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五四”后的士人与政治

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认识[1]

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要参与者之间曾发生了著名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这一事件长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一般情形下，党史、革命史学界和非党史学界各自关注的问题不甚相同，相互的对话也不充分，但这一争论却是同时得到双方关注并时有“对话交流”的少数事件之一。关于这一论争的研究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主要的论述出自通史或类似通史的著作，而多数相关专题论文则倾向于定性的“评价”，其引证的史料反不如上述著作，这在历史研究中是少见的。

自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以后的几十年间，学界一以贯之的常见看法，或可称为“传统”观点，是强调这一争论的对抗性，视其为自由主义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彭明的观点可能比较典型，其《五四运动史》有专章讨论“问题和主义之争”，其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论战”。[2]萧超然到1995年仍持类似看法，认为“这场大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一次激烈的较量；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的一次不可调和的斗争。”[3]

从80年代开始，修正上述看法的研究开始出现。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伟大的开端》一书提出：这次论战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通过论战，双方都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使改造社会中的两种不同主张，旗帜更加鲜明，并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明显地胜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从该书所引的材料及当时的相关文献看，这一结论基本可立。[4]进入90年代，李林、李良玉、马以鑫等皆进一步论证胡适当年锋芒所指并非马克思主义。[5]

到2001年，胡绳关于1919—1949年间历史的系列谈话及根据其谈话集体撰写的新现代史的部分章节出版，[6]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问题的看法。胡绳的谈话从1995年就开始了，但公布较晚。他明确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上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是犯了错误。……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7]

依据胡绳的这一主张，“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以下简作“胡绳课题组”）对此次论争的结论是：“这场为时短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并没有剑拔弩张。争论之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友谊依旧。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当然，“他们中间存在着许多政见上的分歧”，其要点在于“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以求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对此“胡绳课题组”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总的看来，在2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他们还是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的”。[8]

不过，也有相当一些人坚持原来的观点，到1999年，仍有学者认为“胡、李的争论是中国思想史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争论，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两条社会道路的原则争论”。[9]再到2003年，还有人坚持：五四运动中，既“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如问题与主义之争，就属于后者”。[10]

学术观点本不必非“求同”不可，对具体史事的认识存在歧异不仅正常，有时甚至可说是理想的状态。但关于此事的歧见似与前述研究特点相关：主要的“拨乱反正”论述同样出自通史或类似通史的著作，这些著作本不要求对特定具体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11]而不论支持或反驳“传统”观点的论文，仍多倾向于定性的“评价”，却少见对所涉史料和史事进行相对深入的探索者。[12]

也许这些学者以为这一事件本非“大事”，具体事实也较“清楚”，故没有多少可深入之处。其实“问题与主义”之争时间虽短暂，却触及了所处时代认知的焦点，其反映出的关怀是广泛而持续的。例如，关于中国问题是局部解决还是整体解决，以及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就长期困扰着中国思想界；前者多为既存研究所注意，后者本是胡适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却基本被忽略。重要的是，胡适这两项主张不但当时颇有人赞同，几年后仍得到呼应，其中也包括一些中共党人，这一点似较少有人注意到。

对胡适个人而言，“问题与主义”之争应置于他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谈政治”的一系列有关政治的言论和行动中考察，[13]并当注意那段时间中国思想界对社会、社会主义和社会改造的普遍关注和思考。[14]就是当年争论的具体文本，包括最直接的胡适、李大钊和蓝公武三人的论述，以及三人之外的许多相关讨论文字，也都还值得深入解读，不过本文暂不及此，主要就一些相关的问题做些外围的探索。

[1] 本文引用昔年言论，尽可能注明其写作年代，然作者未自注写作时间者，则注出其发表时间。各家文字，凡通行文集所收者，一般使用文集，以利读者核阅，仅对那些不常被引用者兼注明其发表的报刊。

[2]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470—499页。更早的表述可参见高全朴、张岂之：《“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历史研究》，1959年6期。

[3]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二版，258页。

[4] 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1919—1923，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本文所用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的新版，212—223页，引文在220页。按在美国的周策纵很早即对这一论争进行了与前述观点不甚同的简略讨论，参见其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p.218-22．不过他的书直到90年代中期才译成中文，此前基本未参与到中国大陆的学术言说之中。

[5] 参见李林：《还“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本来面目》，《二十一世纪》，第8期（1991年）；李良玉：《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1期；马以鑫：《“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

[6]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以下径引书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7]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18页。

[8] 《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62—70页，引文在67—68页。按课题组成员是丁伟志、徐宗勉、陈文桂、闵杰。

[9] 陆剑杰：《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哲学研究》1999年11期。

[10] 黄济：《中国近百年教育思想回眸》，《北京大学教育评论》1卷2期（2003年4月）。不过，作者也指出，在其研究的教育思想领域，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甚大，“当时出版的由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教育专著，也多数受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甚至有的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写的教育论著，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是肯定的”。

[11] 另有不少相关论述出自对胡适和李大钊的研究，基本上所有关于胡适和李大钊的传记性研究都多少涉及这一问题（不具引），但大部分也都有明显的“附带”论及的意味，故多未深入。

[12] 少数论文如前引李良玉之文也进行了相对细致的考辨，惜其欲证明胡适所针对的非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似无必要，盖李大钊文本后出，自不可能成为胡适批评的对象。参见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3版。

[13] 相关论述较早有李达嘉的《胡适在“歧路”上》（收入《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13—252页），较近有桑兵的《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期）。我个人对此也较关注，先后有一些论著讨论及此，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

[14] 前引《伟大的开端》和《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都特别注意这方面，很可参考，但仍有不少可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