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教育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一部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这部光辉的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近百年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上，驳斥了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谬论；批判了“左”、右倾的错误思想；系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根本问题，扫清了思想界的迷雾，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争精神。在文化方面，毛泽东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划清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文化的界限；批判了五四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内容；指明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光辉前途，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还详尽地论述了新文化发展中的指导思想、批判继承、统一战线等基本问题。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所讲的文化问题是广义的，它包括教育问题在内，关于文化问题的观点，也适用于教育问题。因此，这部著作是我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的主要著作。由于其内容极为丰富，这里仅对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关于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怎样认识文化教育，怎样认识文化教育发展变化的客观依据，这是我们研究文化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个问题作了高度概括的说明，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这就是毛泽东要我们在研究文化教育以及认识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时，所应持的基本观点。

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指明：“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这一科学的论断，有力地批驳了当时资产阶级文教工作者所大肆宣扬的文化教育可以“超阶级”、“超政治”的谬论。

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又进一步指明：“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毛泽东不仅指出了新文化教育与反动文化教育之间的尖锐矛盾和生死斗争，而且号召广大进步文教工作者团结起来，打倒反动文化教育，建立和发展新文化教育。

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毛泽东还强调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由此可见，革命的文化教育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极大地提高了解放区的广大文教工作者对于革命的文化教育意义的认识；鼓舞着他们在抗战的烽火中，深入广大群众，广泛开展文化教育活动；指引着他们把文化教育“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和旧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界限：划清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和旧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界限，不仅是为了解决一般的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涉及正确理解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的问题。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五四前后的历史情况并明确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当时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当时的历史事实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划清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和旧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界限；解决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究竟是谁领导的重大问题；批驳了资产阶级文教工作者妄图否认无产阶级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作用的无稽之谈。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毛泽东当时指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的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所以当时整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情况，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又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为了夺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坚持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长期的重要任务。

虽然如此，但整个的国民文化，当时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就整个社会来说，当时还没有形成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为了防止在文化教育上发生偏向，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性质，纠正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文化教育性质上发生的“左”的错误，使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不断前进。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内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毛泽东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所谓民族的，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帝国主义的压迫，给中国人民和民族文化造成很大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因此，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是中国人民的长期的斗争任务。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必须使教育服从于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使教育工作真正成为抗战的重要的武器之一。另一方面，“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对于外国的文化教育，采取排外主义的方针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教育，作为发展中国新文化和新教育的借鉴；采取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批判地吸收外国的文化教育。

所谓科学的，其含义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是一致的。”在旧中国，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长期束缚着中国人民的头脑，阻碍着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翻身和解放。因此，要彻底解放他们，就要大力宣传科学思想，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砸烂封建迷信的枷锁。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等，就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他主张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斗争。所谓科学的另一个含义，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中国的古代文化。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要“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而不是颂古非今”。在清理古代文化时，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样，既反对那种对待古代文化不加分析批判，全盘肯定的复古主义的倾向，又反对那种对待古代文化采取一概否定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这些精辟的科学论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所谓大众的，其含义就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同时，还要“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为此，一方面，对于干部特别是工农干部，要“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另一方面，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学校”，“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 以便他们能更好地献身于革命事业，为人民大众服务。

毛泽东在系统地考察了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历史的情况之后，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的论断，是符合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客观实际的。这个科学的论断，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指引着广大文教工作者去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教育中的一系列的关系，如中国文化教育和外国文化教育的关系，中国的现代文化教育和古代文化教育的关系，文化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文化教育的提高和普及的关系，文教工作者和人民大众的关系等。这个科学的论断，为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事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文化教育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党在当时制定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总的依据，是解放区广大文教工作者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指针。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正是实践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理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