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希望与失望的转折：五四运动前一年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而结束。中国虽号称参战，其实只派出一些劳工，却因此而成了战胜国，国人颇有些喜从天降的感觉。北大文科讲师崔适当月赋诗志庆，其中一首说：“重瀛西去有威风，不费粮不折弓。战胜居然吾国与，大勋成自段新丰。”[1]梁启超当时也观察到，自欧战告终“喜报传达以来，官署放假，学校放假，商店工场放假，举国人居然得自附于战胜国之末，随班逐队，欢呼万岁，采烈兴高，熙如春酿”。[2]两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居然”一词，特别能表述时人那种不战而胜的意外惊喜。

曾因鼓吹参战而被政敌诟骂的梁启超并不特别分享这“熙如春酿”的陶醉状态，他相当精准地指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3]换言之，敌国被他人打败未必即中国真正战胜。但朝野放假欢庆祝的场面是实在的，很多人显然是真正地兴奋起来了。当时的北大学生许德珩晚年还记得那时“公理战胜强权”等口号“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弦，以为中国就这样便宜的翻身了”。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这一期间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讲演”。[4]

胡适就是其中一位参加讲演的名流，他有着与许德珩相类的记忆。胡适说，当1918年11月11日“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他自己也是那些狂热者中间的一个。[5]然而高兴的时间不长，如许德珩所说，“大家眼巴巴地企望着巴黎和会能够给我们一个‘公理战胜’，哪晓得奢望的结果是失望”；绝望的后果则是众所周知的五四运动。[6]在胡适看来，“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学生的行动固然是因为“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的乐观的幻灭”，但“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7]

两位北大师生共同指出了兴奋或乐观的期间大约有六个月，也同样使用了“奢望”一词来指陈那狂热甚至疯狂情绪背后的期盼。尽管那时一般人很少看到青年的“信心”，胡适对那一系列活动的回忆在细节上也稍有小误，但他的事后分析是有所见的：如果没有前一阶段的奢望，后一阶段的绝望和幻灭感不会那样强烈。

对北伐前的民国而言，五四运动像是一个分水岭，将此前和此后的时代潮流大致区隔。过去较多注重“五四”带来的变化，但“五四”前夕中国社会各界从希望到失望的急剧转折，揭示了不少影响深远的面相。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走向呈现出特别明显的内外缠结、由外及内的倾向，朝野新旧共同感觉到世界新潮流排山倒海般荡激而来，“过激主义”的流行伴随着上层知识精英的激进，以会议方式解决问题的尝试最终失败，学生作为一个社群在政治生活中逐渐兴起，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为，还可以进一步探索。[8]

本文侧重考察当时的读书人群体，拟采“见之于行事”的方式，希望如陈寅恪所云，在研求史料文本时“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9]即不仅写实，亦兼写意，在史事重建的同时，更从情绪和心态视角撷取时人关注的重点，特别是那些带有倾向性而又往往为我们既存史学言说所忽略的面相，试呈现史事神韵之一二，[10]期对认识后“五四”时期的政治走向稍作铺垫。

[1] 崔适：《协约战胜志庆诗四首》之三，《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5日，4版。

[2] 梁启超：《对德宣战回顾谈》（1918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30页。

[3] 梁启超：《欧战结局之教训》（1918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756页。

[4]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页。

[5] 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4月29日），《胡适文集》，第11册，576页。

[6]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下同），第61辑，19页。

[7] 胡适：《纪念“五四”》，《胡适文集》（11），578页。

[8] 追溯“五四”渊源的研究其实已经不少，各种五四运动史都涉及之，而最直接的有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然对这一“近因”多点到为止，仅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所述稍详（244—250页，其中还有两页是讨论威尔逊的“十四条”主张），更具体的论述似尚不多见。徐国琦关于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系的新著有专章讨论巴黎和会及中国人对新世界秩序的探寻，参见Xu Guoqi，China and the Great War：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44-77．卫金桂的《欧战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研究》（香港拓文出版社，2003年）专论一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此书虽是据作者2001年毕业的博士论文改写，然表述风格相当独出心裁，全书与既存研究基本不发生关系，除转引史料外几乎未见引用近二三十年的论著，连列在参考书目中作者导师的相关论文也未见一引。

[9] 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湟”之最简易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62页。

[10] 金毓黻曾说，“论学首贵析理”，而论事则“需兼及情与势；情浃而势合，施之于事，无不允当也”。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0年3月18日，辽沈书社，1993年，第1册，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