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传播学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始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曾经为了准备在内部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的材料，翻译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论著的片断，知悉者只限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外国新闻事业教学的几位教师。因而，那一时期，传播学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还是极为新鲜的事物。
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当时将这一称谓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现在翻译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不管怎样，这是国内第一次公开介绍传播学。
1978年10月，日本新闻学会会长内川芳美教授访问中国。他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介绍了传播学。10月14日，他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给八十多位第一届新闻学研究生做学术报告，我便是听众之一。但是，由于我方的翻译对专业词句陌生，无法进行准确翻译。后来他用英语讲话，由英语写作专业的学生翻译。即使这样，有些概念学生们也是第一次听到，翻译不出来。于是，内川先生在黑板上写出一些英文词汇，其中“mass communication”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带来一种思想上的极大震动，因为此前只知道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还从来没有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思考过传媒的性质。
1982年4—5月间，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他的学生余也鲁的陪同下访华。除了与我们进行小型座谈外，他还在人民日报主楼顶层的大礼堂，面对数百人做了一个关于传播学的报告，回答了听众的提问。这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第一次与西方传播学者直接对话。同年11月，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召开。这次会议后，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组织编写了《传播学简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这是第一本国人关于传播学的书。
1983年，传播学被批判为“要害是否定阶级斗争”，上海复旦大学国际传播学研讨会被迫停开。1984年以后，传播学的研究悄然恢复。这年，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中国出版，即施拉姆、波特所著的《传播学概论》（Men, Women, Messages, and Media: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版（兰州大学出版社），这是第一本国人的传播学著作。
1989—1991年，传播学研究短时间停滞。有的文章批判说：“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同西方新闻学一样，掩盖阶级立场，不讲阶级性、党性、政治性，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离开人的社会性，孤立地研究个人对外来信息的反映。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的新闻学有原则区别的。”但是，响应这种批判的人很少。此后，传播学被确定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的二级学科，其学术地位得到确认。
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传播学研究主要在新闻研究机构。1993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出版了《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这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把马克思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政治领袖的学术成果；1997年，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人试图让传播学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中国传播学研究的高涨期开始于1999—2000年，此后，传播学研究的重心转移到高校，教育部将全国传播学的研究中心设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是：
第一，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数年高涨。1999年和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一套传播学译丛，前者8本，后者12本，吸引了新生代的研究者。如此集中地出版传播学译著，此前是没有过的。此后传播学译著的出版持续高涨，至今至少有200种以上。
2003年是个转折点。此前出版的传播学译著，以教材为主；此后出版的传播学译著，经典专著开始多起来。第一批经典传播学译著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当代传播学经典著作，以华夏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为代表；另一种是古典传播学经典著作，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传播学著作为代表。同时，数套英文原版传播学教材也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出版社出版。
如此众多的传播学译著能够出版，并且再版和多次印刷，反映出传播学书籍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市场。
