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人类文明的传承离不开出版业的承载。鸦片战争以前，以书坊、书肆为主要代表形式的传统出版业无论从工艺、技术或者出版物的形式与内容方面都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传统中国出版业也步履维艰地走向近代。

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传入中国之后，与传统出版有着显著差异的传教士出版机构、洋务派出版印刷部门随之出现。印刷设备逐渐机械化，出版内容不断推陈出新，并形成了一定的出版与销售规模。此期的传统出版已经开始向近代化转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具备了近代出版的某些特征。不过，笔者认为，对属于意识形态的出版业而言，直至戊戌维新运动之前，近代出版所必须的几个“要素”在此时尚不完备。因此，这一时期的出版业只是处于传统向近代出版的过渡阶段，还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出版。

何谓近代出版？笔者认为，近代出版的第一个要素，是富于出版理想，明确社会责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民营出版企业的兴起。除了商业利润的追逐，实现出版者的文化理想是这一行业从业者的重要目的；其次，还必须形成和拥有一批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以积极态度参与和从事出版事业，以出版寄托自己人生信念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第三，其出版物对社会思潮与文化变革产生强有力的推动，引领时代思潮。近代中国，大大小小的出版企业此伏彼起，而真正奠定了近代出版起点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诞生。

1897年2月11日，在戊戌维新带来的思想解放与文化革新的浪潮中，在小型印书馆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建立的高潮中，上海江西路南首德昌里末弄3号，一家名为商务印书馆的小型印书房正式开张了。虽然成立初期只能算作一个印刷作仿，但发展势头迅猛，几年之后，从张元济、蔡元培、严复、林纾，到后来的茅盾（沈雁冰）、郑振铎、杨贤江、陈云、鲁迅、胡适、王云五……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声名赫赫的名字相继与商务印书馆发生联系之后，也预示着这一初始命名为The Commercial Press，起点并不算很高的小小印书馆在近代文化史中的非凡地位。

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民营出版企业。它拥有一个涵盖教育、文学、时政、妇女、儿童等诸多领域并发行多种刊物的杂志社；它的发行所不单开办了国内和海外几十家分支机构，还包括一个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力量：“印刷部计分彩印、石印、铸字、排字、校对、照相、影印、铜板、纸版、铅版、藏版、装订和装切等四十余处。制造部计分电工、木工、铁工、仪器、标本、玩具、华文打字机等处。机器设备重要者为滚筒机、米利机、胶版机、铭版机、大号自动装订机、自动切书机、世界大号照相机等，总数达一千二百架之多，在远东实无其匹。”此外，商务印书馆更有一个广收珍本善本以及地方志的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之前，东方图书馆藏书五十一万八千余册，图表照片五千余种，位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据记载，当时北京图书馆的藏书也不过四十余万册）。还藏有全国地方志约二千六百六十余种，二万五千八百三十八册，其中更有不少孤本；外文图书二万余册，其中有15世纪前出版的西洋古籍多种，还搜罗有中外各类杂志报章，其中不乏罕见藏品。东方图书馆于1926年正式对外开放，无数学人从中受惠。巴金在1935年东方图书馆即将恢复开馆之际，曾满怀深情地写到他对这个图书馆的感激：“虽然我每次到那里去都要花几个铜板买门票，虽然那里的办事人没有打出为国家做什么做什么的招牌，但是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便利，使我时时觉得只有那才是为读者大众设的图书馆”。相比而言，那“花了我们父兄的血汗建筑起来的宫殿”——北平图书馆，却“只是一个点缀文化城的古董。对于中国的青年完全没有用。”商务印书馆又设立了一系列的教育机关——幼儿园、小学、中学、师范和商业讲习所，以及对象更加广泛的函授学校。还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厂，拍了梅兰芳的《天女散花》……

