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倒放电影的争论起因

民初的中国，“主义的兴起”是一个显著的现象。平民教育派的周德之曾描述说：“自从‘主义’二字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人无日不在‘主义’中颠倒。开口是‘主义’，闭口是‘主义’，甚至于吃饭睡觉都离不掉‘主义’！眼前的中国，是充满‘主义’的中国；眼前的中国民，是迷信‘主义’的中国民。”马君武则菲薄其为“主义癖”，而陈炯明更斥之为“主义毒”。[1]这些言论虽出自北伐前后，但也大体适用于新文化运动期间。

如傅斯年在“五四”前就指责国人因“心气薄弱”而缺乏“主义”，往往“随风倒、任水飘”，既“没有独立的心思”，也“没有独立的见解”。故“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也“不配发议论”。他甚至把“主义”的有无上升到人禽之别的程度，以为“没主义的不是人”。傅氏问道：“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是有主义的革命吗？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新结合，有主义的有多少？”答案当然是负面的，所以他干脆说，“任凭他是什么主义，只要有主义，就比没主义好。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梁巨川、张勋……都可以，总比见风倒的好”。[2]

这样一种对“主义”的普遍推崇，是理解“问题与主义”之争的重要背景，此不赘，下面想要探讨的是这一争论的具体起因。在这方面，最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后来的陈述也带有较强的倒放电影倾向，且表述的时间愈晚，其见解愈类似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史研究者；虽然双方遣词用字不甚同，这样惊人的“一致”客观上“配合”了胡适批判者及后来不少革命史研究者的观点。

胡适最早的回忆是在1922年，他在解释自己何以要谈政治时说，1919年陈独秀被捕，他接办《每周评论》，不能不谈政治。“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并在《每周评论》上“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该文“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3]

到1930年5月，胡适在为汤尔和的译作《到田间去》作序时写道：“我在十多年前便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意见，希望引起一班爱谈大道理的人的觉悟。十多年以来，谈主义的人更多了，而具体的问题仍旧没有人过问。只看见无数抽象名词在纸上炫人眼睛、迷人心智，而事实上却仍旧是一事无成，一事不办。”[4]两者大体都是实录性的回忆，后一次的“抽象名词”，多少与那时他与周谷城关于“封建”这一名词的争议有关。[5]

同年11月，胡适开始强调他所主张的实验主义和陈独秀代表的辩证唯物史观不可能如陈氏曾希望的那样“合作一条联合战线”，因为“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的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而再造中国文明的途径也“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6]

也许因为这里牵涉到政治表态，或者因为此文是专写给“少年朋友”看的，胡适的回忆也有些改变，他在谈到自己的主张当初“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时说，五四运动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时隔十几年，“这些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种种危险——‘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一一都显现在眼前了”。

这里一个明显的转变是从被动的“忍不住”改为主动的“预料”，到50年代胡适做口述自传时进而说，他在1919年“已经觉察到”，新文化运动中提倡输入学理的一面已出现“走向教条主义的危险”。虽然胡适所说当年与他冲突的包括“相信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教条主义者”，但却强调共产主义者是“我的主要反对派”。[7]所谓“已经觉察”正是早年“预料”的翻版，而马克思主义者上升为“我的主要反对派”，却有着新的“今典”。

当时中共正对胡适进行全面的批判，胡适的情绪显然受到影响，故以为早年的争论使共产党“对我难忘旧恨，……乃重翻旧案，发动了大规模运动来清算我的思想”。这一自述提示出胡适新说的触发点：“他们总是征引我在1919年所写的那些早年著述，作为他们所谓我一切学术著作背后隐藏着的阴险动机的铁证！他们说我在1919年所作的整个有关讨论，不止是辩难，而是对我的同事李大钊和他的朋友们那时正在发起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种攻击。”[8]

这段话若反过来读，恰意味着当年的讨论不是攻击，而是辩难。但胡适被批判后心绪已不宁静，不免跟着倒放电影，也认为那时的共产主义者是“我的主要反对派”，并对他“难忘旧恨”，无意中恰“配合”了他的批判者。其实在1919年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胡适有意与马克思主义者冲突，[9]本来那时的中国实无多少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介绍虽稍早，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却是在胡适的文章刊发后才明确表示出来。而稍后出版的《新青年》6卷5号即是“马克思研究号”，[10]提示着这一争论似乎还推动了《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详后）。

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都是胡适的好友，且胡适是因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走避乡间而不得不接办《每周评论》，本带有义不容辞的“前赴后继”意味；当时局面如何发展难以逆料，若在此时发表攻击同人的文章，岂不成了京师警察厅的战友了么！李大钊那篇与胡适讨论的文章（该文本是通信，恐怕连题目都是任编辑的胡适所加），大概同样带有支持其“前赴后继”的意思。在刊物本身受到警察厅威胁之时（不久终被查封），同人们却主动互相“攻击”，实在不合情理。

其实胡适将其撰文的意图表述得非常清楚，似应予以更进一步的重视；而其所述也反映出当时思想界的一些倾向，或可作为探索争论缘起的又一个方向。

[1] 周德之：《为迷信“主义”者进一言》，《晨报副刊》，1926年11月4日；马君武：《读书与救国》，《晨报副刊》，1926年11月20日；陈炯明：《中国统一刍议》，1928年自刊本；均引在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266页。

[2] 傅斯年：《心气薄弱之中国人》，《新潮》，1卷2号（1919年2月），343页。

[3]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集》，第3册，364页。

[4] 胡适：《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1930年5月），《胡适文集》，第8册，402页。

[5] 胡适在当年7月致《教育杂志》的信中说：“一班浑人专爱用几个名词来变把戏，来欺骗世人。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要指出他们的荒谬。”参见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82—183页。

[6] 本段与下段，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胡适文集》，第5册，508—510页。

[7]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以下径引书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175页。

[8] 《胡适口述自传》，194—195页。按这其中可能有译注者唐德刚先生起的作用，译注本这一节的标题便是“‘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但这不排除是唐先生自己“总结”文意后加上的，因为他并未说各章节标题是胡适自定，有的标题如“考试和书院教育”便不像是先有，更像是后加（甚至有的分节恐怕都是后来“编辑”时的处理），待考。

[9] 相反，殷海光后来甚至指责胡适只知宣扬民主，却“很少注意与民主思想敌对的思想”。参见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台大文史哲学报》，37期（1989年12月），126、163页。

[10] 按《新青年》6卷5号虽标明是1919年5月出版，实际出版时间则延后，学者已有考辨。如李大钊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中，就请读者参照当年8月初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3号上的内容。不排除李大钊能先看到《每周评论》稿件，即使如此，他撰文时至少《每周评论》第33号的内容已确定，故《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的实际出版时间当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