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连字句形成的语义基础

2.1 “理想化的认知模型”：观察和把握外部世界的基本尺度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理解的基础是一个涉及背景知识的复杂认知结构。这种复杂的认知结构反映着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说话人对某个或某些领域里的经验具有统一的、典型的、理想化的理解。这种经验结构，普遍反映在某一社团的人们的思维、认知行为之中，并在其语言系统之中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理想化的认知模型”（ICM）（张敏，1998）。比如，就汉语社团来说，人们对一个典型的事件或活动的经验结构是：一个有意志的动作发出者通过动作，作用于某个对象，或通过动作产生某种结果。这种经验结构反映到语义结构层面，便形成“施事+动作+受事/结果”的语义框架，反映在句法层面便是“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的句法结构（沈家煊，1999a）。可以说，这种理想化的认知模型，普遍制约着我们的认知和言语行为。比如，对中国人而言，过春节要回家休息；女孩子爱哭；老师比学生知道得多等等，都反映着汉民族社会对种种事物或事件的理想化的认知模型。根据这个理想化的认知模型，我们就能够很好地理解汉语中诸如“他连春节也不回家”“连女孩子都没哭”“这个问题连老师都不会”这样的一些句子。

2.2 情理值：事物/事件内在关联性的大小

以“理想化的认知模型”为基点，我们便有了观察和把握外部世界的事物或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性的基本尺度。我们把这种外部世界的事物或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性的大小叫做“情理值”。直接地说，就是“连”后名词与“都”后动词之间的比值。简要说来，符合人们“理想化的认知模型”的事物或事件，具有较高的情理值；反之，不符合人们“理想化的认知模型”的事物或事件，具有较低的情理值。举例来说，一般而言，小学生认字没有中学生认字多，这个“理想化的认知模型”反映了这样的情理关联：“中学生”与“认字多”之间具有高情理值，“中学生”与“认字少”之间具有低情理值；反之，“小学生”与“认字少”之间具有高情理值，“小学生”与“认字多”之间具有低情理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情理值的计量可以有不同层次的计量标准。这正如崔希亮（1990）所指出的：这个集合存在于说话人的知识库里，它是心理的，也是社会的。说话人对集合中的每一个成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有定评，这种定评在说话人看来是无争议的，它属于预设的内容。一般来说，是以人类普遍共有的认知经验为基础的，比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有时候，却是以某一个民族、社会的认知经验为基础的，比如汉民族社会普遍以春节为最隆重的节日；有时候，甚至也可以以某一特定的个人认知经验为基础，中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已经遨游过太空。对他来讲，遨游太空具有高情理值，他可以说：“我连太空都去过”。对于其他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遨游太空永远只能具有低情理值，是不可能的事情。

2.3 序位化：事物或事件关联的心理机制

我们认为，人们根据“理想化的认知模型”来衡量事物或事件内在关联性（即情理值）的大小，便有了把事物或事件进行序位化的内在依据。我们所说的序位化主要包含这样两层含义：第一，是以某一情理为关联线索的一组（至少两个）成员所构成的序列。我们知道，当我们确定情理值大小时，总是就至少两个量级成员而言的，任何一个孤零零的成员都无所谓大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值”都存在于一个量级序列之中。第二，把其中的某一成员确定为该序列的端点（起点或终点）。有了若干成员构成的序列，并确立了某一成员的端点地位，序位化也就由此实现了。我们可以举一个常见的现象来具体阐述这种抽象的序位化过程。

现有A、B、C、D、E五个人，他们的身高分别是1.6米、1.7米、1.8米、1.9米、2.0米。从当篮球运动员来讲，个子越高条件越好。这是身高与打篮球之间的情理关联。这样，A、B、C、D、E五个人就由身高与打篮球的情理关联而确定了各自的情理值并自然形成一个等级序列。在这个序列中，A（1.6米）和E（2.0米）分别是这个序列的情理小值和情理大值。相反，如果从身高与做体操的情理关联来确定他们各自的情理值，那么，这个序列的情理小值和情理大值就要颠倒过来，形成A（1.6米）和E（2.0米）分别是这个序列的情理大值和情理小值的局面。这充分说明，情理值的大小，是由理想化的认知模型观照下的事物或事件的内在特性决定的。