生于乱世的商务印书馆，其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1932年“一·二八”劫难，上海商务印书馆总厂、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纸栈房、书栈房、存版房、东方图书馆及附属尚公小学，均被日军炸毁。据该馆当局报告，损失达一千六百三十三万余元；八年抗战，商务印书馆更是在战乱中颠沛流离，损失惨重。珍珠港事变中仅上海、香港两地被入侵日军没收的书籍即达一千万册以上，至于其他各分支馆被损失的书籍、文具、商品、生财等不计其数。八年中，商务印书馆被日军轰炸、焚烧、查封的工厂、分支馆达33处，机器设备仅上海、香港两地损失就达大小365部，铜模、字铅、油墨、纸张等材料无数。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商务印书馆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相号召，1932年8月1日，商务被炸后半年即宣布复业；11月1日起，更宣布日出新书一册，同时复刊《东方杂志》等四种刊物。1934年恢复股份为350万元，1935年复股500万元，新出版物数量年年增加。这其中，商务人那种服务文化的责任感当是毋庸置疑的。八年抗战中，商务印书馆辗转于香港、长沙、重庆等地，依然以出版图书服务社会为主要宗旨。在1938年的《致股东书》中仍强调：“于万分困难中继续出版，发展营业，俾仍得为教育与文化服务，并借此使股东之资产，同人之生计得以维持”。直到1941年12月，在物力维艰之际，依然坚持日出新书一种的承诺。据统计，从1937年初至1946年九年间，在战争困难的条件下，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战时读物和一般书籍2827种，续出大丛书9部3266种，教科书100多种，真正实现了商务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文化食粮和给养的理想。

在近代中国文化出版行业中，商务的作用的确无与伦比。无论是清末立宪，还是后来的辛亥革命，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商务印书馆都在其中起了重要的舆论宣传作用。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对近代国人的久远影响。从1902到1950年，不包括大部丛书，商务的出版物达15116种，28058册；拥有旧中国创刊时间最长的《东方杂志》，还有《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英语周刊》等杂志近二十种；商务的教科书，更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处于近现代中国转型时期的青年人。

商务印书馆可说是传播新文化的先行者。《严译名著》、《林译丛书》、《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汉译文学名著丛书》等一系列经典西学名著的译介传播，使国人一步步认识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与此同时，商务的出版家们，也为保存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保存国粹”在他们那里，并非固守传统，也非“中体西用”，而更多在于昌明中国固有文明，以免数千年中华文明毁于一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这些典籍的影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正如有人所言：“商务印书馆……执中国印书业之牛耳，诚实业界之好模范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所获得的成就至今仍然让我们惊叹。

处于近现代风云变幻之际的中国文化人，可以说没有一个没读过商务的书，近代乃至当代的文化名人，也几乎都与商务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梁漱溟曾经回忆，“在中西小学堂，我开始学习ABC，用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出版家叶圣陶也说：“我幼年初学英语，读的是商务的《华英初阶》，后来开始接触外国文学，读的是商务的《说部丛书》，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维，也由于读了商务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绝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的影响，没有未读过商务的书刊的。”著名导演谢晋在一次访谈中也深情地讲到，在他9岁那年，祖父为他买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整套《小学生文库》,“那套书整整500本，全是古今中外名著的节本，许多爱国主义小说也统统在内，是郑振铎、茅盾等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编选的，在当时称得上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东西，我读得如痴如醉。这套书可以说影响了我一辈子，还影响了我的许多同学。经过那么多岁月，至今我家里还保留着其中的大部分书和那个原装的柜子。”这就是商务的魅力。也惟其如此，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更可以说与近代文化息息相关。

“出版界与一国之文化有密切关系。毫无疑义，以本馆在国中出版界所占地位之重要，故观于本馆之状况，则可知全国出版界之状况。理可推知全国教育之进步与文化之消长，以一私人营业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亦不多见”。王云五的这些话当为不虚。

商务印书馆诞生迄今，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它的研究还显得较为薄弱。这种状况在近些年来逐渐有所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部分海外学者首先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探索研究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地位，筚路蓝缕，功莫大焉。

1978年，法国著名汉学家，现任法兰西远东学院院长的戴仁先生出版专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该书以较为客观的专题研究的形式，描述了商务印书馆从诞生到1949年的发展史，内容涉及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教育、文学革命，以及商务印书馆的组织、工作条件、出版条件等各个层面，为我们勾勒了一个20世纪初期中国新出版业的大致形象。但这一描述今天看来略显粗略，其中不少内容亟待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当1994年作者为该书中译本作序时指出：“如果今天来写这本书，我敢说会有不同的格局，书会更像样子些”。而且，随着目前各类关于张元济以及商务印书馆的原始资料的不断出版，可利用的资料越来越多，作者认为，现在应该“有条件编写一部大型的20世纪中国出版史，它不仅反映中国出版、印刷业的沿革，而且能使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特殊氛围，以文字的形式展现中国文化丰富的内涵、潮流和矛盾。”

