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技术科学与后现象学

在我第一个讲座中，我描绘了后现象学的大致轮廓。后现象学是在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的相互关系中出现的，但是后现象学也是从一种具体的或者“经验转向”中成形的，这种具体的或“经验转向”主要是与技术和物质文化有关。在本次讲座中，我将仍然停留在我所勾画的20世纪到21世纪的框架内，更具体地研究技术哲学的兴起和技术科学的发展。

我认为技术哲学在西方情境中兴起是晚近的事情，它实际上是对同样也是晚近发生的技术变化的哲学响应。但是，技术哲学是在什么时候首次出现的呢？如果是以名称的首次出现或命名来衡量，那么技术哲学是随着恩斯特·卡普在1877年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Grundlinieneiner Philosophie derTechnik）一书开始出现的。这至少是研究技术哲学历史的前驱卡尔·米切姆的观点。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名称总是姗姗来迟！例如，“科学家”一词首次出现在1840年，是由威廉·休厄尔提出来的，用来代替此前“自然哲学家”的称呼。然而，与卡普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生产理论也与特定的技术手段有关，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将这种分析称作“技术哲学”，但实际上他也是在研究技术哲学。总之，实践可以先于对它的命名。上述情况表明，到了19世纪末，技术哲学这一哲学分支已经初露端倪。

我在这里不想进行历史的狡辩。我想表明的是，在19世纪末，物质化的技术似乎以特殊形式出现在哲学的兴趣和意识中，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此时正处于大范围的历史性的工业革命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技术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些技术影响巨大，即使是哲学家也必须关注它们！当然，我不是想完全忽略那些前驱人物。例如，柏拉图在他用工匠技术作为例子来阐明技能和知识时，已经开始关注技术。后来，柏拉图的思想被海德格尔用来阐释“技术”的词根“techne”，尽管这种解释有些怀乡病的色彩。早期现代科学在17世纪的起源也不能被忽视，特别是早于马克思和卡普两个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那段经常被引用的名言：

“……我们应该注意发明的力量、效应和结果，在这些发明中，没有比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影响更明显的，而这三种发明都是前人所没有的。这三种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由此已经引发了无数的变化，因此，没有任何帝国……能比这些机械发明对人类事务施加的力量和影响更大。”（这一段话经常被引用，尽管后来又加上了钟表和蒸汽机。培根所不知道的是，所有这些技术都起源于中国。）

培根的思想还处于现代的早期阶段，他是一位早期现代科学阶段的哲学家，他已经认识到科学本身是嵌入在工具和技术中的。事实上，只有到了20世纪，技术哲学才开始发展和成为主题。工业革命造就了巨技术（megatechnologies），并且通过机器，在采矿、铁路、公路运输系统、工厂等领域，将人的力量扩展到全球范围。这些技术的影响深远，即使最优秀的思想家也再不能忽视技术。时代由此就过渡到我所勾画的20到21世纪。

在我上一次讲座中，我提到20世纪早期的科学哲学是由数学家开始的，例如迪昂、马赫和庞加莱。由此看来，哲学家对技术的真正关注始于十几年或二十几年之后的第一代技术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德绍尔在1927年出版了与卡普的著作同名的《技术哲学：现实问题》（Philosophieder Technik:Das Problem der Realisierung）。海德格尔在同一年出版了《存在与时间》。该书中著名的“工具分析”预言了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仅仅两年之后的1929年，约翰·杜威在美国出版了他的《确定性的寻求》（Quest for Certainty）。该书关注的是实验技术的作用。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31年出版的《现时代的状况》（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中讨论了技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1934年出版了《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奥特加·加塞特在1939年发表了《对技术的沉思》（Meditacion de la Technica）。这标志着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始将技术作为思考的主题，他们就成了第一代技术哲学家。随着工业技术运用于军事用途，历史的背景更加富有戏剧性，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史的背景逐步扩大。正如此前汉斯·阿特胡斯所说的，这些最早的技术哲学倾向于从超越性的视角看待技术。在思想倾向上，欧洲的思想家比较悲观，美国的思想家比较乐观，尽管后期芒福德也变得比较悲观。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出现了一批占主导的、从悲观主义的角度评价技术的思想家。在这里，我主要列举几个在欧洲占主导的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马丁·海德格尔的《技术的追问》（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1954），雅克·埃吕尔的《技术》（La Technique,1954），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众多思想家，尤其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研究》（One Dimensional Man:Studies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1964）。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阐明，到了20世纪中叶，对技术的哲学关注已经成熟，尽管这些著作并不总是以“技术哲学”来命名的，但是很明显，它们所起到的作用是一样的。

在转向更明确地分析现象学在技术哲学发展中的作用之前，我想总结一下早期技术哲学发展的几个特征：

1）受过哲学训练的人会发现，上面列举的那些哲学家都来自于所谓的实践传统，例如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现象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所缺少的是实证主义和分析传统领域中的代表人物。这种技术哲学和当时的科学哲学之间基本上没有联系。

2）早期关于技术的著作倾向于超越性的或者“总体性的”，将技术视为一种单一的、物化的事物。到了20世纪中叶，“自主化的技术”或者脱离人类控制的技术的观念变得非常普遍。这让人想起了浮士德（Faust）和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这些文学形象。

3）技术经常被赋予敌托邦的面貌，它因为使人从自然中异化而受到谴责；技术被视为精英文化衰落的原因，它促进了大众和流行文化的兴起；技术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在技术的社会学形式中，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技术被认为在自然的祛魅（disenchantment）和社会的世俗化（desacralization）中发挥了作用。

我将截至到20世纪中叶的技术哲学称为第一代技术哲学。正如上面所概括的，这一代技术哲学主要是一种欧洲的哲学现象，尽管在这一时期，杜威和芒福德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家。北美的技术哲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爱德华·巴拉德（Edward Ballard）和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在1978年分别出版了《人和技术》（Man and Technology）和《技术的幻象》（The Illusion of Technique），这两部著作重复了欧洲的主题。我自己的《技术与实践：一种技术哲学》（Technics and Praxis:A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1979）一般被认为是在北美出版的第一本关于技术哲学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