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球化时代大学面对的新问题（一）：霸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争衡

在21世纪新时代中，“全球化”趋势催化了“解民族化”与“解疆域化”的效应。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大学所面临的第一个新挑战，就是本土文化如何与强势的霸权文化争衡之问题。这个新挑战使大学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激荡中进退失据，捉襟见肘。我们详细阐释以上这两个论点。

（一）“全球化”的效应及其对大学的挑战

“全球化”是20世纪持续发展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蔚为历史主流，最近20年来随着通信科技的飞跃发展，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要方向。“全球化”趋势表现在许多具体现象之上，例如“时间”的全球化表现在全球各地股票金融市场的紧密互动之上，资本的全球化表现在全球各地资金之快速流动之上，知识的全球化表现在拥有新知识的人才之自由流动之上。但是，正如当代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所指出的，“全球化”趋势的效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所谓“解民族化”。贝克曾区分“第一次现代”与“第二次现代”，“第一次现代”的前提是“国家—政治对空间的固定和统治”，贝克说：

领土国家成了社会的货柜。换言之：国家的权力和控制要求建立且塑造了社会。对于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基本权利、教育制度、社会政策、多党政治风貌、财税、语言、历史、文学、交通路径、基础结构能量、护照和边界管制等各方面的优势地位，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和想象。借此方式，民族国家社会也产生和保存了每日生活中的准本质认同，此种认同的自明性似乎建基于同义反复的表达形式上：德国人生活在德国、日本人生活在日本、非洲人生活在非洲。在这样的视野下，“黑色犹太人”和“西班牙德国人”（这仅仅是举一些世界社会中十分平常的混杂状态）被视为极端和例外，也就是被视为威胁。

在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生涯史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上述存在于国家社会空间和认同中的思想、行为和生活的建构崩溃了。世界社会意味着，各种打破并搅乱政治和社会的民族国家正统性的权力机会、社会行动、生活和认知空间。

贝克认为“全球化”趋势所创造的“世界社会”意味着“第二次现代”的来临，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他称这种现象为“解民族化”。

“全球化”的第二种效应是所谓“解疆域化”。贝克说：

全球化不能只被理解为民族国家间交互关系与作用的增强与频繁，事实上，全球化持续改变了社会的内在性质：约定“社会”、“政治”之架构，本身就有了问题，因为疆域原则成了可疑的原则。更精确地说，假设的国家与社会等同关系被打破和解除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的贸易、工作和生活形式，不再于依国家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容器”中进行。

因此，全球化的核心可被视为是社会的解疆域化。经济、政治和生活形式不仅可跨越边界威胁古老的民族国家，它们也改变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状态。越来越多的事情不但是同时发生，而且还发生于同一地，而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未曾对距离的萎缩作出准备。世界突然变得紧密，不是因为人口的成长，而是因为某一些文化效应似乎必然会使所有的陌生者及远方彼此接近。

贝克所谓的“解疆域化”的效应，确实出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不同领域之中。这种“解疆域化”的作用，一方面使既有的国家、机构或团体的界限与支配力为之弱化，另一方面却也使得世界各地的紧密感大大加强，使全球各地之间的互助支持愈形重要。

但是，“全球化”趋势所产生的以上这两种效应，对21世纪的大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世界各地大学的教育内容与品质都因卷入“全球化”的浪潮，而必须面对全球性的竞争。举例言之，各国许多大学为了争取“世界一流”的学术领导地位，常以重金礼聘著名学者前往任教，这种情况在若干全球竞争激烈的学术领域如半导体元件设计、基因体医学、纳米科技等更是如此。由于这些领域中研究成果的突破可以创造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世界著名大学莫不投入重金礼聘人才。其影响所及，遂使一流研究人才加速流动，因各国大学争相延揽而奇货可居。同样地，各国大学为争取第一流学生前往就读，以厚植大学永续领导地位之基础，也常以优厚奖金等条件，吸纳青年学子。

那么，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大学竞争的语文工具是什么呢？答案无疑地就是英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英语的重要性与普及性随着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影响力的上升而日益增加，冷战结束以后更是如此。英语在生命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与教学中的重要性，已毋庸赘言，即使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英语已经逐渐成为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大学学术研究的世界共通语言。提升英语能力，已经成为非英语国家的大学基础教育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的海峡两岸大学，莫不致力于学生英语能力的提升。

在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之下，大学就必须面对以英语为基础的西方霸权文化的宰制，以及如何在大学教育中延续本土学术文化命脉与传承的问题。

（二）“全球化”与“本土化”激荡之下的大学教育

在“全球化”潮流之下，以英语为基础的学术文化确实发挥了霸权文化的作用，影响所及，非英语国家的学术评量指标多以论文收录在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A&HCI（art &humanity citation index）之多寡，作为衡量学术表现的指标；本国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某些学科之特殊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以本国语言表达之方式，很少受到应有的考量。尤有进者，非英语国家之学者在英语学术典范的宰制之下，常运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对本国之人文社会问题进行检证，于是，本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遂沦为西方理论之非西方注解。

在这种西方学术典范支配之下，非英语国家的大学教育也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艰辛摆荡，甚至于辗转呻吟。非英语国家的一流大学吸纳全国的学术资源，培育出一批批的精英人才出国留学之后，大半滞留在英语先进国家而“为他人做嫁衣裳”。日积月累，使这些人才的母国处于长期失血的困境之中而不自知。从许多大学的实际情况看来，非英语国家的大学教育之“本土性”教育内容确实常常屈服于“全球性”的现实考量之下。

但是，我们必须接着强调：所谓“全球化”趋势，在很多情况之下，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富国将其支配力扩张到全球各地的一种发展趋势。这种经济的富国大多是政治与军事的强国，也是能源消耗最多的国家。这种国家控制国际性的银行及金融体系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及国际货币基金会（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等机构，也有能力主导国际性的资本市场，如号称“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这种国家是高科技如资讯科技、航太工业、太空科技与生物医学科技的领先国家，并且控制最先进的武器工业。这种国家常结合成为超国家联盟，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或侵略。于是，“全球化”趋势常不免沦为为经济及军事的强国助长威势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强力支配之下，弱国或穷国的大学教育常常不能免于在国际知识生产体系中，沦为下游知识工业的命运。这种地区或国家的大学教育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不大，甚至完全背离本土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