80年代初，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叶宋曼瑛女士对商务印书馆的代表人物——张元济作了较为翔实的研究，并对张元济作了极高的评价：“张元济是历史转折时期传统儒家学者最好的榜样。他实现了高尚的道德准则，又发挥了高超的企业管理能力。他又以同样非凡的气度和开阔的胸襟对待新时代社会准则的种种变更。然而他始终丝毫没有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篇文章以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不过，商务印书馆作为张元济一生活动的主要舞台，也在文中多次被述及。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商务印书馆在近代文化史上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入，对于商务印书馆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渐趋转热之势。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版。

这些年来，国内涌现出不少以商务印书馆代表人物为主要对象的相关研究专著。如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董进泉等：《现代出版楷模张元济》,《大资本家传》第9册（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王绍曾：《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张荣华：《张元济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等等，从各个角度对张元济的一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在这些论著中，商务印书馆作为张元济倾其毕生精力参与的事业，也得到了作者的关注。而近年出版的王建辉《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一书，则对长期以来因被列入战犯名单而被人们讳莫如深的商务印书馆另一位“掌门人”——王云五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商务印书馆作为王云五一生事业的重要起点，同时也是他发挥才智的主要场所而成为作者从事研究的重要着眼点。

此外，近年出版的几部相关著作，《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吴相：《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杨杨：《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则直接以商务印书馆为研究对象，对商务印书馆诞生、发展，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的关系、商务印书馆的组织管理、经营管理等各个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不过，直到目前，笔者尚未见到一部专门以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为题目的论文或专著。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在近代中国文化事业中起了非凡作用，影响了几代国人的文化企业而言，实为一种缺憾。

商务印书馆属于近代民营资本主义企业，但出版业的性质使它与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近代中国正处于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维新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保守与激进，新文化与旧道德，革命与反革命，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与近代这些文化思潮关系如何？它如何在这些激荡的思潮中求得生存？在旧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商务为什么会在出版界独占鳌头？它怀有怎样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秘诀？商务以教科书起家，在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其教科书又有哪些独特之处？作为一个最初名不见经传的民营印刷企业，商务靠什么力量吸引了那么多的文化名人？此外，我们应当如何认识与看待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的地位？商务印书馆对于近代文化到底作出了怎样的贡献？现如今，在当代中国，在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也不断波及现代出版企业的“多事之秋”，在现代中国出版界寻求新的改革理念、改革机遇的同时，从商务印书馆的成功经验中，现代出版人是否可以寻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益？……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因此我选择《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文化》作为研究选题，将使文化史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展，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本选题的研究资料有四类。第一，商务印书馆自己的出版物。商务印书馆成立已有百年，又是一出版性质的机构，就商务出版的杂志而言，《东方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教育世界》、《妇女杂志》等近二十种杂志都是研究其思想倾向、办刊方针、前后观念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同时，通过商务印书馆译介的东西学书籍，我们同样也可以了解出版者的出版思路及出版理念。另外，商务印书馆前后出版的各类教科书也是我们了解商务教科书出版变化情况，了解商务印书馆与近代教育关系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第二，近些年来，关于商务的原始研究资料也不断整理出版，这些同样是进行研究的必要资料。商务印书馆近年来整理出版的《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以及有关王云五的《岫庐八十自述》、《岫庐已故知交百家手札》、《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此外还有张静庐编辑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二编，《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乙、丙、丁及补编；舒新诚编辑的《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中国文史资料》、《上海文史资料》、《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还有商务印书馆资料室馆藏的《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等都为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另外，当时其他报刊如《申报》以及一些杂志中也有部分研究资料。

第三，商务印书馆成立百年之久，与许多文化名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不少人以回忆录的形式对商务的成立缘起、经营状况、商务在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状况进行了回忆。如与商务关系密切的茅盾、胡愈之、王云五等人的一部分回忆录，像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胡愈之《我的回忆》，以及《张元济年谱》、《茅盾年谱》、《蔡元培年谱长编》、《王云五先生年谱初稿》、《胡适书信集》等等，对商务印书馆的创立始末、经营理念、经营状况、员工情况、商务的重大变革、商务教科书的出版、与新教育的关系等等都有记录，是研究的重要资料。商务在其成立纪念时也有专门纪念文集出版，如《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在前期还有专门的纪念专号，这都为研究所必需。

第四，近年来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各类文章，例如汪家熔在《编辑学刊》连续发表的五篇文章《抗日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对商务印书馆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战时活动体制、经营方针、出版状况等进行了研究。此外也有一些文章涉及到商务印书馆与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的关系，包括前文提到的其他研究者的成果，都为笔者的思考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本书所使用的“近代”的概念，是指商务印书馆的成立时间1897年直至1949年。

由于作者学识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