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业革命的表现

由于欧洲已经具备了一些促进商业革命的条件，商业革命就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重要事件。学者对商业革命的定义有很多争论，我们认为商业革命的时期主要是指地理大发现以后，到工业革命以前。在这段时期里，商业的长足发展促使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以后，殖民掠夺随之发展。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西班牙的殖民者接踵而至，他们来到殖民地的目的就是占有当地的金银财富。在哥伦布最先到达的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原有的印第安文化和印第安人民遭到了彻底的毁灭。印第安人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创建的文明古国也不复存在。在这样的掠夺中，大量的金银从美洲进入欧洲，仅每年运往西班牙的金银便以数万甚至数十万公斤计。16世纪初，西班牙已拥有商船1000多艘，航行于各大洋。西班牙把美洲的产品运往欧洲各地，把自己的羊毛、丝绸、呢绒运往意大利、北非和尼德兰。从美洲运回的蔗糖、可可和烟草，在欧洲出售后利润高达400%—500%。为了保护拉丁美洲的金银财富源源不断地运回西班牙，西班牙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赢得“无敌舰队”的称号。虽然最先推动地理大发现的西班牙、葡萄牙通过对欧洲与亚洲、非洲和美洲贸易的垄断，以及对亚非拉地区的各种形式的殖民掠夺，成为世界最早的商业殖民帝国，但它们并没有长久地富裕下去。其原因在于它们所获得的金银没有变成“资本”，而是消耗在官僚体制、军事开支以及奢侈消费上。殖民掠夺来的金银不能变成“资本”，也就不能建立商业和工业的有机联系，无法建立民族工业，这就注定了其地位的衰落。

西北欧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强于西班牙、葡萄牙，所以，流入西班牙、葡萄牙的贵金属最终又转流入尼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手工工场主的钱袋中。从16世纪末期开始，荷兰和英国逐渐成为商业强国，取代了意大利昔日的风光。欧洲的主要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北岸转向了大西洋沿岸。到了17世纪，英国的伦敦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贸易的最大中心。阿姆斯特丹是当时世界的商业中心，也是国际信贷中心。

荷兰经济发展的特点在于商业超过工业，而且外贸超过内贸。荷兰抓住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欧洲“商业革命”契机，把发展世界商贸作为基本国策，“商业是荷兰政府的政治”。荷兰位于大西洋沿岸，又处于北海、波罗的海至地中海的商业要道上，荷兰政府利用上述地理优势，积极创造发展世界商贸的条件。荷兰拥有一流的造船技术，并不断进行技术革新。17世纪上半叶，荷兰拥有全欧轮船吨位的3/4，成为“全世界的船运夫”和“海上马车夫”。荷兰当时有着发达的毛织业、丝绸业、麻布业、造船业、捕鱼业，在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的过程中，荷兰人以其庞大的船队航行于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北海，利用世界各地的价格差，进行世界性转口贸易，并由此成为一个靠经营海上中转贸易而发家的商业强国。但荷兰是一个商业资本占优势的国家，工业并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这一特点使得荷兰在西欧的经济地位被拥有强大的工场手工业的英国所取代。

英国在商业革命进程中表现突出。“英国实现中央集权政府比较早，它是第一个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市场的国家；在这个统一的市场中，地方性的贸易限制相对来说是极少的。虽然还缺乏充分的定量证明，但是根据大多数报道，英国的商业革命比荷兰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彻底。”商业革命使英国进出口贸易在1698—1775年间增长了500%—600%，其中对殖民地的贸易从15%增加到33%，使伯明翰成为重要的铁器制造工业中心。商业革命也提供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大量资本（以利润形式源源不断流向英国）。经济史学家已经习惯以工业化的词汇来阐释历史，所以把社会分为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这样的架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为工业社会之前就有一种一切趋近于工业的社会趋势，而事实上，那是一个趋于商业化的社会。从这个角度看，商业革命对于工业革命意义重大。

