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99年笔者应北京大学之邀，前往北大讲授“康德法权及国家哲学导论”，听讲学生多为来自哲学、法律及政治系之研究生。本书《康德四论》即为在北大授课期间逐次整理出来的四篇康德哲学论文，其中第一篇《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意义》已发表在1999年7月号的《哲学研究》上，第四篇《康德的国家哲学》则以《永久和平与外在自由——康德国家哲学要义》之名刊载在1999年11月与12月的《鹅湖》（台湾）上。
1988年笔者在政务倥偬之际，得以有三个月的时间前往德国波恩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将1985年的原博士论文略予删改，终能于1990年在德国正式出版《Kants Lehre vom Menschenrecht und von den staats-buergerlichen Grundrechten》（《康德的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学说》）一书。该书的出版承蒙“阿登纳基金会”（Adenauer Stiftung）的资助，出版后基金会负责人认为该书对统一后德国东部地区的民主重建与“社会法治国家”（sozialer Rechtsstaat）的建设大有助益，因此率先采购四百册分赠德国东部地区各大学及研究机构，其隆情高谊，令人感佩。尔后，奥地利学者卡瓦拉（Georg Cavallar）也在“维也纳促进学术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针对拙作撰述书评，并刊载于全球最具权威之哲学专业杂志《康德研究季刊》（1992年第二季）。该书评高度评价拙作对康德法权哲学研究之贡献，并将该书列为研究康德法权哲学四本必备著作之一（详见本书附录）。
此外，1996年英文剑桥版之《哲学史名著译丛》（Cambridge, Texts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出版康德法权哲学主要著作《道德形而上学》之英译本，由玛丽·葛雷格教授（Prof.Mary Gregor）编译。在该书的导论中，拙作与耶宾浩斯（Julius Ebbinghaus）的作品被推崇为研究康德法权哲学“特别有益”（especially helpful）的欧洲著作。
笔者自1985年秋返台，随即投入台湾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方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则坚持中国统一，反对“台独”。其中的执著很难说没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自从1987年进入立法院担任立委之后，先是为了推动“国会”全面改选，后是为了反对“台独”，历经政治风暴，不免荒废所学。还好，在1988年犹能腾空三个月前往母校做博士后研究，才有了《康德的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学说》的问世。1994年在欧洲举行“法治国家与人权”（Rechtsstaat und Menschenrecht）研讨会时，邀集全球在这个领域拔尖的25位学者与会，笔者正因为《康德的人权与基本公民权学说》而有幸成为惟一获邀的黄种人。1999年1月底笔者卸下立委职务后，才有机会前往北大讲授康德，并趁机将授课内容整理为一本比较系统且全面介绍康德法权哲学的著作，总算不负所学。
其实，康德哲学在中国流传也有近百年的历史，梁启超早在1903年即发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其后，张君劢留学日本期间，受到梁启超的资助与鼓励，先是留意当代欧洲社会主义思潮，后则负笈德国，攻读康德。欧战之后，梁启超赴欧考察，即由张君劢陪同，《欧游心影录》一书就留有张君劢的身影。1923年张君劢所引发的“科玄论战”，正是他受到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对“五四”以来流行的科学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放任的自由主义所做的批判。
牟宗三早年担任张君劢的秘书，他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当得益于张君劢的启迪。康德哲学近二三十年在台湾成为显学，与牟宗三的大力倡导不无关联。牟宗三虽不谙德文，却能独力将三大批判自英译本再转译为中文，这种毅力不得不叫人佩服。而牟门弟子大多出身中文系，无法直接阅读康德原典，只能经由牟宗三的译本来研究康德，不可不谓为一大缺憾。然牟宗三极力推崇《纯粹理性批判》（1781），《实践理性批判》（1788）与《判断力批判》（1790），甚至有将这三大批判绝对化的态势，这种治学精神似与批判哲学有所出入。康德哲学贵在批判，而非树立权威；贵在提倡新方法，而非提出新主张。新儒家长年希冀“内圣而外王”，殊不知在三大批判之中永远开不出“外王”之道。
三大批判诚然是康德批判哲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康德的批判哲学、先验哲学就是借着三大批判建立起来的。但康德的哲学体系一般区分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后者又区分为伦理学与法权哲学。而法权哲学又区分为自然状态与国家状态的法权哲学，前者称为自然法学，后者称为国家哲学。有关“外王”的学说，即集中于法权哲学。而康德有关法权哲学的主要著作几乎都出版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尤其是在1793年元月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康德有关国家正当性的依据以及“革命权”的讨论都是围绕着法国大革命而来。康德法权哲学的专著《道德形而上学》上卷——《法学的形而上学原理》——即出版于1797年，这也是康德生前除了三大批判外最重要的著作。
本书第一篇即综论康德哲学，第二篇论述康德实践哲学，第三篇为康德的自然法学，第四篇为康德的国家哲学。第一、二两篇为第三、四两篇的基础，后两篇则是到目前为止在中文世界有关康德“外王”之道较为系统与完整的论述。此外，在附录中收入何兆武先生为本书所写的跋——《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批判》，简要地回顾近百年来康德研究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