2.4 情理逆反：序位化的两种方式

我们认为，对外部事物或事件进行序位化的心理操作，是人们用连续的方式把握外部事物或事件的一种极为普遍的、基本的认知行为。当我们通过情理关联建立起事物或事件的序列之后，便要确立这个序位的端点（起点/终点）。如果我们把情理关联构成的序列看做是一个量级序列的话，那么，这个量级序列上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成为人们认知上的端点，关键是看人们对这个量级取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人类对量级序列的基本把握方式是：通过对一个小量的肯定来对全量进行肯定，通过对一个大量的否定来对全量进行否定。如果我们把情理小值看作量级的起点，而把情理大值看作量级序列的终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很自然地通过对情理小值的肯定表达来实现对整个量级序列的肯定，而通过对情理大值的否定表达来实现对整个量级序列的否定。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对一个量级序列取全量肯定，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在把某个端点当作小量（起点）；如果我们对一个量级序列取全量否定，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在把某个端点当作大量（终点）。这就是所谓的情理逆反。汉语的连字句恰恰表现的就是这种情理逆反的认知规律。还是拿上面提到的五个人的身高来说明问题。A、B、C、D、E五个人，每个人都有成为某一序列中的端点的可能。就拿打篮球来说，1.8米（C）可以看作是情理小值，说成“连1.8米的都要了”，这个表述肯定的是以1.8米为起点的序列；与此相反，1.8米（C）也可以看作是情理大值，说成“连1.8米的都没要”，这个表述否定的是以1.8米为终点的序列。可见，端点选择的序位化，是说话者的一种主观认识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就实际言语使用情况来说，大部分连字句都是用来进行全量否定表述的，也就是说，其序位化的端点大部分都被当作情理大值（终点）。

2.5 有序名词与无序名词

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理解“有序名词”和“无序名词”这对概念。我们认为，连字句序位框架的建立，首先依赖于对有序名词的激活。所谓有序名词，就是在语义层面自然处于一个由等级、顺序义素特征制约的语义场中的名词，它让我们会自然联想起一组相关的具有量级差异的名词。相反，不是自然处于这个语义场中的名词，就是无序名词，没有特定语境的提示，它不能指示我们一定的联想方向，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进行明确的语义联想。这与马庆株（1991）讨论的顺序义名词密切相关。有序名词、无序名词虽然是一组相对的、不可截然分开的概念，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仍然是比较很清楚的。比如，“春天”“处长”“中年人”“小学”“亚军”“省政府”“孙子”等等，是比较典型的有序名词；而“鸟”“能力”“电影”“土地”“门”等，则是比较典型的无序名词。有序名词与无序名词的对立，对汉语的许多句法现象都有不同的制约作用。例如，“都大学生了”是自然合法的句子，而“*都桌子了”则是不合语法的句子，原因就在于“大学生”是一个自然的有序名词，而“桌子”在一般语境下是一个无序名词，只有在特定语境下，它才可能被置于一个特定的序列当中。这种差别在连字句中的表现是非常明确的。其实，这种有序名词与无序名词的差别，崔希亮（1990, 1994）在他连字句的系列研究中也有所认识。他提出了词汇的义场关联和表达的义场关联的分别。词汇的义场关联包括分类义场、顺序义场、关系义场、反义义场、两级义场。例如，“处长”在相互关联的链条里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如：科长—处长—局长—部长。表达的义场关联指的是那种与词汇的义场无关的形式。比如：“连脸都不红”。我们认为，这样的认识，本质上就是在讨论有序名词与无序名词在连字句中的对立与差别。

2.6 小结

我们认为，从“理想化的认知模型”到“情理值”再到“序位化”的认知过程，是汉语连字句形成的语义基础。这种认知上的序位化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认知层面，还要通过汉语句法结构层面实实在在的序位框架的言语形式来表现。本文的主旨，并不仅仅在于揭示“序位化”的心理操作过程，我们的兴趣更在于考察、描写和分析汉语连字句的序位框架实现的言语过程。汉语连字句的序位化，对有序名词和无序名词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这两种不同的方式，事实上对连字句的句法、语义和语篇格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们从序位框架的激活、序位框架的建构和条件成分的表达这三个层次，来逐步描述和分析连字句的序位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