农业的商业化发展

我们知道，中世纪晚期，欧洲农村的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农业中已经存在一些商业化的迹象。商业化是经济各个部门参与市场买卖的互动过程，其直接动力来源于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这种需求来自于人口增长的压力。

欧洲人口从16世纪开始有了很大增长。从1500年的8200万左右增长到1600年的1.05亿。然而，到了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减少了，同时，意大利、德国、也许还有巴尔干半岛的人口停止了增长。17世纪以后，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了，到了18世纪中期时大约有1.4亿至1.5亿人生活在欧洲。随着人口的普遍增长，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大提高了。城市尤其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现象。两个半世纪以来，城市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伦敦从一个5万人的城市变成50万人的城市。1500年时，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只有4个（巴黎、米兰、那不勒斯与威尼斯），到了1700年人口在10万至20万之间的城市已有8个（罗马、威尼斯、米兰、马德里、里斯本、维也纳、塞维利亚与巴勒莫），人口在20万到40万之间的城市有两个（那不勒斯与阿姆斯特丹），另外，还有两个城市（伦敦和巴黎）的人口超过了40万。到18世纪，城市仍在继续扩展，大城市明显地日益增大。

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构成了农业商业化的需求，使得农业生产出现了变革，在农业中以市场需求为中心、以获利为目的的商业化原则逐渐确立起来，农业开始采用专业化经营的方式，农业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农业商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土地开始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英国在16世纪以后，土地的买卖和转让日渐普遍。“在1660年以后，谷物价格的持续上扬使得土地买卖异常活跃，圈地也愈演愈烈。在1590—1600年间及1640—1650年间，诺福克和萨福克的耕地租金上涨了6倍，牧地和草地的地租上涨了2—3倍。”

在西班牙，“到了1550—1560年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自从1535年由美洲进口贵金属以来，谷物价格大幅度上涨，农民迫切想从价格上涨中牟取利润，于是，牧场一片片地被开垦成了耕地。”在欧洲内陆，“在16与17世纪之间，价格波动造成了葡萄种植业的衰落。当价格上涨时，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上升得比葡萄酒的市场价格要更快——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头十年，法国的谷物价格提高了9倍，肉类价格提高了7倍，而葡萄酒的价格只提高了4倍到5倍；于是，就出现了将葡萄园改成麦田的趋势。”“在17世纪，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定期为郁金香的球茎开价，培植郁金香一时蔚然成风，有人将此风称作‘郁金香热’，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些都反映了农业生产与市场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

自都铎王朝晚期开始，由于商业利益的刺激，英国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圈地运动。随着土地产权的变更和圈地运动的发展，英国农业经营的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十六七世纪，英国的土地所有者直接经营土地已经越来越少，大部分所有者将土地出租给佃农，佃农们再雇用帮工进行耕种，土地所有者通过出租土地收取地租。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分工的专业化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农业产量的增长，同时也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这些技术进步体现在“东部低地国家实行的黑麦连种制，弗里斯兰实行的广种豆类作物的四到六茬轮作制（阿尔萨斯也采用这种制度），佛兰德尔的格宁根地区实行的农牧轮作制，以及尼德兰各地实行的以饲料作物充当填闲作物的谷物轮作制，即在休耕年不种谷物时种一些饲料作物”。到16世纪，英国农业技术有了显著进步，农业产量增长很快。1750—1850年小麦产量增长了225%，大麦增长了68%。英国的农业生产迅速跃居欧洲领先地位。1500年，英、法两国的劳动生产率基本相同，但在1600—1800年，英国人均粮食的产量增长了73%，而同期法国只有17%。19世纪英国成为欧洲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1700年，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活1.7人，1800年能养活2.5人，这为工业化的进行打下了基础。

卡尔·布兰尼认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需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土地的商业化，使封建地租可以流通；第二个阶段是食品和有机原材料生产的加强，以满足全国快速增长的工业人口的需要；第三个阶段是剩余生产制度扩大到海外和殖民地。这几个阶段在英国都有体现。

