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商务印书馆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7到1902年，商务印书馆的初创时期。

出版家张静庐在其自传中写道：“钱是一切商业行为的总目标。然而，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是以出版为手段来赚钱，还是以出版为手段实现其信念与目标，并由此而获得“相当之报酬”，“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出版文化部门承担着梳理、存储与积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的重任，因此，出版工作是极其重要的精神生产活动。同时，出版业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负载着商业性功能。商业性与文化性孰轻孰重，取决于出版家的个人素养及社会意识。

创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最初不过是一个应时而起的印刷厂，在出身于基督教徒的夏瑞芳、鲍氏兄弟思想中，起初并没有要办出版社、书店的意图。但是，如前所述，夏瑞芳是一位眼光远大的企业家，他没有满足于仅仅承印报表之类的印刷厂，并且意识到了出版事业在当时的发展潜力。在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以前，夏瑞芳就请谢洪赉等译注了16种英语和法语课本，出版了我国近代第一部学术著作《马氏文通》（1898）以及我国第一部双解英汉词典、也是第一部中型双语词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1901），还出过谭嗣同的《仁学》，此外还排印过《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大型历史书138册。其中不少出版物行销极广。1900年接盘日资修文馆，商务业务由此发轫。同时，商务印书馆又聘请老书坊里的一些优秀人才如俞志贤、吕子泉、沈知方等开设沧海山房从事发行。到1901年，商务除上海自行设所外，在杭州、湖州、武昌、烟台、扬州、安庆、九江、南京、重庆、宁波、镇江、苏州、天津、北京、广州、香港、新加坡、横滨等18个城市组织有代销处，使出版拥有了较为宽广的发行基础。不过，夏瑞芳和他的创业伙伴们虽然较为敏锐地意识到了时代赋予出版业发展的巨大“商机”，并且在最初策划出版选题、组织发行、收买修文馆等方面显示了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的气魄，也通过他们的勤勉与辛苦，使这片小小的印刷馆在激烈的竞争中稍稍站稳了脚跟，但是，夏瑞芳等人受自身文化素养的局限，其出版的文化品味只靠文化的自觉，起点毕竟还是不很高的。不过，1901年夏张元济进馆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是精明而不固守的商人，一个是力图以出版“提撕国民”，心忧天下的近代知识分子，夏张二人相得益彰，掀开了商务印书馆走向现代出版新的一页。此后的中国出版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也因他们的结合而气象万千。

第二阶段，1902年到1945年，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时期。

从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是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时期。接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经历了一·二八的艰难复兴，更历经抗战八年的苦斗，在此四十年中，商务印书馆逐渐发展为执出版界之牛耳的旧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其主要特征有：

首先，作为近代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企业，商务印书馆在实践中逐步确立并完善了现代化企业运作制度，建立起较为完备的企业组织机构，各项规章制度日益完善，在近代企业发展中真正起了“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张元济语）的作用。

商务的两代最重要的主政者——张元济和王云五，虽然他们个性不同，但是在建立现代化企业运作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这一点上，二人都身体力行，毫不退缩。1902年，在商务印书馆创办5周年之际，其最初的组织设置——三所（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开始建立。三所的设置包括了出版过程的三个主要环节，分别由张元济、鲍咸昌、高凤池任所长。1903年以后，在各地中心城市乃至中小城市陆续建立分支机构（见表1-5）。到1914年收回日股时，商务的资本额已由1902年的5万元升至200万元，营业额蒸蒸日上。然而，绚丽的光环下，也隐藏着潜在的危机。商务印书馆早期家族式经营管理方式固有的弊端已给这个日益壮大的企业蒙上了一丝阴影。早在1911年，张元济就提出了对公司组织管理与经营管理进行改革的设想：“必须更改章程，划分董事及经理权限，订立管理银钱出入规划，方可图公司之发达，而免一切之障害，否则必有不堪设想之恶果。”商务后来先后发生的香港、安徽分馆会计携款出逃，夏瑞芳亲戚鲁云奇贪污案，更使张元济对此忧心忡忡，他说：“公司现在范围愈广，头绪愈繁，组织太不严密，故每每出事，以余所见，实不能不有所改革。”

