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所收的十一篇论文并非按照一个完整的计划撰成，而是笔者自1996年以来先后在不同的机缘下所撰写，代表笔者在这期间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心得。其中除了《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与《由“内圣”向“外王”的转折——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两篇论文之外，其余各篇均是先在国内外的大小研讨会中宣读，事后经过修改，再刊登于期刊或收入论文集。

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中，人文学者往往必须不断地藉由参加研讨会或发表期刊论文来证明其学术研究的能力，否则就可能遭到淘汰或边缘化的命运。这种制度一方面可以逼迫学者不断地产生学术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却使得学者无法定下心来，从事更为持续而深入的思考。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于1770年提出教授就职论文后，有十一年之久，仅发表了一两篇小论文。但这段时间的沉潜却酝酿出一部哲学经典，此即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笔者常怀疑：在今日的学术体制中，康德是否还写得出《纯粹理性批判》？较诸18世纪德国带有威权性质的学术体制，我们今日的学术体制是否真的更为合理？然而，身处现代学术的分工体制，我们只能无奈地在“不断地展现成果”与“从事持续而深入的思考”这两项不无扞格的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点。笔者的策略是设法在不同的机缘下维持思考的一贯性与延续性。因此，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十一篇论文有其一贯的思想主轴，此即从儒家传统的角度来思考政治问题。也正因此缘故，笔者以“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来概括此书。

在本书所收的第一篇论文《孔子论“学”：儒家的文化意识》中，笔者对儒家传统的现代意义提出一个概括性的阐释，可视为本书的导论。笔者相信：儒家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与“内在而超越”的思考模式在经过重新诠释后，可以为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群体、自我与传统的关系提供一个适当的定位。

第二至四篇则具体地阐释儒家传统与现代的民主与人权思想接榫之可能性。五四运动以来，除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外，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均将儒家传统视为中国现代化之障碍。因此，儒家传统往往也被视为与现代的民主与人权思想扞格不相入。在20世纪50年代，以殷海光、张佛泉为代表的台湾自由主义学者与以徐复观为代表的新儒家曾针对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及人权思想的关系展开激烈的辩论。当时尚处于东西方冷战的年代，故台湾自由主义学者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是带有冷战烙印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所继承的是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而排斥欧陆的自由主义传统。在这个思想背景下，台湾地区的自由主义学者沿袭了其英、美同道的偏见，将深受德国理念论（Deutscher Idealismus）影响的新儒家划归到对立面，视之为极权主义的帮凶。

直到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发表了《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一书，这种情况才有根本的改变。因为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扬弃了英、美功利主义的哲学传统，而继承康德理念论的基本精神，并且试图藉由重建康德哲学来论证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到了1980年代，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起而批判罗尔斯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自由主义所预设的“自我”观。社群主义者反对立基于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而强调“自我”所据以形成的社会脉络与历史脉络。就这方面而言，社群主义与儒家传统之间具有某种亲缘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藉以重新评估50年代台湾自由主义与新儒家之间的论战，并且反显出台湾自由主义的片面性。

在殷海光之后，他的两位弟子林毓生与张灏对其前辈的偏见已有所修正。譬如，他们对康德乃至德国理念论已能较为持平地看待。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修正仍有其局限。其中的一例便是张灏的“幽黯意识”说。此说广为海峡两岸的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学者）所引用。然究其实，此说是建立在混淆民主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与其逻辑推衍秩序之基本错误上。这种混淆在思想史研究中屡见不鲜。因此，我们固然可以承认“幽黯意识”在近代英、美民主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催化作用，但是它却很难说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理论前提。《性善说与民主政治》一文便是要厘清其中的理论纠结，并设想一种儒家式的民主理论之可能性。

另一个例子是林毓生对新儒家“儒学开出民主”说的批评。笔者在《儒学如何开出民主与科学？》一文中曾指出：林毓生的批评系基于误解，即误以为新儒家是就逻辑关联提出“儒学能开出民主”之说。笔者进而说明：新儒家此说并非就逻辑的必然性或因果的必然性而立论，而是就精神生命辩证发展中之实践的必然性而立论。《阳明学与民主政治》与《儒家传统与人权》二文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及人权思想之关联。如同大多数新儒家学者一样，笔者承认现代的民主与人权思想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产物，而非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因此，笔者无意证明儒家传统在逻辑上已包含现代的民主与人权思想，而是要显示：儒家传统在经过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意义下的“重建”（reconstruction）之后，可以为中国文化之吸纳现代的民主制度与人权思想提供有利的思想资源。这属于德国学者罗哲海（Heiner Roetz）所谓的“重建的调适诠释学”（reconstructive hermeneutics of accommodation）的工作。

