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边疆与民族问题——历史与现实层面的思考
马大正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秦始皇统一七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以来，悠悠两千余载，出现过多次全国大一统局面。秦汉时期开创了全国统一局面的先河。隋唐王朝疆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实现了“华戎同轨”。宋、辽、金时期，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一统全国的先例，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构成，发生了长达百年的富有特色的大融合，改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狭隘观念。及至明、清，特别是清代前期，清王朝在元、明两朝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国大一统，确立了中国的历史疆域范围。总之，中国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一特有规律，已日益为更多的研究者所认识，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索。
一、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及其边疆演变的历史特点
中国的边疆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不但有着较明显的自然特征，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特点：
第一，悠久的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的连续。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世界各早期文明国家中惟一没有中断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国家。在这一大前提条件下，中国边疆不但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悠久的发展史，而且发展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史一般均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石器时代，各个边疆地区社会发展速度有快有慢，但都或早或迟地纳入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连续性发展的轨道。中原地区构成了发展中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之中心地区，其外则是广阔的边疆。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原与边疆地区交往不断（既有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政治管辖或战争），中国边疆也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曲折发展。在资本主义殖民者入侵以前，中国边疆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方向演进的，即使是来势凶猛且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从未中断过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者给中国带来了新的边疆危机，这是与以往中国边疆问题性质截然不同的民族危机，中国独立发展的历史面临着中断的危险。但是强烈的挑战也逐步唤起了中国人民。经过百余年艰难曲折的探索与奋斗，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再次兴起，中国边疆也在继承数千年历史遗产的基础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广阔的地域——分散发展演进后的统一。
中国边疆地区地域十分广袤，从东北到西南，陆地边疆地区面积即超过全国面积的一半以上，此外还有十分辽阔的海疆。中国各边疆地区在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地理条件方面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国边疆是在分散发展演进后统一为一体的。这里所讲的分散与统一均有两重含义：讲分散既有从全国角度看边疆分散为若干地区，也有在一个大的地区中又往往可分为若干相对自成体系的局部；讲统一既有各大边疆区域逐步统一于中国的进程，也有各个边疆区域内部趋于一体的演进。每个大的边疆地区都有相对自成体系的发展史，这既是本地区的社会发展史，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多样的民族——自立发展基础上的融合。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部族）演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中国边疆问题与中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不仅因为中国边疆地区是各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而且各民族在自立发展（各民族都有以自己为主线的发展史）基础上的融合是构成统一多民族中国边疆的基石。汉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居住分布最广的民族，汉族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及其边疆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汉族有着十分漫长而从未间断的发展史，而汉族得以以现代如此强大的状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与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华夏民族是汉民族的主源，但华夏民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与蛮、夷、戎、狄诸族结下了长期的不解之缘。汉民族自形成后一直延续发展，并大量融合了其他民族人口，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融于周边其他民族。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双向融合现象，进而促进了更大范围的民族融合。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了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人——中华民族。在中国边疆地区，还有一种民族现象也很普遍，这就是跨界民族的存在。这种跨界民族现象的存在又增加了中国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复杂的问题——多重矛盾发展的叠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问题，中国边疆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多重矛盾发展叠加的结果。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全国性发展所遇到的矛盾在边疆地区也会发生，这是矛盾运动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这类矛盾包括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制约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制约的矛盾、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不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等。辨析这些矛盾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问题的前提。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边疆社会矛盾运动还有其特殊性，不同边疆地区的社会矛盾运动又有其特殊性。辨析这些边疆特殊矛盾运动是认识中国边疆发展现象的关键。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往往体现为上述各类矛盾更集中地发生于一地，多重矛盾的叠加增加了边疆地区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这对于探讨矛盾发生的原因和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都增加了难度。