原工业化——乡村工业的商业化

原工业化是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农村家庭工业，是一种早于和先于工业革命阶段的工业形态。大致说来，这种类型的工业形态出现在16世纪到18世纪，也就是习惯上所说的欧洲近代早期。1932年，捷克历史学家克勒普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第一个迹象是从农村工业地区产生的。德国的历史学派也认为，工业组织的进步经历了从分散的手工业制度向家庭手工业制度，然后向工厂制度发展的一系列阶段，认为农村的多重就业方式和“家庭经济”是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原工业化本身是商业化的产物，但是一旦这种制度出现，又对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转型产生重大影响，是商业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

原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原工业化指的是某种类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这类工业的产品是为出口而生产的，从而使得影响这类工业活动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当地的农业条件和气候条件，这一点不同于农业，农业虽然也经历商业革命，但是“地理和气候仍旧对农业生产及其成果具有深刻的影响”。第二，原工业化是由农民家庭参与的经济生产活动。原工业化的经济活动是季节性的，农民通过原工业化的经济活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从而改善其经济状况。第三，原工业化与商业化的农业建立了互相补充的关系。第四，原工业化在某个区域内进行，这些区域往往以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市镇和城市为中心，以某种最低限度的运输系统和法律体系联系起来。

原工业化之所以能够发展，是与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的需求增长相关的。世界体系的形成带来了新型的国际劳动分工和市场变化，造成了欧洲和其他大陆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为欧洲广大地区原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必要前提。17世纪国际市场的变化使得英国呢绒业成为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部门，产量增加了2—3倍，而西赖丁的家庭工业生产的呢绒产量增加了8倍，为英国提供了1/5的出口商品。原工业化的发展还得益于城市工业向农村的转移。17世纪，欧洲纺织业生产持续从传统的中心城市向广大农村转移和扩散，这种现象在意大利表现尤为明显。原工业化兴起的必要条件是低廉的农民劳动机会成本。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前的两个世纪里，经济已经有了一定进步，并且为原工业化提供了大批机会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当然，除此之外，还需要制度环境的支持以及供应链系统的完善。英国在这方面表现良好，从而引致了工业组织和技术的改变，原工业因而转入以工厂为基础的现代工业。

从组织形式上看，原工业化的组织形式与中世纪的手工业作坊有着很大的区别。中世纪的手工业作坊主要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工匠的劳动属于一种个体劳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生计；手工业作坊的产量非常有限；外部要受到行会的制约，内部要互相协调，排斥竞争。因此手工业作坊虽然位于城市，但是参与市场的程度并不是很高。原工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摆脱了行会的控制，商人资本直接参与制造业，参与市场竞争，生产形式主要是手工业制和外包制，并且以外包制为主。在原工业化的生产组织活动中，商人既是生产的组织者，也是主要的承销者。

原工业化不仅对前工业社会的农业制度、农业经营方式以及农业产品结构等产生了影响，也对农村社会结构、人口、家庭、消费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原工业化使农村出现了二元经济，使农民有了更多的市场意识，农民大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总之，原工业化与农业商业化之间是一个互动过程，原工业化促进了农业的商业化进程，商业化的农业也为原工业化提供了机会成本较低的劳动力。由于农民收入的增长，使得其消费能力增强，从而扩大了市场需求，进一步推动了原工业化。

商业贸易繁荣

贸易在1500—1750年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欧洲历史上是罕见的。有一些历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或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却命之为重商时代或重商主义时代。在这段时期里，商业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参看表6-1）。