第二，经验—功能主义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在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普及。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在北京地区开展了全国第一次通过计算机使用SPSS社会科学软件包来处理受众调查的调查数据的工作。那时，这种研究方法还十分罕见。现在，这已经是普通研究生做论文、传媒经营部门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了。传媒的“精确新闻报道”也成为一种新的报道模式。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个又一个的传播方面的调查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实用化，要求服务于某个具体目的，但在学术上没有得出像样的、成系统的理论。同时，传媒的所谓“精确新闻”，多数带有政治的或商业的实用目的，证明某种先入为主的观点或服务于商业炒作，科学性受到质疑。
第三，证实传播学假设的研究形成规模。这方面较为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议程设置论的研究。这个假设2001年被复旦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运用于分析中国的大众传播现象。在上海组织的抽样调查的结论，宏观上支持了这个假设，中观和微观上则是部分支持。围绕这一调查结果，也出现了在研究规范、可信度及适用范围等方面的质疑。2001年还出现了以中国的“《死亡日记》事件”、“2000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事件”来阐释议程设置论的论文。
第四，媒介形态研究开始受到关注。随着近年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传媒形态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于是，这个话题开始为中国的传播学者所关注。清华大学的“清华传播学译丛”中，多数是关于这个研究课题的，其他的传播学译丛中，这方面的专著也颇多，从早期英尼斯（H.Innis）、麦克卢汉（M.McLuhan）的著作，到约书亚·梅罗维茨（J.Meyrowitz）、保罗·利文森（P.Levinson）的著作。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逐渐多起来。
第五，开辟了较为广阔的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空间。中国引进的传播学，最早来自美国，因而在较长的时期内，所谓传播学研究，是指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传播学，还有部分维纳、申农从控制论、信息论出发的论述等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少量关于批判学派的文章，但不成气候。最近五六年，传播学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研究人气上升，文章多起来，出版的批判学派的译著也很多。符号学、文化学派、政治经济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等，都有译著出版，都有人在研究，也出现了学科带头人。例如陈卫星教授2004年出版的《传播的观念》，主要以结构主义传播学的观点考察了中国的传播现象。
现在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传播学研究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在人文主义视野中审视媒介的统治力量；一是在科学主义的视野内继续发展信息传播理论，为不断加强的媒介统治力量构筑更精细的技术理论，使人们陷入对媒介统治的更深的认同。这种研究造成如下情形：只看重为具体的利益服务，轻视传播理论的研究；没有系统研究的理念；化约为简单的宣传学，即使是舆论学，也变成了舆论引导研究。
现在需要强调：不宜用“理论联系实际”来规范传播学研究，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危险在于：将传播学研究变成“实用、管用、易用”的课题，以获得评奖、晋级的利益。
第二，在研究层次方面，总体停留在介绍层面。国人的传播学书籍，大多数是教材，真正有独到见解、有系统观点的学术专著，为数很少；加上近年翻译的传播学书籍中，教材占多数，因而，国人的许多传播学论文，引证教材而不是专著的居多。
第三，研究的话题长期分散。以2003年传播学研究涉及的话题为例，这一年传播学研究涉及：全球化对传媒和传媒文化的影响、新闻话语、媒介霸权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文化研究学派、符号学本体论、意识形态理论、异化理论、媒介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传播理论、麦克卢汉的技术乌托邦主义、健康传播、影视叙事、沉默的螺旋理论、民意形成、议程设置论、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信息的适度冗余、信息过剩、媒介生态、第三人传播效果、数码沟、史前非语言媒介，以及对传播学术语翻译混乱的梳理等等。每一个话题，通常只有一二篇文章，很少有社会反响，研究缺乏连贯性。
第四，课堂教学，基本停留在大众传播学领域，而且主要是经验—功能学派的观点体系。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符号学、批判学派、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只被提及，没有作为重要内容。
写这本小书历经近两年，看起来似乎不难，一动笔便发现很难。原因在于我国现在的传播学教学，大多以大众传播为主，或者干脆叫“大众传播学”。其实，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内容的一个方面。一接触到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文学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等，各种材料虽然都有些，但将学术化的各种论点转变为普及读物，没有人做过。现在终于做完了，需要交代一下：前三部分是我写的，后六部分的初稿是由我带过的和正在带的博士生写的，他们是曾庆香（第五、七部分）、刘自雄（第六部分）、周俊（第四部分）、陈俊妮（第九部分）、刘宁洁（第八部分），然后由我调整、增删，做了较为细致的修改，最后由我整体统稿。这里特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普及传播学知识，是我的夙愿。而在研究层面，我希望传播学研究不要过多地受功利目的的影响；研究方法要尽可能兼顾经验—功能学派、技术主义控制论学派、结构主义批判学派的各种方法；研究话题要相对集中。课堂教学，要全面向学生介绍传播学各个学派、各个方面的知识，避免以大众传播学替代传播学。
陈力丹
2006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