本书所收的第五至七篇论文则环绕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所提出的“存心伦理学”（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学”（Verantwortungsethik）这组概念而展开讨论。林毓生首先将这组概念引进中文学术界，藉以讨论中国文化与现实政治的问题。此后，海峡两岸的学者（如黄进兴、蒋庆）也借用这组概念来讨论儒家传统的相关问题。但问题是：在中文学术界使用这组概念的人（包括林毓生本人）对于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涵义与思想史背景并不甚了了，故当他们使用这组概念时，所造成的混淆往往多于所澄清的问题。《存心伦理学、形式伦理学与自律伦理学》一文正本清源地对这组概念及其相关概念进行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的分析与厘清。《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与责任伦理学》二文则分别针对黄进兴与蒋庆关于儒家思想的相关讨论提出商榷与澄清。

第八篇论文《儒家传统与东亚的现代化——从李光耀与彭定康关于“亚洲价值”的争论谈起》顾名思义，是针对近年来喧腾一时的“亚洲价值”论所引发之议题加以分析、评论，并思考“东亚的现代化模式”之可能性。

接下来的两篇论文《儒学、义务论与社群主义》与《徐复观与社群主义》则是根据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论，为儒学（包括传统儒学与现代儒学）的特性定位。笔者发现：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均依违于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与双方均有可以接榫之处。这也有助于厘清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之关系。

本书所收的最后一篇论文《由“内圣”向“外王”的转折——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是一篇主题书评，评论最近三部有关当代新儒学政治哲学的著作。其中，刘晓的《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特别显示出：甚至在若干政治学者（包括包遵信、启良等人）心目中的“自由主义”依然停留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因而未能摆脱五四运动以来“传统与反传统”的思想窠臼与“儒家传统与现代民主扞格不兼容”的成见。

这十一篇论文均曾刊登于学术期刊，或收入论文集中；但在本书中，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与修改。其原先的发表情况如下：

《孔子论“学”：儒家的文化意识》，收入何国忠编：《社会变迁与文化诠释》，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2002年版，第15—27页。

《阳明学与民主政治》，刊于《“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4期（1997年），第167—178页；亦刊于《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98—103页。

《性善说与民主政治》，收入刘述先编：《当代儒学论集：挑战与响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5年版，第159—197页；亦收入拙作：《孟子重探》，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33—168页。

《儒家传统与人权》，收入黄俊杰编：《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与调融》（一），台湾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2年版，第229—256页；亦刊于《原道》第7辑（2002年2月），第36—55页。

《存心伦理学、责任伦理学与儒家思想》，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1期（1996年元月），第217—244页。

《存心伦理学、形式伦理学与自律伦理学》，刊于《“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5期（1999年1月），第1—18页。

《儒家政治哲学与责任伦理学》，刊于《中国学术》总第9辑（2002年3月），第219—230页；亦收入陈荣照编：《儒学与世界文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3年版，第356—365页。

《儒家传统与东亚的现代化——从李光耀与彭定康关于“亚洲价值”的争论谈起》，收入刘述先编：《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韩国与东南亚篇》，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1年版，第125—166页。

《儒学、义务论与社群主义》，收入郭齐勇、吴根友编：《萧萐父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65—573页。

《徐复观与社群主义》，收入陈荣照编：《儒学与新世纪的人类社会》，新加坡儒学会2004年版，第327—336页。

《由“内圣”向“外王”的转折——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刊于“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9月），第337—350页。

发生于21世纪开端的“9·11”事件为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不幸的佐证。自此而后，人类文明欠缺基本共识的分裂局面益形严峻。这也同时反显出人类追求共识的迫切需要，否则身处于不同文明传统之中的人类势必将无法在这个彼此交流日趋频繁、关系日趋密切的地球村里和平共处。正如世界各个文明传统一样，儒家传统自19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化以来，也曾经历艰辛的自我转化之历程，面临不同问题的挑战。无论成败，这些经验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关切文明交流与对话的人士留意。本论文集自然无法涵盖儒家传统在现代政治中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笔者也不敢自诩能为这些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之道，而只是将近年来在这方面的思考心得呈现给读者。读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若能从中得到若干启发，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则于愿足矣！

作者

2004年10月于德国波恩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