目光如炬的张元济在公司业务还处于“节节高涨”之际就察觉了公司存在的问题，力主实行企业管理改革的法制化。1918年5月29日，张元济致信高凤池，就公司用人、财政、组织三事胪陈意见，明白提出“采用法制”的方针。他责成账房设立读者汇款登记簿，定期至各部门查核，并着手调查簿记改革和审阅结账规划。张元济常常戏称自己是制定规章制度的“专家”，商务印书馆的许多规章条例都出自他之手。1921年，商务印书馆设立改革会计制度筹备处，在中国第一个引入了现代会计制度。

制定公司经营管理制度的同时，企业组织制度的改革也纳入了张元济的革新议程。1915年，在张元济支持下，由陈叔通擘画，公司建立了一个统管与协调印刷、编译、发行三所的统一机构，后定名为总务处。总务处决定全公司的行政、用人和财政事务，对三所进行宏观协调。一处三所的总框架下，又下设为数众多的部、科、股、组及附属公司等各级机构，每一机构都规定了严格而细致的部门章程和组织大纲。“从此，商务日益成为一个大型企业，一个集中的、分层次的管理体制实质上是为了不同部门的紧密合作，保证整个公司各种业务的顺利运作。”

商务印书馆的另一次重大变革是五四时期由王云五牵头对商务编译所进行的改革。王的改革主要是对编译所的机构实行按学科分组，复延聘专家主持各部。新建立的编辑部有哲学教育部、史地部、国文部、国文字典委员会、四部丛刊委员会、英汉大字典委员会、东方杂志社、教育杂志社、国语函授社、英语函授社、数学函授社、事务部、出版部等20多个机构。张元济兴利除弊、主张改革的精神也借王云五的改革得到贯彻。大批学术人才被罗致于商务麾下。这一时期，在王云五所掌的编译所内，“聘请各科专家及学者至百人以上，连同原有各部编辑，共计不下二百人。”王的改革使曾经一度落后于时代思潮的商务印书馆迅速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跟上了社会发展的步伐。

1930年3月，由于总经理鲍咸昌去世，商务聘任已辞编译所所长的王云五回馆担任总经理。王考察了西方国家的企业管理制度后，拟订了科学管理方案，并提交商务董事会决议。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的基本内容包括“科学管理法计划”报告和“编译所工作报酬标准”两个文件。“科学管理法计划”报告长达3万字，涉及预算制度、成本会计制度等12个子计划；“编译所工作报酬标准”，实际上是他的科学管理法计划书在编译工作方面的具体化和量化，其主要内容就是将编译工作分为著作、翻译、选辑、校改和审查五类，按照工作量多少规定计酬标准。这一方案由于量化指标不科学，不尽符合脑力劳动的特点，同时以数量代质量，也受到工人的反对，一时搁浅。但在后来作了必要调整后，该方案“于不动声色之间”被付诸实施。对王云五的科学管理法，后人论说不一，但毋庸置疑，王的科学管理法对商务成长为一个现代化大型出版企业，确立其“中国实业之模范”的地位，毕竟功不可没。

商务印书馆制度之严密在当时的业界是非常著名的，多少年后，不少人对此仍记忆犹新。萧乾曾说，他的一生没有一本书能像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评研究》那样，跟他如此之久。“1935年以后，我的生活流动性很大。但不论我走到上海、香港、英国，战后1949年又由香港回到北京，商务总按季度向我报告该季度销了多少册，作者应得版税若干，并如期汇到。1935年在商务出的书，版税通知单一直跟踪我到解放后”。“只有严格的企业制度才能做到这一点。”严密的企业制度成为商务制胜的根源，“这一套久经推行的规章制度，不仅在正常时期成为进行日常事务的支柱，即在非常时期亦为挽救公司危机的法宝”。在商务遭受‘一二八’事变重创时期，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战争使商务总馆及各地分支馆厂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常失去人员来往及通讯联系，处境艰难。但是因为“制度不变，有法可守，即使各自作战，亦能支持危局，勉力图存”，“这不能不归功于法制的传统精神。”

组织制度的完备化，经营管理的法制化，与商务创业者“扶助教育”、“提撕国民”的创业志向相结合，为商务印书馆在近代出版界独领风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务印书馆的资本额在1922年就达到500万元（见表1-6）;1902年以后，营业额基本处于平稳上升状态（见表1-7），尽管经历“一二八”重创和八年抗战的烽火，其出版物种类与出版总册数也未有大的下降（见表1-8）。

