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巴赫金：理解与对话

人文学术的交流，巴赫金区分为两种境界。接受他人文本，源文本能弄通，能阐述明白，这是理解的境界。进一步做出应答，以自己见解与之切磋，推导出新意，便上升到了对话的境界。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巴赫金研究，恐怕可以说正在超越理解的阶段，向着对话努力。摆在面前的这本专著，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个有说服力的佐证。

就说理解，巴赫金也是很难的题目，涉及多个学科，贯通古今，读懂他的全集已非易事，准确认识他的整个思想，更其困难。我特别赞同的一点，是作者立意高远，要从哲学思想这个根子入手，宏观地把握学者一生的理论建树。这里，做到什么程度固然重要，有没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尤其重要。阐释巴赫金的学理，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观念、某一范畴，是自然之理，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对巴赫金其人来说，只弄清他主张什么，不追问他为什么有此主张，这主张同他的人生理念有何关联，就等于什么也没理解。试想，离开他在人的社会存在、位置与责任、自我与他人、生活与艺术等问题上的坚定而系统的信念，怎么能真正领会对话、独白、他人这类命题的实质呢？把他的对话观泛化为一般地提倡对话，或者置疑复调小说几近空穴来风，不就是只看局部不看整体，未能由表及里吗？我们知道，大学者都是一个个完整而深邃的个性，在他众多学理的背后支撑的，是一种深刻的人生理念，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追求。没挖掘到这精神的支撑，便入不了理解的佳境。我们又感觉到，大学者的思考，不是平常逻辑的推导。语出惊人，有悖常理，辩证而后闪现出独特的睿智，是时有所见的。而这辩证之法，主要便是转换视角，在整体中在变化中寻找新思路。人文学者的书读多了读熟了，我渐渐形成一种不移的信念：他们不单是理智的思想者，不单是建构系统的理论；他们都有关注社会人生的情怀，珍视人的存在和价值，弘扬人的使命和创造。不独俄国学者如此，当今世上确有卓识的学问家概莫能外。我们这些研究者，相应地也须培养一种全面的看人的观点。

此书的第二个长处，是采用语言学与文学相融合的跨学科视角。这是巴赫金学术特点决定的，来源于语文（语言与文学）不分家的传统。并且，他所倾心的语言学和文学理论，不是简单地因袭，却是偏向语言哲学和文艺美学的一路，可说独辟蹊径。以学科划线分治他的理论，首先就难以透彻理解。例如，囿于语言学的范围思考对话论，同局限在文学上看复调，都会不得要领，似通非通。而这本书中各部分的论题，几乎全是把一般话语同文学文本相互沟通，把艺术语言同非艺术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用语言哲学的视角透视分析，给读者勾画出很清晰的理论脉络。我觉得，青年研究者这样知难而进，不断扩大学识结构，在博中求精，是一种有远见的表现。在哲学和人文领域，学科走向细密有它必然之理，但如现今这样切割细碎，动辄标榜新学科，俨然独立自足，无须旁顾，恐怕己经是流弊深远。培养人材，小专业，窄基础，自我封闭，结果让人不可能有大眼光去自主创造。说得实际些，这样的知识结构不能适应研讨巴赫金的学理，也不能适应研讨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句话，面对中外文化交流的任务，只有望洋兴叹了。因此，倒不妨借巴赫金研究的契机，多思考一下拓展跨学科多视角的问题。

书里安排有具体的文本分析，还用不小篇幅专门讨论了文本分析的方法问题，是近年学术专著中不多见的，却是颇可圈点的。巴赫金讲到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时，强调可用文本一言以蔽之，意谓学术研究就是同文本打交道。众所周知，他的主要理论建树，正是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小说引出的结果。换成我们习惯的语言说，研究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无论是验证成说，置疑论点，推出创见，主要靠文本事实话说，靠自己对文本事实的分析辩证。研究中采用新理念和新视角，也主要体现在文本分析的原则和方法中。本书作者针对不同文本，特别是针对不同的目的和视角，分述了几种文本分析的做法，这在方法论上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感觉在外国语言文学以至文化的研究领域，似乎天然地埋伏着一个陷阱，不知不觉间便会坠入其中。这里存在两类文本，一类是语言文学文化的作品本身，可叫事实文本；另一类是对它们的分析研究，可叫观念文本，是论语言、论文学、论文化。由于掌握外国文化相当困难，研究者更多是依赖第二类的观念文本，亦即第二手材料。走到极端，完全绕过事实文本，只凭借他人的观念文本，纯“思辨”地编织自己的论著。而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我以为作者处处想着事实文本，首先是巴赫金的文本，其次是与他的理论相关联的这样或那样的语言文学作品，还有可用巴赫金学理加以解剖的文化事实。这才是论巴赫金，不是论“论巴赫金”。

最后说几句对话的问题。据我平时的了解，作者向来喜欢独立思考，爱问为什么，从不满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总要追求自己独到的领会。研究巴赫金十余载，今天他的确有了些可喜的成绩。我只说一点：他对巴赫金关于对话和狂欢化的理论体系，做出了一种独特的概括，或者说归纳出一个独特的模式。对话与狂欢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提出的。它们在巴赫金的思想体系中无异是相互关联的，只不过巴赫金本人没有讲到过，正和其他许多问题都没得到他的系统阐发一样。而对话与狂欢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现象，确属文化史上的客观现实；且它们的相互关系可从文化心理、思维模式、认知规律、审美建构等多种角度来加以梳理和整合。这书里就是从思维模式的角度整合上述相关范畴的，并且引进了二元对立、相反相成的分析方法。这样的阐发思路，我认为与巴赫金的文化观是暗合的。他到晚年反复思索人文科学的认识论，从宏观上辨析文化思维的类型，并预测着文化思维的发展趋向。退一步说，书中提出的概括，即便不合乎巴赫金的原意，仍不失为一种可能的见解，自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接受他人文本时的所谓对话境界，指的就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针对他人文本提出自己的问题，再就此做出自己的回答。这回答已属思想上的创新。对话的目的和对话的价值，全在于推出新意。当然，对话者能提出怎样的问题，他又能做出怎样的回答，包含着多大的新意，都是未定之数，受到许多条件的制约。不过，一旦由理解进步到对话的层次，研究者的文本也就值得认真关注了。

写到这里，一种期望油然而生：再经艰辛的努力，作者当会给巴赫金提出更多更大的问题，随之做出更加令人兴奋的回答。巴赫金这类人文学者，在我们思考当代现实问题的时候，能激发灵感之处正多，但需要一些敏锐而刻苦的研究者从中加以点拨。

白春仁

2007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