“商业革命”使世界贸易量迅速增长。从发现“新大陆”开始到十六七世纪，贸易强国荷兰的船只数量增长了10倍，在1670年荷兰拥有的船只吨位大约为57万吨。英国在16世纪上半叶，每年出口的毛织品达到5—15万吨，17世纪达到25万吨。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1610—1640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额增长10倍。欧洲同非洲、美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日益发展，新的商品如美洲的烟草、可可、甘薯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国的市场上，成了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在欧洲，当时商业贸易比较繁荣的地方主要有四大区域。其一，地中海贸易区。1500年左右，地中海贸易区域的内部交流仍然十分活跃，并通过陆路和海路与东方各国相连，通过往北的海路、河路或山路和中欧、西欧相连。16世纪，地中海与黎凡特地区和中欧、西欧的商业贸易联系进一步加强。在16世纪下半叶，地中海地区在一些最基本的需求上越来越表现出对外界的依赖性，地中海成为更大贸易圈的一部分，而且，经济力量的中心已经移向欧洲的西北部。其二，中欧贸易区。这个区域有很多城镇和工业，并且蕴藏着大量的可交换的矿产资源。交通运输条件非常好，公路网与水路网纵横交错，其中多瑙河与莱茵河这两条最大的水路是贸易的命脉。“16世纪以安特卫普为中心的商业资本主义的特征就是横贯大陆的贸易与海上贸易的结合。这个城市成了南德的各个商业机构、葡萄牙国王的代理人、英国冒险商以及意大利与汉萨同盟的商人的聚集地。然而，海上贸易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三，波罗的海贸易区。波罗的海就像一个小型的地中海，其贸易分为两种：一种是海上贸易，另一种是陆上贸易，两种贸易所经营的都是日常所需的大宗商品，包括谷物、食盐、咸鱼、呢绒、毛皮、亚麻、大麻、铁、铜、木材、焦油、鲱鱼以及牛。北欧海上贸易竞争的港口城市分为两种：一种是汉萨同盟控制的城市，一种是荷兰人控制的城市，其中后者越来越占据优势。后来随着英国的发展，繁荣的中心就转移到了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其四，从直布罗陀海峡延伸到英吉利海峡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可以看做欧洲的第四块贸易区域。贸易商品的种类基本上与地中海地区或者北部地区相同的，以羊毛、葡萄酒和盐等大宗货物为主。这个地区的贸易与其他地区的贸易是相联系的。18世纪，俄国人也已经深入到该地区做生意。

大西洋沿岸贸易声势最大的是面向亚洲和美洲的跨洋贸易。在面向亚洲的贸易上，“在北欧各国——包括荷兰、英国、法国、丹麦和挪威——成为竞争对手之前，葡萄牙对通往东方的大洋交通的垄断大概持续了一个世纪。17世纪荷兰的贸易额和贸易范围获得了特别明显的扩大。整个亚洲海域——从东方的日本通过台湾直到东南亚各贸易站——都成了它的贸易区域，它的亚洲总部设在爪哇岛上的巴达维亚；从巴达维亚再一直延伸，通过印度、波斯与阿拉伯直到西部的南非”。欧洲与亚洲的贸易对于欧洲来说主要是进口那些奢侈品。在16世纪，香料、胡椒是主要商品。到了17世纪，“欧洲人商品选择范围的扩大与饮食习惯的改变减少了先前对肉类的大量消费，使得保存肉类所需要大量使用的香料失去了市场。印度的纺织品接替香料而成了欧洲的主要进口货。1700年左右，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货物中印度纺织品占了40%以上。以后，在18世纪二三十年代，咖啡与茶叶——尤其是茶叶——成了需求量很大的商品；到了1740年，它们占了这个公司的进口货物的1/4”。在面向美洲的贸易上，大西洋贸易的贸易制度和组织同亚洲相比有所区别，以殖民化为主，殖民化的形式包括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北美所建立的纯粹的拓居殖民地，北美南部各洲、西印度群岛与葡属巴西的种植园式的殖民地，以及墨西哥与秘鲁这两个西属殖民地的混和殖民形式。他们在新大陆的主要获取对象就是金属矿藏，金银滚滚流入西班牙，然后流入欧洲其他地区。大宗货物还有巴西的木材、糖、烟叶和棉花。欧洲向南北美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布匹、家具、酒以及其他消费品。奴隶贸易也是非洲、欧洲和美洲之间的贸易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该地区的商业贸易从规模上和制度化上都呈现出新特点。“与早期那种典型的、比较零散的沿海贸易相比较，这可以说是一种新出现的重要现象。通过一个巨大的商路网，商品有规律地流动着，这个商路网构成了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与汉堡为中心的欧洲的再销售系统。国际性的分工已经初露端倪，正如英国经济学家达德利·诺斯在1691年所说的那样：‘对于贸易而言，全世界犹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世界各国犹如这个国家或民族中的各国成员。'”