其次，在此四十年中，汇聚天下英才的商务印书馆利用其出版物引导并传递公共舆论与意志，在主导时代思潮，传播近代文化等诸方面显示出重要影响。

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以出版“跟从”时代，出版的真正内涵在夏瑞芳等人那里并不十分明了。张元济入馆之后，制订了扶助教育的出版方向，后来的商务印书馆更是把“一方面发扬固有文化，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化，谋沟通中西以促进整个中国文化之光大”作为自己的出版方针。在商务的所有出版物中，都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出版导向。在“遗经在抱匹夫责”的深沉的民族情怀之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四部丛刊》、《涵芬楼秘笈》、《续古逸丛书》等一大批珍贵典籍，实现了商务人为古人续命的理想；与之同时，在传播近代文明方面，商务印书馆也同样不遗余力，其出版物遍及教育、法律、职业教育、自然科学、工学、医学、文学等各个方面。以商务印书馆科技出版物为例，根据1935年生活书店《全国总书目》统计，商务科技书的市场占有情况如下表（表1-9）：

由上表可见，商务印书馆的多类科技出版物，在全国都占有极大的市场份额。在其他出版物方面，商务印书馆也同样处于领先地位。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家占据着中国出版业举足轻重的地位，商务印书馆又为其中之鳌头，出版物稳居头筹：

这一时期，商务实现了以出版传承人类文明，引导社会舆论，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中国知识阶层和民众表达意志的重要场所。从清末民初的立宪思潮，到五四运动与五卅风潮，“政治上每经一度之变动，文化上辄伴以相当之改进”。而这种改进工作，“三十年间不绝赞助且赞助最力者”，即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话绝非过誉。作为旧中国最大的民营出版家，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第三阶段，从1945年到1949年全国解放，商务印书馆的衰落时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商务印书馆因战争而分处各处的同仁们得以欢聚，因战争而被迫停止的出版计划、因为战争而未能及时出版的书籍终于可以出版了，人们欢呼着胜利的到来。

然而，抗战硝烟尚未散尽，内战烽火又起，国统区文化事业的恢复遭到阻碍。而商务在战时就存在的总经理与董事会之间的纠葛，也直接影响了战后的恢复。

正如有学者指出，张元济与王云五虽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从根本上说，二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张元济始终是一个书生，是由传统儒商一脉相承而又加入了时代内容的近代士商，商务印书馆始终是他“昌明教育”理想的实验场，无论身在商务还是退休归隐，他的一生与商务休戚与共；王云五则是一个“商儒”，他从不会害怕困难，甚至偏偏喜欢迎着困难而上的个性促成了商务在艰难中的复兴。但在王云五眼里，任职商务印书馆只是他生命中的一种事业，当他把生命的三分之一贡献于商务后，他希望自己的人生开始另一种尝试，参与政务又是他所热衷。性格以及人生信念的本质不同决定了曾在商务复兴事业中鼎立合作的他们在抗战后期，分歧日渐明显。

抗战结束，百废待兴，正当商务需要重振之时，王云五最终放弃在商务的工作，辞去商务总经理之职，出任南京政府经济部长。王云五辞职后，1946年5月20日商务董事会决定由李拔可代总经理，李以个人健康为由提出由胡适继任，胡适不就，又由胡适推荐，请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朱经农就任商务总经理。朱对商务的复兴乏善可陈，1946年，中华、开明、世界等书局的出版工作已经开始恢复，商务却仍旧没有多大动静。

同时，弊败的国内环境也使商务的重振困难重重。内战开始后，由于通货膨胀速度太快，商务的出版实际上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一本书付印时尚觉利润可观，到出版时却发现已是赔累不堪。特别是1947年政府实行“国定本教科书开放版权”，任何出版社只要备案就可以申请教科书出版，商务在教科书出版中的稳定优势也从此失去。

1947年终，商务负债已达300亿元。1948年，因为币制已开始实行金圆券，本来上年账面盈余的法币48亿元到头来股东连一分股息都未能拿到。1948年11月以后，商务不仅没有新书，连坚持30多年的《东方杂志》也和其他杂志一并停刊。1949年1月，商务连期刊都不再出了。

这一时期，张元济这位为商务贡献了一生的老人，不忍商务倾覆，试图力挽狂澜，“遂不得不插身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然而，国无宁日，一个小小的书馆又能如何？商务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要重振商务雄风，只有等待着新中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