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理论概要:应用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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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关于第二语言获得生理机制的研究

前面我们介绍了有关第一语言获得过程神经生理和语言心理的研究。那么,第二语言的发展是否也遵循同第一语言一样的规律呢?这就涉及一个第二语言获得的生理机制与第一语言是否相同的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讨论。

2.2.3.1 关于第二语言在大脑中位置的讨论

关于第二语言在大脑中的位置的讨论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失语症的研究,一个是对持双语者大脑神经反应的实验研究。

对失语症的研究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处在大脑的同一位置,即左脑。因为一些失语症的患者在左脑受到损伤后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都受到了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另一些病例的质疑,医生在治疗另一些大脑受损的病人时发现,左脑受到损伤时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受损的程度不一样,第二语言比第一语言更易丧失,而恢复又比第一语言慢(Paradis,1977;转引自靳洪刚,1997)。对此人们提出一些假设,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由于第一语言较早植入大脑,不易受损(Ribot,1977;同上)。这种理论在心理学上称之为“前次效应(primacy effect)”,或者叫“首因效应”(张厚粲等主编,2000)。

另一种观点认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不在大脑的同一位置。因为有些失语症的患者在右脑受到损伤时第二语言往往受损,在左脑受到损伤时更多的是第一语言受损。由此人们提出,第一语言在左脑,第二语言在右脑。因此,仅靠对数量有限的失语症病例的研究还不足以确定第二语言在大脑中的位置。

有关第二语言在大脑中位置的讨论,还有一些来自对“持双语者(Bilingual)”的研究。人们在对不同时期开始第二语言的持双语者的调查中发现,幼年时期或者几乎同时获得两种语言的人,在左脑处理第二语言的可能性较大;成年后再学第二种语言的人,在右脑处理第二语言的可能性较大。幼年和成年区别是“临界期”,即12岁左右。温瑞希(Wenreich)把前一种情况称为“同步双语获得”,把后一种情况称为“异步双语获得”(靳洪刚,1997)。也就是说,年龄是决定第二语言位置的一个因素,成人在右脑处理第二语言的可能性更大。一般认为,这可能跟成人学习语言使用一定的策略有关。

应当看到的是,左脑和右脑的不同是大脑自身的分工所致,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左脑主管语言,是优势半球,但是一般人的正常行为都是由大脑整体功能所支配的,像阅读、数学能力、记忆的有效存储和提取等都需要左脑和右脑的共同参与(Doris Bergen, Juliet Coscia,王爱民译,2006),而且,从第二语言教学的角度看,绝对地说第二语言一定在大脑的哪个位置处理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2.2.3.2 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在神经生理、语言心理上跟第一语言的差别

第二语言获得过程与第一语言获得过程的差别是什么,这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神经生理和语言心理两个角度进行的。

从儿童第一语言获得的诸多研究可以看到,二者的首要差别在于,第一语言掌握过程伴随着大脑、听觉器官、言语器官的发育过程。婴儿出生后脑重迅速增加,新生儿平均脑重为350~370克,6个月以后达到700克,1岁时达到900克,达到成人脑重的2/3,3岁时达到1000克以上,是出生时的三倍,6岁时达到成人脑重的90%左右,进入青春期才与成人相同(王德春等,1997)。对比2.2.2.6儿童在第一语言获得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表现,我们会发现,儿童脑重的增长与语言的增长不但成正比,而且两相对应。与此同时,随着对语言的理解和语言使用的发生,儿童的听觉器官和言语器官也不断地发育成熟。第二语言的获得则不存在这些过程,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开始学习某种语言的时候就已经具备了上述生理条件。

二者的差别也表现在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的发展上,第一语言掌握过程伴随着感知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形成过程。儿童通过对声音的感知来分辨语音和非语音,通过对实物的感知来了解语言词汇所含有的意义,因此,第一语言获得的最初阶段主要是词汇,以实词为主。在获得语言的同时,儿童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也在不断拓展。在儿童语言从实词走向虚词,从单词、双词走向整句的同时,我们能看到儿童抽象思维发展的轨迹。这也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论争(即人类是先有思维还是先有语言的问题)的由来。所以第一语言的掌握过程伴随着思维的发展。第二语言的获得则不同,多数第二语言学习者(少数第一语言尚不完备的年幼学习者除外)在学习之前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感知能力、认识能力和抽象思维的能力。因此他们才能凭借第一语言的翻译来掌握第二语言的一些词语。

前述对失语症患者的研究表明,尽管第二语言在大脑中的位置还不能确定,但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就是掌握二者的神经机制不完全相同。因为脑受损的人往往只失去一种语言能力,而不是两种语言同时丧失。

2.2.3.3 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在神经生理上的特点

相对于第一语言获得,第二语言获得过程在神经生理上的特点有这样几个。

第一,不理解的生词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相当于对第一信号系统的刺激。因为此时学习者尚未建立起词义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汉语第二语言教师多半都有这样的经历,如果在某个第二语言学习者身后用汉语叫其中文名字,这时一般是得不到回应的。

