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49年9月，王瑶先生由专治“中古文学史”转而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在清华大学第一次系统开设这门课程，并着手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1951年9月，即出版上册，1953年8月，下册亦出版。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年仅39岁的王瑶先生，就以他厚重而扎实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一专著，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和开山人。
《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刚出版，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实藤惠秀等几位教授即动手进行全书的日文翻译，很快在日本出版。以后，虽经各种政治磨难，批判之声缕缕不绝，又有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这本《史稿》仍然葆有它特殊的无法取代的学术生命力，终于1982年12月出版了修订本，不久被教育部列为大学课程的必读教材。
《中国新文学史稿》为王瑶先生带来了许多不应有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也永远地确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中科学而坚实的开拓者的地位。
从先生的《史稿》出版以后，到匆匆离世的80年代末期，除掉十年灾难的沉默，在仅有的25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勤于著述，笔耕不辍，除撰写了古典文学方面的《李白》、《<陶渊明集>编注》、《中国诗歌发展讲话》（也包含了新诗的部分）和个别单篇论文之外，主要的精力用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使他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开掘纵深，多所建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论文，大多属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鲁迅的研究，一是关于现代文学史的整体、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古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可以说代表了王瑶一生学术成就的三个高峰。收入“北大名家名著文丛”时，《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单出一册；这里选入的一些文字，即是属于后两个方面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
在十年灾难过去之后的80年代初期，《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得以将原来作为三册分别出版的著作汇在一起，重新出版。为这本书写的《重版题记》中，先生说，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朱自清和闻一多先生“亲承音旨”式的指导；同时，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方面，也深深受到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的影响。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等，都具有“典范的意义”。这是因为“它比较完满地体现了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的性质和特点”。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的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先生从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这种文学史研究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思想，一直作为先生文学史“研究工作的指针”。他这样说：“作者深信自己所遵循的思路和方法还是比较对头的，而且仍然希望能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先生坚持的这种精神和方法，也始终贯穿于他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始终。这种精神和方法，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体现所具有的“典范的意义”，已经比先生那些著作论文本身，更有悠久性，更值得我们承继和发扬。
先生的许多论文的具体论述，充分体现了他的这种精神和方法，如在本书中收入的关于鲁迅作品的论述，关于巴金小说的论述，关于“五四”时期散文发展及其特点的论述，关于现代文学民族风格的论述，均能于丰富的历史现象中，努力发现和阐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见解；他还在一些文章中，反复申明对于文学史研究科学的方法论的认识。“四人帮”刚刚粉碎之后，在一次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会议上，他就现代文学的研究的性质、方法的科学化等问题，谈了很多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如针对一些新方法的引入，他说，“我们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具体分析所要研究的课题，以期得出符合事物真实情况的科学的结论，这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当然要学习和借鉴别人的长处，但绝不能像邯郸学步那样，为了追求新奇而放弃了根本的原则”（《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随想》）。同一篇讲话中，他又对于过去文学史研究中“以人定品”，以一个人的政治观点代替对他的作品的分析评价的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他说：“这个问题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就不存在，现代文学史由于所研究的作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因此常常不免有超出学术范围的干扰；但科学地研究问题必须有勇气排除这些干扰，文学史只能根据作品在客观上所反映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来评价，与政治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是提出来了。后来研究的现实状况，也有很大的转变。但这些“干扰”的排除，何止仅仅是研究者的“勇气”所能解决得了的。它有更深层的原因。一种研究原则的实现，不是光靠原则所能保证。他说，朱自清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纲要》“评述文学现象和不同流派的态度，应该说是客观的严谨的”，“比较尊重客观事实和重视社会影响，避免武断和偏爱”（《念朱自清先生》）。先生也说过，“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中古文学史论·初版自序》）。“以前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要在“释古”上多用力，对历史“必须作出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念闻一多先生》）。既承认没有“绝对的超然的客观”，又要使文学发展规律与文学现象的阐释，能够做到“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合乎实际历史情况”，力求避免“武断和偏爱”，这中间，就体现了一种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的追求在内的。
在整体性的视角和学科生成发展的内在联系中，对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及复杂的现象做深入的考察和探讨，是先生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诚然如在论述闻一多时先生说的，“无论纵向或横说，他的眼光都是十分开阔的，观察方式完全是宏观的”。这也适用于先生自己的研究。先生的研究，从始至终特别注意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中国现代散文，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传统以及外国文学的联系，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先生于50年代出版的《鲁迅与中国文学》一书，这里收入的《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故事新编散论》、《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论现代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历史联系》等文章，都显示了他自50年代至80年代的这种一以贯之的学术努力。先生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学术观点上对于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真理的追求。