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实用主义和现象学

在历史上，欧洲的现象学和美国的实用主义是同时发生的。两者都是将经验置于分析中心的新的、激进的哲学。实用主义是由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首先提出来的；后来又由威廉·詹姆斯所继承，而詹姆斯又对胡塞尔产生了重要影响。实用主义主要是由约翰·杜威推上高峰的。需要注意的是，杜威和胡塞尔都诞生于1859年，尽管杜威活的时间比胡塞尔长，但是他们的哲学发展却是同时的。还需要注意的是，他们俩诞生那年，达尔文（Darwin）恰好出版了他的《物种起源》（Origins of Species）。去年是爱因斯坦（Einstein）提出狭义相对论100周年，而在1905年，杜威建立了他第一所经验的或实验室学校，而胡塞尔在1905年开设了他的内时间意识的讲座。

从世纪之交的历史的、哲学的情境来看，这其中有一些相似性，但是在实用主义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之间还有些细微的差别。这可以从实用主义这个术语本身那里得到巧妙的阐释。杜威在他的《美国实用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ragmatism）中曾说，“与那些认为实用主义完全是一个美国概念的人的观点相反，‘实用的’这个术语是皮尔士通过研究康德后提出来的……在《道德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Morals）中，康德提出了实用的（pragmatic）和实践的（practical）之间的区分。（实践）应用于道德律令，而康德认为道德律令是先天的（a priori）……然而，（实用）应用于艺术和技术（technique）的规则，而这些艺术和技术的规则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并且适用于经验（引文中的黑体由我所加）。”现在我们知道，笛卡尔和康德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发展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对胡塞尔产生影响的是笛卡尔和康德的认识论，而皮尔士却利用了康德的道德学说和实践学说！实用主义强调的是实践，而不是表象（representation）。这种远离表象、转向实践的倾向，实际上在后来20世纪末科学解释的风格中不断出现！

这种对康德哲学的区分是微妙的和有细微差别，但是我想从这种区分出发，做出一个大胆的推论：通过应用笛卡尔和康德的认识论，胡塞尔也必然使用了早期现代哲学的一些术语，例如“主体和客体”、“内在和外在”、“身体和心灵”以及“自我”、“意识”等等。尽管胡塞尔试图通过使用各种还原（reduction）来颠倒这些术语的用法，但是这些术语仍然保留在早期现象学中。在我看来，这种通过使用早期现代认识论的术语来超越早期现代认识论的企图，注定了正统的现象学被理解和解释为“主体”风格的哲学。实用主义者从实践的概念而不是表象的概念入手，就避免了这个问题。让我们听一听一位当代实用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理查德·罗蒂说，“实用主义者告诉我们，是从实践的概念出发而不是理论出发、从行动出发而不是从沉思出发，我们才能讨论真理……我认为实用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反本质主义的，它将这一点应用在像‘真理’、‘知识’、‘语言’、‘道德’以及类似的哲学理论化的对象上……因此，实用主义者将柏拉图传统视为衰老无用。这并不是说实用主义者提供了对柏拉图式问题的新的、非柏拉图式的答案，而是说他们认为我们不能再提出这些问题。”

现在再来看杜威。杜威的早期著作包含了很多关于心理学这门新科学的论文。这种心理学提出要分析意识，尽管对杜威来说，他要超越的过时的哲学家与其说是笛卡尔，不如说是洛克。尽管胡塞尔也遇到了心理主义的问题，但是杜威似乎更迅速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对杜威来说，心理学上的“意识”是一种抽象，而经验的范围更广，这必然与更多的领域发生联系，“如果心理学面对的个体总是一种社会的个体，那么任何完全从意识领域出发和将意识领域视为自给自足的（即使是为了科学的目的）想法，都要预先受到谴责。（引文中的黑体为我所加）”尽管胡塞尔在解释笛卡尔时认为“所有的主体性都是主体间性”，但是胡塞尔是在后来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这里我不能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但是实用主义能够更迅速地解决早期现代认识论问题的一个线索在于认识到，“心理学”有一个生物学的、进化的维度。简单地说，杜威对他的转型实践（transformational practice）经常用到的模式或隐喻是一种有机体-环境（organism/environment）的模式，而不是主体-客体的模式。再来看一下杜威早期所说的，“在正统的观点中，经验主要是作为一种知识事件（洛克和笛卡尔式的）。但是，对于不是从古代视角来看的人来说，经验却是有机体与它的物理的和社会的环境相互作用的事件。”

对杜威来说，这种有机体-环境的模式也是“实验的”，因此它是导向未来的，而不是导向过去或者现在，“……经验在它的活生生的形式中是实验的，这是一种改变被给予的东西的努力；它是以投射、以探索未知为特征的；与未来的联系是它的突出特征。”（有趣的是，这种对未来的强调似乎更接近海德格尔而不是胡塞尔。）在某种意义上，杜威将这种模式视为“生物学的”，他一方面将此归因于威廉·詹姆斯对心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归因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的“在时间中发生变化”（change-throughtime）的概念也勾画了刚才提到的观点。我再一次提出，这种形式的经验绕过了来源于笛卡尔的（或者对杜威来说，是洛克的）“主体-客体”的模式，更直接地指向了某种类似生活世界的分析。

应当承认，我现在是在回顾历史，具有视野上的优势。我从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的视角来看待杜威和胡塞尔、实用主义和现象学。但是，事实上，实用主义那里有很多可为当代所用的资源。如果胡塞尔利用了这些资源，他就能沿着我现在所说的后现象学的道路，提出一种非主体性的和相互关联的现象学。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同时讨论胡塞尔和杜威这两位同时代的哲学家的原因。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的这种嫁接构成了后现象学发展方向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