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有着一定的联系。正如经济学家罗斯托所言：“国际贸易在规模和结构上发生的这些变化与18世纪80年代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必然有着某种联系，至少有部分联系。”“贸易的扩大，对实际收入有着许多积极的直接影响。它降低了糖、烟叶、茶叶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成本；它向那些生产出口商品和加工进口商品的制造业提供日益增多的就业机会。”“与贸易有关的各行业活动增加了，这也扩大了实际收入。业务活动增加的行业有：商业本身、银行业、保险业、船舶制造业和港口建设业以及国内贸易，尤其是销售大量进口美洲和亚洲商品的规模扩大了。所有这些使中产阶级的人数和投入制造业的资本增加了。”“贸易的扩大，也直接促使了某些种类的制造和加工业的增多。”收入和人口的增加创造了一个需求量不断上升的市场环境，而且出现了进一步的城市化过程。在商业革命的影响下，在利润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人对发明和技术革新感兴趣。商业贸易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业发展，为技术在工业中的应用提供了驱动力。

货币、金融和银行制度

城市和乡村工业通过专业化的生产刺激了内部和外部需求。横跨大陆的贸易以及大西洋贸易的扩张，为欧洲内部的商品销售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联结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形成了16—18世纪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一切促进了货币、金融和银行制度的发展。

交易需要货币。开始时，由于货币种类的繁多以及金属货币中含银量的不等，使得货币经常升值或者贬值，又由于记账货币的多样性，使得早期的商业贸易活动交易成本较高，货币自由流通遇到困难。为了保护资产不受货币贬值的威胁，稳定的金币和大银币成为交易货币。在地理大发现以后，由于美洲金银的流入使得金银比价以及银铜比价波动较大。从而使得货币市场比较混乱。一直到18世纪，才过渡到一种稳定状态，“以金币和大银币作为流通记账货币基准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个时期，信贷得到了发展，消费信贷在地方经济中经历了相当大的扩张。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商人经常在农作物收获前，以部分现金或全部现金从农民那里买断他们的农产品，从而获得冬天纺织需要的亚麻。展期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信贷形式，债权转让是经常使用的债务结算方式。在整个17世纪，在西北欧的商业流通中普遍使用“授权凭证”；有利息的贷款形式也出现了；还有以土地所有权作为抵押的抵押信贷。17世纪末期，英国成立了土地银行，为农业投资提供经费。

金融技术在16世纪取得了进步。15世纪对贵金属的渴求使得国际支付技术明确地走向更好的多边清算体系。16世纪贵金属生产的巨大扩张以及金属货币的国际流动，逐渐导致了信贷领域的创新。进步首先表现在地方和国际票据交换上，意大利、西班牙在十五六世纪都出现了公立的清算银行；其次表现在国际商品交易博览会上集市银行（fair banks）出现。“16世纪北欧金融技术的进步在于工具方面而不是在制度领域。流通中商业工具的重要革新逐渐聚集到安特卫普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安特卫普在活跃的本票流通的基础上，改善了对本票持有人的法律保护和金融保护。从16世纪后半期开始，汇票的使用也开始渗透到北欧的交易网络中。从17世纪初开始，背书在安特卫普发展很快，此外，其贴现和期货交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正如《剑桥欧洲经济史》中所言：“具名商业票据的频繁流通为后来本票的成功开辟了道路，担保为近代背书后来的突破打下了相应的基础，现金保管业务的发展以及本票和汇票的贴现为近代贴现银行业铺平了道路。”

