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政治发展的目标

（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整整经历了60年时间。这是一个充满着中华民族血和泪的屈辱历程。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在明清之际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迟早会依靠其自身的力量走进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尽管这个过程是比较缓慢的。但是，从19世纪中叶起，当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束缚和日益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压抑，还未来得及突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而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就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社会脱离了由其自身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缓慢转变的常轨，而开始了在外力压迫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此后，每发生一次列强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就增加一份屈辱，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上就越陷越深。直到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相继发生，中国社会终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成了一个表面上独立而实际上受帝国主义列强全面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特点：

第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成为统治中国、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据不完全统计，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外国侵略者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各种损害中国权益的章程、合同或专条）约有300个左右。通过这些战争和不平等条约，列强从中国先后勒索赔款达10多亿两白银，先后强迫中国开放的沿海和内陆的通商口岸约达50个；除割让香港、台湾、澎湖列岛等沿海岛屿外，沙俄还在中国东北和西北吞并多达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英、法、美、日、俄、德、比、意、奥等国已先后在中国17个城市分别开辟约数十处租界；中国的海关已完全被外国人掌握；外国的舰船不但可以任意进出中国沿海口岸，而且已取得内河航行权；列强已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甚至在战略要地派驻军队，直接控制中国，操纵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列强已垄断中国的内外交通，控制中国对外贸易，并在中国各地办工厂、开商店、开采矿山、修筑铁路、开设银行、发行钞票，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此外，他们还利用开办学校、发行报纸、传教和办慈善事业等方式进行精神渗透和文化控制。这样，帝国主义势力已打进中国各个领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牢牢地控制了中国，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独立发展的首要力量，也成为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

第二，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互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近代中国的社会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就是以清朝皇室为核心的封建专制政权。它对内抱残守缺、顽固不化、拒绝任何改革或革新、镇压一切反抗与不满；对外则在侵略者面前一味执行屈膝投降的卖国政策，甚至无耻地执行所谓“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反动方针，以大量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侵略者对其统治地位的支持。所以，以清王朝封建政权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地统治人民，是近代中国最反动、最黑暗的势力。

第三，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中国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但是，西方列强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强大的资本主义的中国。为了剥削和奴役的需要，西方资产阶级宁愿在中国保留最落后的封建剥削关系。所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正在发展起来的买办资本的剥削和原先早已存在的城乡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着明显的优势。

第四，民族资本主义这时也有了某些发展。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首先受到在华外国资本的严重排挤和打击，同时又受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抑与阻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民族资本只能走过一条坎坷不平、多灾多难的道路，它的力量仍然很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五，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政策，又由于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存在，造成中国实际上长期不统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不平衡。

第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群众，尤其是广大工人群众，日益贫困，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少见的。

上述这些特点说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相勾结，造成了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中国封建势力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则是最主要的矛盾。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就是一部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历史。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多重目标

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一般主要指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如果从广义上来说，也含有从各种不同类别的前现代化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变迁之意。一个现代化社会不仅仅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其政治、文化也应该是高度发达的。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的进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要走上现代化之路，这是共同的大趋势，各国、各地区概莫能外，但由于国情的差异，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现代化之路，其起点和经历的途径以及演变的模式，又并非完全相同而是各具特征的。在中国，这个历程的起点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资本的相继输出，促使中国自然经济解体，产生了新兴的近代工业和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伴随而来的工业无产阶级，这就是现代化的因素。由于当时的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实现现代化不能不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为前提。封建主义与现代化是直接对立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则只能带来殖民化。尽管它也可能带来某些现代化的物质的、精神的因素，但充其量只能称为殖民化的现代化，而不能叫作真正意义的现代化。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独立，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因此，具体到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第一步是要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的独立，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以争取人民民主。然后在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基础上，去实现第二步的目标，即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完成祖国统一，发展生产，实现现代化，建设高度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历程所追求的这一目标，概而言之也就是：独立、民主、统一、富强。

第一，独立。这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中国近现代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其目标就是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

独立，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宝贵、最具价值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则一个民族即无其任何真正价值可言；丧失了独立，则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更成为一句空话。具体于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传统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几近完全丧失。随之而来的是领土的分裂、人民无穷无尽的灾难。民主、自由，这些人类长期追求、最为珍视的价值目标，毁灭殆尽。中国的政治发展沉入谷底，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笼罩在不止一代的中国人的心头。戊戌维新运动的志士谭嗣同曾满怀悲愤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丧失独立的痛苦驱使先进的中国人苦心焦虑地寻求拯救祖国的道路。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当时最大的现实，也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寻求实现民族独立的政治方案，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殚精竭虑，英勇奋战，相继发动了像太平天国运动、百日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里程碑。它为中国从传统的专制集权状态向现代民主状态的转换，从落后的农业手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变迁，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开辟了现实的前景。

