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保平教授关于非洲文化与政治的专著遗稿，经刘海方博士整理，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让人宽慰的事，也是中国非洲问题研究的一项重要的新进展。

我应保平的夫人徐勤霞老师嘱托为本书写序，曾经十分犹豫。我对非洲研究是外行，本不应越俎代庖。但我同保平有二十多年亦师亦友的连续交往，如果他还在世，多半也会要我为他的新书写一点东西。念及于此，就在小序中先忆人，后议书，告慰在天的保平仁弟。

初识保平是在1986年，当年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第一次开设硕士生课程“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保平来听课。比起同班的其他同学，他显得更加老成、认真，还带着一点羞涩。虽然我虚长保平十岁，但两人相熟之后，发现共同语言很多。私下交谈时说起过，我们俩都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期吃不饱肚子，不过当时我是少年，他是婴儿。好在都没有因为吃不饱而过分影响发育（当时三聚氰胺奶粉和瘦肉精等还没有问世，食品的“量”重于“质”）。两人的性格也有一点相似之处，都属于偏内向、偏保守的慢性子，相信做工作、写文章需要“慢工出细活”。我们俩都属于重家庭的男人，而且喜欢贴近大自然的生活。记得保平当年住在北京西郊某处时，说他和夫人、幼子常常在周末到湖边泛舟、野餐，邀请我们一家三口同去享受野趣。可惜这项动议没有得到落实。

第一次真正跟保平在学问上打交道，是他同徐昕、郝望两位同班同学合作翻译汉斯·摩根索的名著《国家间政治》，让我担任校对。平心而论，四个译校者都很认真，又各有特色，其中最认真的当属保平。徐昕的译文最让我放心，改动最少；郝望的翻译需要仔细一点校读，因为他碰见难点，偶尔会滑过去，我得核对原文，补充漏掉的部分；保平则正好相反：他会去添加译注，还会在译文中增加原文没有的内容，比如某个事件发生的年代、地点等等，生怕让读者漏掉点什么，弄得我又气又爱，只好替他忍痛割爱，删掉原文中没有的词句，必要时把添加的词句改为译注。

2005年春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回北大，保平几乎是头一个来找我谈学术工作的老师，讲他和徐昕、郝望重新翻译了摩根索那本书的第七版和新版原文增加的内容，嘱我再写一篇序言。这本厚重的国际政治学经典著作的中文版，凝聚了一般读者难以体会到的大量心血。这是保平对国际政治学科建设的一个值得记下的贡献。

保平的专业方向是非洲政治，但是他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广泛兴趣，显然促进了他的非洲研究。至少，他是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同世界政治的大局联系起来的，并且努力以政治学为基础。这一点，在潘维学友回忆保平的文章中有所提及。我个人经历的事情是：保平从徐勤霞老师那里听说我要给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安排的新闻界研讨班讲课，内容涉及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就主动要求旁听，课后还要私下垂询几个问题。这样的情况，在我记忆中至少有三次，虽然我并不知道我的讲座内容是否对他有所帮助。

保平的好学态度和广阔视野，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从非洲传统文化的角度切入，准确地抓住了非洲政治的核心特点。他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部族文化、口传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特征，表明黑非洲社会文明发展尚处于较初级的阶段，与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工业文化、精英文化、文字文化、信息文化有较大差距，使黑非洲各国独立后的政治发展处于较低的起点上，在试图建立类似现代西方社会那样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时，势必遇到极大的阻力。在独立初期仿效宗主国设计的政治体制，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和经济基础，最终都未能经得住冲击而坍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建民主政体的努力也同样面临严峻的考验。

书中论述到，黑非洲历史文化传统诸要素中，以对部落（或称部族）的片面政治认同和忠诚为核心的部落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共同政治文化的诞生和国家、民族一体化的形成，是导致政治不稳定、政治发展滞后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强烈的部族色彩反映了黑非洲政党和领导人的不成熟性。它往往使多党竞争变成不同部族之间的较量，使竞选活动演变为部族冲突。更有甚者，一些国家境内的部族要求独立，建立主权国家。在冷战后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出现裂变以及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独立的示范作用下，一些部族要求分离和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不仅会危及一国的统一和稳定，而且也对当初非洲统一组织确定的殖民时期边界不可改变的原则提出了挑战。黑非洲文化心理中的保守特性，尊崇祖先、以年龄而不是以才干取人的思维定势，动辄求神、祭祖、看“风水”之类的愚昧风习，使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政治文化难以与之对接，从而不利于新政治体制的移植。当今黑非洲政坛上朝令夕改、以言代法的弊端，可以从口传文化的短暂性中找到思想根源。