二、近代中国的边疆问题与民族危机
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危机此起彼伏。两种民族矛盾——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各族被压迫人民的矛盾和中华民族整体与外国殖民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此时的清朝统治者既无法缓和国内民族矛盾，也无力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入侵。随着中国社会与边疆发展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国边疆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自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割占中国领土，是本时期最重要的边疆大事。资本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与中国接壤的俄国。在东北，俄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和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夺取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在西北，俄国通过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9年《科布多界约和乌里雅苏台界约》、1881年《伊犁改订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强占了从唐努乌梁海到巴尔喀什湖、帕米尔地区的大片领土。第二种是英、法两国在中国周边邻国建立殖民地之后进而侵占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领土。第三种是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首先将海外殖民目标对准了中国的近邻——朝鲜，继而在甲午之战（1894年）中战胜中国，次年迫使中国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吞并了中国的台湾省。第四种是列强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强租强占，这包括葡萄牙在澳门，英国在香港、威海，德国在胶州湾，俄国（后为日本）在旅顺口、大连湾，法国在广州湾等。
伴随着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清王朝被迫对边疆地区的政区管理体制进行了一定的改革，这些改革有益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疆域的进一步巩固，也是此时期中国边疆发展的大事。这包括：1884年设新疆行省；1886年设台湾行省；1907年设奉天、吉林、黑龙江行省，置巡抚分驻奉天府、吉林府、龙江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但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沙俄政府不仅鼓动外蒙古“自治”、“独立”，还在1914年出兵霸占了唐努乌梁海地区。1913年至1914年，英国策划了旨在分裂西藏的西姆拉会议，中国政府代表拒签并声明不承认所谓英藏《西姆拉条约》。在边疆民族地区内部，其社会经济生活与清末比较并无明显变化。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占领东北全境。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但有大片边疆领土沦陷于日本，中原内地亦有许多地区先后为日军占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不但收复了在大陆的失地，还收回了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及南海诸岛。但是国民政府在1946年1月被迫承认外蒙古独立，造成20世纪以来中国疆域最大的一次变动。这一事件给国人留下了诸多可以反思之处。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在国家、民族、边疆危机日益加深时，国人有识之士在指出中国“寇深矣”的同时还强调了“病革矣”。“寇深矣”即外患严重，这是中国社会发展遇到的严重的障碍。中国向何处去？这已成为摆在国人面前的最严峻问题，然而回答好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中国为此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从改良维新到民主主义革命，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变，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相继传入中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亦有人尝试。经过近40年的国内社会矛盾运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国策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中国边疆省区的战略地位实现了由“反修、反帝”国防前线到边防与对外开放前沿为统一体的战略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滞后的边疆民族地区，与国家发展方向和经济利益有了更多的交汇点。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给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极好时机：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增加了国家在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支持边疆民族地区的实力，边疆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日益发挥着对沿海和内地的重要支持作用。有约30个少数民族与15个国家相同民族毗邻而居，多年来与原苏联、越南、印度等国的对抗和战争局面已转变为和平环境。周边国家为谋求发展本国经济，对与我国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在经济上的互补性相当重视。与此同时，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也存在着许多需要研究与预防的问题。
第一，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在发展道路上遇到挑战。
在经济上，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局面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改变，绝大多数地区的人均经济指数都低于全国人均水平。边疆民族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总之，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点很低，自我发展的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薄弱，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政治上，当前边疆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局是好的。但影响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不容忽视。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反分裂斗争是边疆地区的长期任务；二是缉毒、缉私斗争在维护边疆地区稳定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文化上，边疆地区教育整体水平低下和文盲率高的现状，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扭转。
在周边环境上，国际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的转化和国际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了新的竞争。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与我国（特别是西南边疆地区）在资金、原料、市场、人才等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东北亚、北亚、中亚、南亚地区诸国的社会政治结构正处在重组时期，其政局动荡和国家间的矛盾均会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对外开放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第二，影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分裂活动类型复杂。