第二,第一语言的心理词典(mental lexicon)与第二语言的心理词典不是一一对应的。这一点很值得第二语言教学关注。心理词典是词的意义在人心理中的表征。二者不对应也就意味着,学习第二语言并不是把目的语译为母语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心理词典”这个概念最早由特雷斯曼(Treisman)在1960年提出,他认为心理词典由许多词条组成,这些词条具有不同的阈限。当一个词条的激活超过其阈限时,这个词就被认知了(张必隐,1992, p.66)。由于二者不是一一对应,因此,一个第二语言的词语要被学习者认知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激活,有时可以在第一语言中找到对应词条,有时则需要第二语言的其他经验。比如英语的help可以译成汉语的“帮助”,但“帮助”在汉语中的语义功能跟英语的help并不完全相同。所以,当一些初中级水平的美国学生被问到:如果你在中国碰到危险怎么办?绝大多数学生的回答都是:我就喊“帮助!”。事实上,如果真发生此事,某个在附近听到喊叫的中国人很可能会漠然置之,因为紧急时刻汉语要说“救命”,此时“帮助”不可能激活中国人心理词典中“救命”这个词条。

日韩学生在学习汉语时常常会有一种似乎明白了但实际不明白的情况,这是由于他们曾经通过第一语言学习汉字,掌握了汉字携带的一些意义,在学习汉语时就把过去掌握的意义跟接触到的同一个汉字关联起来,这时他们自以为理解了某个词,但是使用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掌握这个词。比如“劝”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既可以表示“劝勉”,也可以表示“劝阻”,但是在古汉语中一般只表示“劝勉”,日本学生一看就以为自己会这个词,但使用时往往出错。所以,当他们要表达“我劝你别去了”这个意思时,他们会说出“我不劝你去”这样的句子。

第三,在同样的语言活动中,第二语言要比第一语言动用更多的神经机制。研究者用脑电描记法来测定使用不同语言所需的神经机制。他们在测定一位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妇女大脑的不同部位时发现,这位妇女在使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希腊语)时,大脑皮层活动的范围要比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英语)时大得多。也就是说,人们在使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时要动用更多的神经机制。所以,与第一语言相比,第二语言在使用时要动用更多的脑神经机制。

这一点,在日常的第二语言教学中也可以从学习者的表现观察到,在课堂上第二语言学习者常常会不自觉地喃喃自语。自语的内容往往是学习者的第一语言,日本学生在面对教师提问答不上来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用日语说“難しい(太难啦)”,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每逢停顿,或者要停下来思考时就会用日语说“あの, あの…(那个,那个……)”。如果在上课时班里有谁打了一个喷嚏,英国学生就会脱口而出“Bless you”,等等。

2.2.3.4 影响第二语言发展的因素

第二语言跟第一语言有着密切关系,在讨论影响第二语言发展因素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1)第一语言在第二语言学习中起什么作用。在我们使用“第二语言”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已经假设,学习者已经掌握第一语言或者在此前已经开始学习第一语言,而且,由于大多数人的第一语言发展过程伴随着大脑的成熟,因此,这种早先植入大脑的语言会对第二语言的学习产生什么影响就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2)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是谁,是儿童还是成人。尽管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假设,而且主要是针对第一语言获得提出的(靳洪刚,1997, p.156~157),但已经有不少研究者接受了这个理论,多数人同意这个时期在12岁左右。因此这个问题既涉及年龄因素也涉及学习者个体变量。跟这个问题相关的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小问题:A.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和学习第二语言是否相同;B.儿童学习第一语言和成人学习第二语言是否相同;C.儿童学习第二语言和成人学习第二语言是否相同;D.儿童和成人学习第二语言是否遵循同样的发展路线,等等。(3)第二语言是否能达到与第一语言同样的水平。这个问题也建立在问题(1)的假设之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神经生理健全的人都应该能够学会语言,既然已经学会了第一语言,为什么不能学会第二语言呢?在这个设问的基础上来看问题(3),我们就很难在神经语言学里找到更有说服力的答案。所以,与其说这个问题跟神经生理机制有关,还不如说它跟教与学双方主观及客观的各种条件有关。

根据前面有关影响第一语言发展因素的讨论,以及第一语言发展过程的各种实验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语言获得过程涉及较多的自然因素,比如,儿童大脑、听觉器官、发音器官等先天条件是否具备,儿童成长过程中感知能力、认知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状况等等。因此,大多数的研究也集中在生理解剖、神经机制、发展心理等方面。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第二语言发展的研究固然有不少帮助,比如,人们观察到的儿童在语音、词汇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对第二语言发展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更多的研究与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目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由此看来,有关第一语言的研究可以提供给第二语言研究的主要是人类语言发生的神经生理基础。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得以认识语言的自然属性。然而,仅靠这些启发还不足以建立起第二语言发展研究的框架。换言之,第二语言发展研究的框架不能只建立在神经语言学的研究基础上,因为它只提供给我们第二语言学习者都具备语言能力这个假设的基础,而学习者的第二语言最终能达到什么程度,第二语言教学获得成功的条件等问题不可能从这儿得到答案。因此,在我们了解了语言学习的神经机制以后,我们需要回到语言的社会功能方面,从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文化的角度考察第二语言学习。所以,我们把有关影响第二语言习得因素的诸多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涉及第二语言学习的目标,即问题(3),我们将在本章第3节讨论;另一部分涉及语言学习与习得理论,即问题(1),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问题(2)则散见于两处,因为本书的主题是第二语言教学,而绝大多数进入课堂学习第二语言的人已经处在“关键期”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