第二，民主。这既是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紧迫要求，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自我完善的长远目标。按照当代各国政治学者赋予政治发展的含义，民主是其最本质的要求。因此，中国的近现代政治发展，把民主作为其争取的目标，是不奇怪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它是在同封建专制政体的斗争中产生的。民主具有阶级性，又有不同层次。如有资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等。近代西方欧美各国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是历史的进步。凡是处于封建主义统治历史阶段的民族和国家，其政治发展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民主。一般而言，这时争取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是，由于国情的特殊，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所追求的民主目标，却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广大人民的民主，即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大人民（主体是工人、农民）享有的民主。这是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更进步的民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即是其具体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实现更高层次、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保障与可能。民主与独立并非有必然联系或与生俱来，它们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价值目标。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不等于其成员就享有民主，而一个享有某种程度民主的国家，也不意味着它就是独立的，这种情况在世界近代史上不难找到例证。但是在中国，民族独立与人民民主都是与生俱来的，由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联合奴役中华民族，统治中国人民，因此，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本国封建主义争取人民民主这两个性质不同的斗争，是紧密相连、同时进行的，它们是同一个政治发展历程。1949年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了，广大人民应享有的民主权利也随之而来。其后，尽管受到“左”倾思潮的干扰，人民的民主权利一度被削弱、缩小，但建设高度民主国家的目标已经深入民心，不可动摇，只要时机成熟、条件俱备，它就会变为巨大的力量，把民主政治的建设推向更高的阶段。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把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列上了日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必将不断自我完善。它将是我国政治发展长期奋斗的一个目标。

第三，统一。这是特定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所独具的一个目标。由于中国在近代遭受许多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它们实行分裂剥削政策，划分势力范围，扶植统治傀儡，造成了中国长期不统一的状态。不是南北对峙，就是中原逐鹿，边陲做大，各地割据，中央主权名至而实不归。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中国大陆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但遗憾的是，台湾、香港、澳门仍处在祖国统一的大门之外，这就给中国近代的政治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不能设想，一个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国家，其主权却是分割的，领土却是不统一的。独立而不统一，独立就不完整；民主而不统一，民主也有缺陷。在世界近代史上，这是少有的现象，是中国政治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现今，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香港和澳门已经回归祖国；随着海峡两岸长期对峙形势的缓和和两岸人民的频繁交流，台湾也必将找到与大陆实现统一的途径。完成祖国统一，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目标。

第四，富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第二步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投身中国政治舞台之日起，就立志要把中国变得独立和富强。如前所述，到1949年，当民族独立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人民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大陆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基本结束时，建设繁荣富强新国家的任务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旧中国的经济十分落后，现代工业经济只占10%左右，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高达90%左右，但却不能满足全国对粮食、棉花和日用生活品的最低需要。加上战争的破坏，全国百废待兴。但是，由于我们消除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障碍，充分发挥了中央集中控制的优势和充分调动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热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到1957年，又顺利地完成了“一五”计划，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但其后，在对如何实现富强这一目标的认识上，中共在一定时期的认识出现了偏差。1957年以后，毛泽东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经济建设未能被摆在中心位置。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激烈的社会动荡将中国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发展的富强目标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拨乱反正，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使中国政治发展重新走上正确轨道。现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决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难断言，只要我们坚持这样搞下去，到21世纪初期或中期，富强这一目标定能实现。

中国政治发展的多重目标就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艰难与曲折。这也是中国区别于欧美各国政治发展的不同之处。欧美各国的政治发展的要求主要是实现民主与富强，不像中国还有独立与统一的任务。中国政治发展的四项目标，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从联系来说，四个目标是一个整体，都必须达到，哪一个目标也不容忽视，否则，中国的政治发展就会偏漏而不完全，留下巨大的历史遗憾。但从克敌制胜的原则和方法来说，目标分散或过多，无疑不利于作战。而实现不同的政治目标又要求具有相应的不同手段。这样，集中目标，择取手段以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对应等问题，就成了中国政治发展进程难度很大而又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的探索、实践，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从而把中国的政治发展引上了健康发展之途。

（三）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

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政治发展目标，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又一重要问题。

应当承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即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这样，要救国，就必须维新；要维新，就只有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虽然从世界范围来看，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在18世纪40年代已经开始兴起，但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由于中国“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时还不可能被提上议事日程。

还在19世纪上半叶，封建阶级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形了。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他们提倡的学习西方，主要是着眼于科学技术的领域。在他们看来，只要实行了“以夷利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几条，中国并不难回到“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那样的盛世。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不仅主张办工厂、开矿藏、兴银行，而且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则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了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更主张系统地学习西方的思想、理论。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则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提出的三民主义，直接参照了欧美的经验。这些事实表明，中国人学习西方，不仅十分热烈和十分虔诚，而且是逐步深入和相当全面的。他们也不只是学习，还付诸行动。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进行过长时期的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所有这些努力，从根本上说，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因为中国并没有由此变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成了一个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事实上，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来到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掠夺中国来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一个政治上不独立、经济上受它们控制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中国，乃是一个极其广大的倾销商品的市场、一个理想的资本输出的对象、一个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如果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仅会丧失在中国的殖民主义利益，而且还将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是它们所不容许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这个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正因为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实践中一再地被证明行不通，中国的先进分子才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与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和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中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精英。他们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组成，即：原先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李大钊、陈独秀；五四爱国运动的左翼骨干如邓中夏、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老同盟会会员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稍后，孙中山本人也讲“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并且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朋友。他的忠实追随者宋庆龄、何香凝等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成了杰出的共产主义者。这些历史事实清楚地告诉人们，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经过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的摸索之后所做出的郑重选择。

这当然不是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就没有人再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也有某些中间党派的领袖人物或中间人士主张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最终都失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即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得到了实现或者有了实现的可能。因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被取消了，半独立的中国成了独立的中国，中华民族一洗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妨碍统一的因素从根本上被消除了，中国形成了从来不曾有过的真正统一的局面；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统治从此结束了，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开始享有从来不曾享有过的民主权利；中国人民也有可能去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开辟宽广的道路。诚然，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仍然需要进行不懈的斗争；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还有待于继续奋斗；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勇于攀登。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