在意大利，直到18世纪中期，清算集市仍然存在，他们利用清算集市进行套汇交易。17世纪兴起的日内瓦银行体系，通过里昂的清算集市进入欧洲金融市场。1685年南特令取消以后，巴黎的银行体系进化为以国际化为导向的具有世界性地位的金融中心。通过国际支付的集中，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在17世纪发展成为世界性的重要票据交换中心，这不仅使阿姆斯特丹自身的国际贸易，而且还使伦敦、汉堡和其他城市的国际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有了银行的金融支持。同样，16世纪英格兰的商业繁荣为伦敦金融市场的逐渐发展奠定了基础。1600年左右，伦敦的金融市场包含一个业已活跃的商业票据市场以及可以满足非商业信贷要求的一系列工具，而且还包括一个范围广泛的由其支配的金融证券。1640—1672年间金匠银行兴起，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

投资领域和公共财政领域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显著的发展。改进的商业和金融工具为商人将利润投资于其他人的公司开辟了新的渠道，专设银行的出现和流行是一个显著的标志。金融投资成为银行家共同的投资方向。早期出售年金或世袭年金是城镇和统治者公共信贷的流行形式，后来发展成为短期国债，随着政府清偿能力的不断增长，短期国债又演化为长期国债。公共财政领域的革新对欧洲经济的发展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特别是从18世纪持久地开始，短期债务和后来固定的国债对商业、工业以及殖民地基础结构的资金筹措做出了明显的贡献。因此，它们是机器时代突破性成功的先决条件。”

城市：经济增长的引擎

凡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都有城市的存在。地中海经济繁荣时期，意大利北方是地中海最富庶的一块地区，此地集中了非常广泛的经济活动，出现了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佛罗伦萨与米兰都是大制造业中心；威尼斯和热那亚也是同样，而且他们还是海上强国，拥有大规模的商船队。意大利城市国家以其工业和商业的活力代表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最有生气的部分，正是这些城市国家加强了地中海地区与外部世界——即一方面为黎凡特地区，另一方面为西欧与中欧——的联系。

中欧贸易圈也是依靠城市的兴旺而得以发展的。伯尔尼、日内瓦、里昂、阿维尼翁、马赛、巴塞罗那、巴伦西亚、安特卫普、科隆、纽伦堡、维也纳、法兰克福等都是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他们作为市场中的结点，联结了巨大的商业贸易网络。通过城市制度，商人们最大程度地节省了交易成本，获得更为可观的利润。波罗的海的兴旺同样离不开城市。荷兰人控制的城市和汉萨同盟组织中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竞争商业贸易。大西洋沿岸的贸易也是如此。

跨洋贸易的商业路线由不同大洲的城市互相联结。在海外贸易兴盛时期，城市得到了显著发展；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贸易的兴旺，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在16世纪以后，城市商业活动的扩张加速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化进程。在工业革命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城市生活日渐影响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许多乡村贵族为城市的商业氛围所吸引，移居城市，或者参与城市生活。在整个前工业时期，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信息交流明显加快，城市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

在英国，除了大城市的崛起以外，城镇也异乎寻常地兴起。十七八世纪，英国主要的地方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加快了，有些城市逐渐地具有现代专业城市的特色。在前工业化时期，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多元化的城市体系，既有传统的市场城市、港口城市，又有码头城市、制造业城市、温泉城市、度假休闲城市、大学城、靠近主要道路的“要道城市”。海外贸易促进了英国西部港口城市的兴起。埃克赛特已经成为英格兰第三大港口；布里斯托尔也开始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利物浦港迅速崛起；坎特伯雷是肯特郡的最大城市，是地区的首府，人口从1670年的7000人增长到1770年的9000人；伦敦是英国商业革命过程中发展很快的城市。在16—17世纪早期，伦敦及其郊区的人口增长大大地快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增长。伦敦人口从1700年的约575000人增长到1801年的959000人，成为欧洲和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伦敦是这个国家的最大的港口城市，是主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政治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