初步了解了黑非洲的文化传统之后，对这一广袤地区的政治制度为何多变，一些国家政局为何不稳，就容易理解了。通过制宪的和平手段或者流血的军事手段，独立初期实行多党制的非洲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改行一党制或禁党制。至80年代末，在非洲当时51个独立国家中，只有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实行多党竞争的政治制度。

作者认为，与多党议会民主制相比，一党制、禁党制的权威型政府更容易克服国家分裂的脆弱局面，有助于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国家生存发展的巨大压力，迫使非洲国家倚重国家权力来加快民族整合。国家政权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控制和干预，各种形式的“非洲社会主义”风行一时。被视为采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另一些国家，也出现了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和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当时的非洲领导人普遍认为，多党议会民主制不适合于非洲，而一党制则符合非洲传统社会的“民主”特性；由领导人民取得独立的政党上台执政，是历史的必然。执政党对其他政党予以解散或取缔，对不肯就范的反对派力量进行打压，使其处于地下状态或流亡国外。政府控制着国民经济生活的所有关键部门，国营企业占据了工矿企业的主体，同时也是强化集权统治的重要工具。

作者指出，从当代非洲由传统村社社会这一低起点迅速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背景上看，这种局面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并且逐步充分暴露出来。尼日利亚、刚果（金）等国家走上了军事政变、军人政权的道路。军事政变与合法的、合乎程序的政权变更相比缺乏合法性，是对政治文明的一种反动；军人政权与文官政权相比，受到的约束和制衡力量更小，因此具有更强的随意性，更容易滥用权力。统治者借助武力和压制而不是民主、协商和法治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统治。不少军政权领导人成为军事独裁者，其国家政治走向专制、腐败。在中非、乌干达、布隆迪等国家，军政权的专横暴虐让民众生灵涂炭，国家蒙受耻辱。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党或禁党的政治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导致部分采取苏联模式的非洲国家的执政党陷入迷惘和危机。作者谈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强势与政治经济霸权，使得相当一部分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盲目信奉普选、多数决的合法性。西方的现代化图景更给非洲国家带来巨大的诱惑力，提高了民众的期望值，从而给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一浪潮到来之时，非洲国家毫无例外地被裹挟进民主化的旋涡之中。书中写道：“这个世界简直容不得非洲国家按部就班、从容不迫地进行政治制度的设计，推进政治发展的步骤和现代化行程；它们只能屈从于西方的压力，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引入民主政治，从而出现了‘勉强的民主’的尴尬局面。”保平在这部著作中，相当详细地解剖了他长期观察、几次亲身访问的坦桑尼亚的政治发展，指出冷战结束后非洲面临西方要求实现民主化的巨大压力，而坦桑尼亚经济发展所需资金的80%来自西方。为了获得经济发展必需的援助，坦桑尼亚政府只能面对现实，按照西方援助国的要求启动多党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其结果是党争导致联合政府的权威和施政能力受到削弱，给统一民族的构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从整体上看来，保平在本书中对黑非洲各国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的批判，比起对源于本土的前现代统治方式的批判，要严厉、深刻得多，虽然正如他所指出的，两者都阻碍了黑非洲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进步。根据我拜读本书和平时同保平谈话时的理解，他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社会稳定视为衡量非洲政治的首要价值。显然，西方民主化对这些目标的冲击是巨大的。那么，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才能更好地促进非洲国家建立现代政治文明、法治和发达的经济，同时又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完整呢？除了西方对非洲的外部压力和部分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盲目追随西方价值以外，非洲有没有实现法治和民主的内在动力和因素呢？

作为非洲研究的外行，我很希望从保平那里请教更多的问题，得到更多的答案。本来，他生前最后一个阶段在非洲的深入考察和积累的大量资料，会使他的思考更为深邃成熟。然斯人已逝，伤悼追怀之余，惟有从保平的遗著中汲取学养，实现他的遗愿，把我们对非洲、对整个发展中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的研究，把我们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研究，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王缉思

2011年盛夏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