease）翻译，书名改为《美国技术哲学：经验转向》（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The Empirical Turn, Indiana,2001）。

阿特胡斯认为，正统的技术哲学和当代技术哲学有三个区别：

——正统的技术哲学家倾向于关注总体的技术，而不是特殊的技术，“正统的技术哲学家更多地关注使现代技术成为可能的历史的和超越论的（transcendental）条件，而不是伴随着技术文化的发展而出现的真正变化。（引文中的黑体为我所加）”

——正统的技术哲学家总带有浪漫主义的或怀乡病的情绪，因此他们对技术的解释有一种敌托邦的色彩，“（现在的）的问题……是理解这种新的文化现象，而不是像患了怀乡病一样拒斥技术，要求回到以前似乎可能存在的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中，正统的技术哲学家认为这种关系似乎更协调和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情调。”

——阿特胡斯注意到，新的技术哲学家采取了一种经验的——或者说具体的——转向，这正如他所描述的：“大约20多年前，出于对现存的、正统的研究技术的哲学方法的不满，那些研究技术文化的新进展和新技术的设计阶段的哲学家们，开始了一种经验转向，他们可以被称为建构主义者（constructivist）。与早先主要由托马斯·库恩开启的科学哲学中发生的转向相比，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转向所涉及的范围更广和更加多样化，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共同之处。首先，新一代的思想家打开了技术发展的黑箱（black box）。他们没有将技术产品作为事先给定的，而是分析了技术产品的具体发展和形成，而这一过程涉及到很多不同的行为者。他们没有将技术描绘为自主的，而是揭示了众多社会力量对技术的影响。其次，早先受库恩思想的启发，科学哲学家拒绝将‘科学’作为单一实体，而是认为科学需要被分成不同的科学，每一种科学都需要独立地分析。与此类似，新一代的技术哲学家发现也需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技术’。最后，早先的科学哲学家发现，他们必须研究科学与社会的共同进化。与此类似，新一代的、更加经验化导向的技术哲学家也开始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共同进化。”

我接受包括阿特胡斯的著作在内的这种对当代技术哲学家的特征描述。另外，这种描述就是朝向我所说的后现象学的第三步。这一步骤远离了对总体背景下的一般技术（technology uberhaupt）的描述，开始研究具体的技术。这一步骤远离了高姿态或者超越论的视角，开始评判生活世界中作为物质文化的技术的多元维度。这一步也接近进行案例研究的“科学学”的风格。

正如阿特胡斯正确认识到的，这一步骤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它恰当地反映了大部分科学和技术的新解释者的共同态度。新科学哲学、新科学社会学、女性主义以及新的技术哲学，所有这些研究在某些程度上以自身的方式，在研究我所说的技术科学问题上，变得更加具体。

如果这就是当代的技术哲学，我想在与正统的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的开端处的对比中，对这一立场做一个最后的描述。就像上面所指出的，杜威和胡塞尔都没有将技术作为他们哲学研究的主题。杜威关注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这种关注的范围很广，带有现代主义的色彩。与自然和社会发生关系的经验者（也就是人类），被认为是一个存在于环境中的有机体。在胡塞尔那里，“世界”或者他所说的环境，也是由事物和带有疑问的其他人的在场所组成的，这正如他在《笛卡尔式的沉思》（CartesianMeditations）中所描述的那样。而在胡塞尔后期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越论的现象学》（Crisis）中，这个环境就是历史-文化-实践的世界。这两种意义上的“世界”都跟技术没有关系，也没有将技术作为特别关注的主题。技术哲学的主要流派来自于哲学的实践传统，例如实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随着技术哲学的到来，在与技术的关系中将人类经验作为研究主题，改变了哲学的前景。

然而，这种专题化也许包含了对正统现象学的最大程度的修正。在实用主义和现象学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所谓的内在关系存在论（inter-relational ontology）。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指，人类经验者从存在论上与环境或世界相关联，然而，发生内在关系的双方都在这种相关性中得到了转化。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这当然就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观念》（Ideas）和《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这就是著名的“对……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或者说所有的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我在后面的讲座中会将指出，将技术包含在这种意向性的关系中，将赋予这种关系以完全不同的含义。技术可以成为“意识自身”的中介。技术可以占据“对”（of）的位置，而不仅仅是成为某种对象。这一观点将在下一次讲座中再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