从我国边疆地区的实际情况看，诱发社会动乱、破坏社会稳定的因素仍然存在。局部的、地区性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若以性质区别，可大体分为两种类型。
类型之一，动乱制造者以分裂国家统一为主要目的，制造分裂与反对分裂是斗争的焦点。这也是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长期任务。不同地区的反分裂斗争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完整、民族团结的原则下，制定灵活的政策、策略。西藏地区和新疆地区是当前我国反分裂斗争的重点地区。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由于周边国家政局的动荡，或者由于领土归属、边界划分造成我主权受到危害，边疆地区稳定受到威胁，这种情况当前在东北地区和南海海域较为突出。
类型之二，则是为追逐高额利润，一些非法分子在边疆地区大肆贩毒。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给边疆地区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力。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毒品泛滥，已成为危害人类最严重的国际问题之一。贩毒、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在我国云南、广西等边疆省区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尤其是云南省的毒品问题现状，更是让国人堪忧。
第三，反分裂斗争是边疆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和新疆地区的长期任务。
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不同地区的反分裂斗争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完整、民族团结的原则下，制定灵活的政策、策略。西藏地区和新疆地区是当前我国反分裂斗争的重点地区。
西藏的分裂势力主要来自达赖集团，他们依赖的是以西方大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由此，达赖喇嘛在国际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一些西方主要国家和一些重大国际会议上对达赖集团的同情、支持往往呈一边倒的态势。达赖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西藏地区的现实影响主要源于藏传佛教赋予他的神圣地位。特别是在班禅大师圆寂后，西藏僧俗群众的宗教认同感有趋向达赖喇嘛之势。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只有很好地解决西藏的宗教问题，才可能真正赢得民心，保持西藏社会的稳定。
国际上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的影响虽不及达赖集团，但其问题的复杂性和恐怖暴力的严重性不容低估，未来要超过西藏分裂集团。境外分裂势力在崖疆的活动目前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其一，境外分裂势力正加紧勾结，寻求联合；其二，妄图使“东突”问题国际化；其三，叫嚣采取武装斗争实现新疆“独立”，偷运武器入境已由过去零星偷运发展成有计划输入；其四，千方百计扩大在新疆的宗教影响力。与此同时，境内分裂主义分子活动也日趋活跃，一是非法组织不断出现，二是加紧向政府工作人员渗透，三是非法宗教活动继续蔓延，有的党员干部开始参加宗教活动。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新疆（主要是南疆地区）陆续发生了由分裂主义分子煽动的多次小范围的骚乱和武装暴乱事件。搞暴力恐怖活动是新疆分裂主义势力的新手段和新特点。
第四，西部大开发与边疆稳定战略问题，尚需有全盘的战略考虑。
我国西部地区生活着众多的民族，存在着特殊的社情。受20世纪90年代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民族分离主义思想对边疆的民族关系冲击很大，给当地的社会政治稳定带来了不小的威胁，如果我们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片面强调发展经济，不重视社会稳定问题，就有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忽视了民族宗教等因素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那其本身也不能称为是一个完整的发展战略。
从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所包含的12个西部省区直辖市看，属于边疆地区的占到了大多数。其余不包括在边疆地区范围内的省区直辖市，实际上也包含着边疆地区的某些特点。具体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边疆地区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民族自治地方多；二是周边邻国多，有些国家的情况较复杂，存在许多不可预见的因素；三是老、少、边、穷地区多；四是地大物博，潜力很大。因此，以上这四个特点是考虑西部经济发展战略和西部社会稳定战略所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从稳定的角度看，当代中国边疆面临的稳定形势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滞后。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二是边疆的稳定现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根据挑战的不同内涵，可以分为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两种类型。政治性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些集团势力出于政治目的，欲在中国制造分裂，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西藏和新疆。另外一种是由于历史上的边界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是当前还存在领土争议，由这种领土纠纷所带来的不稳定。第二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邻国地区本身的政治发展的不稳定性，对边疆地区的稳定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经济性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某些集团或个人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进行贩毒、走私枪支、贩卖人口等。
总之，根据以上的基本认识，当前维护边疆稳定有四个重点地区：一是新疆、西藏；二是云南；三是东北；四是南沙。在这四个重点地区中，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更值得关注。而新疆、西藏和云南又恰恰都是属于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包含的地区。因此，要稳定边疆，进行西部大开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就必须要重视社会稳定战略问题。没有社会稳定战略，整个边疆发展战略是不完整的。
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难当头，我国老一代边疆专家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亡图存，掀起了边疆与民族问题研究的高潮。如今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国际上民族宗教问题的抬头，国内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以及邻国对我海疆的觊觎，均构成了新世纪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这就更加需要年轻一代的学者以前辈为榜样，居安思危，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张植荣同志在北京大学长期从事我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特别是西藏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欣闻其新作出版，以此文表达我对他的鼓励和推荐。
2004年寒冬
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