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3年春天，当朱文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完稿之际，她找到我，问我能否为她写一个序，我欣然同意了。但是当提笔时，又不知道该如何努力，才能不辜负这本厚重的学术著作。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当时正值国际上冷战阴云密布之际。西方国际政治学界盛行着各种相关的实力政治理论。它们多是以古典西方政治理论为基础依托，再加上美苏冷战中的一些实例，进行着理论上的自我丰富和完善。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争斗毕竟不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全部内容。歌德说：“理论都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一些西方政治学者发现，国家间的经济活动正在相互渗透，并日益深刻地影响到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和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输出国组织以提高石油价格向发达国家挑战等均是具体的体现。与此同时，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全球大市场正在形成。跨国公司的出现，国家间贸易磨擦的不断，也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冷战军事对峙的表象下，国际间的往来还有着更为丰富生动的活力和内容，也许后者更接近国际关系的常态。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春江水暖鸭先知”。20世纪的70年代，一批敏感的西方青年政治学者不再满足于冷战格局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从而开始了对国际关系的生动内涵的创新性研究。他们的工作为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他们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经济全球化。

历史的巧合是，20世纪最后二十年在神州大地上涌动的改革开放热潮与世界上的这一主要潮流完全合拍。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1991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面向21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议程上专门设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专题。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罗伯特·吉尔平应邀与会并在会上宣读了《经济区域主义的挑战》的论文。吉尔平教授是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是一位公认的学术大家。我至今不但记得他的论文的中心观点，更记得他发表这篇论文前一天的一个场景：当时北京正下着瓢泼大雨，为了抓紧时间充实论文，他不顾旁人劝阻，毅然脱掉皮鞋，高高挽起裤腿，光着双脚淌着大水走回宾馆。这位美国学者用他特有的举动向人们展示了人生的一个侧面：有时做学问的扎实和做人的朴实是一致的。当年吉尔平教授在北京做这场学术报告时，朱文莉还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在那次国际会议上她也只能坐在后排旁听。物换星移，一晃十二年过去了。吉尔平教授已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而朱文莉已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青年骨干教师。她所开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学院中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现在她在历年讲授这门课程的基础上，凝神静思、呕心沥血地完成了这本专著，作为教材奉献给大家，同时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源起于西方的学术园地中，当之无愧地留下了又一位中国青年学者的名字。

我有幸先读到本书的原稿。我必须承认，对书中许多具体内容，我只有虚心学习和努力理解，因为它们已远远超出我现有的知识范围。但是，多年与国际学术界交往的经历还是帮助我在内心建立了一些认识和审视学术成果的标尺。一部优秀的论述国际问题的作品，应当反映出开阔的视野、时代的气息、哲理的思考、人文的底蕴。我承认，这本书给了我这样的印象。同时，这本书是作为教材来写的，但我认为它不是一本普通教材，而是一本跨学科的研究型教科书。我们现在经常说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应当出精品教材。学生们从精品教材中最后得到的不应是狭隘的令人不得要领的知识罗列，而是知识被综合升华后的一种精神境界，一种集大气和灵气于一体的人文修养，一种对世事和人生的观察和感悟。

袁明

200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