他多次引述这样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生成来源的说明：周作人把新文学解释为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继承，胡风则把它解释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一个新拓的支流”，先生指出，这些都是既忽略了新文学所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生活的基础，又片面地夸大了某一方面影响的结果。先生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及其主要精神、作家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素养，乃至于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都与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很深的联系。这是现代文学具有民族特色的重要原因。先生并就作家的创作做出了这样的概括：“现代文学中的外来影响是自觉追求的，而民族传统则是自然形成的。它的发展方向就是使外来的因素取得民族的特点，并使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这个著名的论断，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先生所以这样做，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伴随“五四”文学革命所产生的新文学，在很长时期里过分强调了它与古代文学传统断裂的一面，从而不能科学地认识这一年轻学科的本质特征。先生努力论述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就“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重估问题进行新的反思，并从忧患意识、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等这些重大问题上，找到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第一次精辟地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民本位主义’的传统”，“中国现代文学本质上就是人民的文学”这样的命题。先生对于各种文体与传统文学之间联系的论述为他的总体性的认识找到了佐证。这样，就为一个生命较短的新学科找到了它的本质和渊源。第三，先生本身治古代文学的深厚根底，也为他在这一论题范围的研究提供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功力。仅看一看他这方面的论文中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鲁迅与“魏晋文章”关系的论述，关于《故事新编》中现代性细节和“油滑”描写与喜剧性人物的艺术效果、中国传统戏中“二丑艺术”、绍兴民间演戏风俗等传统表现方法关系的精彩论证，就可以看到先生这方面所表现的研究思路之开阔新颖，搜寻史料之丰实与实证功力之深厚，是为我们所望尘莫及的。
现代文学这一新兴的学科所研究对象与现代的切近，中国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的纷争的影响，决定了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所面临的复杂而艰难的命运。如何将这一学科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进行科学化的研究和建设，成为先生多年关注并身体力行的问题。这一方面表现在他的文章所阐发的观点上，如何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思维，使之尽量达到客观的科学的地步，另一方面是如何认清这门学科的性质、特点和研究方法。前者，如在论述巴金的小说艺术成就时，先生没有回避作家创作的弱点，而是客观地指出：“大体上说，当小说的构思主要植根于作者的经历与体验的时候，作品就深厚一些，光彩一些。而当有些作品的构思过多地宣泄了作者的情绪和思想的时候，虽然那也可以感染一些有类似情绪的读者，但不能不给作品带来一定的损害了。”这篇后来遭到姚文元等讨伐的《论巴金的小说》的很有分量的论文，同样也没有回避学术上的难点，而是用自身的认真论证，给以科学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谈到巴金小说所受的“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的影响时，一方面用创作规律说明小说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传声筒，巴金通过作品给人的是反抗旧制度、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庄严的人道主义声音；另一方面，也毫不掩饰地说明，这一思想给作品带来的“把牺牲来绝对化的思想”，使革命者不能不只限于不“平常”的少数人，他们的努力走上了一条“于心无愧”的献身方式。这样就于中国人民在民主革命道路中的“实践脱离”了。作者“从动机上来原谅了人的行为的一切缺点和错误，因为他认为献身本身就是伟大的和值得歌颂的”。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作品，“对青年读者所发生的消极影响也就比较大”。如《灭亡》、《新生》、《电》。同时，又以一些作品实例说明，作者的描写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因而对于那种图一时之快的“恐怖暗杀方式”做出了批判，“这正是一个作家忠实于生活的结果”。论述的思维总是沿着实事求是的轨道运行，而不带着个人的情感倾向或理论激情的偏见。在论述《雾》、《雨》、《电》的成败得失之后，先生得出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结论性的思想：“作者自己所喜爱的作品，即比较充分地表现了他自己的社会思想的作品，在客观上并不一定就是最能够代表作者创作成就的作品；因为衡量一部作品的成就毕竟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复杂的问题，用复杂的思维给予实事求是的解决。这是先生很多文章所努力躬行的。属于后者的，就是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特征以及研究方法等各方面的认真一贯的思考。这里选录的《“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版代序》、《关于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两篇论文，就是先生这方面的代表。如他对于“五四”新文学性质的把握，持一贯的认识，而这认识，我认为恰好显示了他对于这个时期文学理解的真知灼见。“总的看来，‘五四’革命文学传统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文学如何更好地为人民革命服务这一光荣使命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中国古典文学尽管有许多民主性的精华，历史上大的农民战争也在文学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就文学运动和创作的主流说，把团结人民和打击敌人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是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的”（《“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重版代序》）。尽管这里面的看法，仍然带有很浓重的“正统”的色彩，和他所写作那个时期的思想观念的烙印，但这些，也正好表现了先生的思想特征，表现了那个时代气候下先生的对于现代文学科学化的认识。先生曾多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台湾的研究者说我是太马克思主义了，这里又说我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真让我“左右为难”，然而我自认我的研究还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此，我是至死不悔的！“四人帮”粉碎之后，直至他去世之前，先生对于一些不甚科学的研究现象的坦率批评，正体现了他一贯的学术精神和品格。
先生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这种努力，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时代政治斗争和学术气候的制约。这里所选论文，不少是写在“四人帮”粉碎之前，有些是在刚刚摆脱灾难的十年，进入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初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如对于胡适等一些作家的评价，如在“现代文学在斗争中发展”这个命题下，所涉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理论讨论，就很大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尚不可能获得更科学的说明。这种历史与时代气候所带来的理论局限，甚至也表现在一些纯属学术问题的探讨上，如在讨论“五四”散文的历史评价时，对于周作人的散文的论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先生生前多次说过，研究现代的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谁也不可能摆脱开那个时代气候的影响，就如同夏天来了，人们要穿单衣服，冬天来了，就要穿上棉衣服一样。我们收入时，保留这些文章的原始面貌，观点文字，一仍其旧，不仅仅是对于先生本人学术研究历史足迹的一种尊重，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学术生涯和心灵历程中，曾经有过怎样的精神上的被扭曲的状态。这种情形，到80年代初，才得到初步的扭转。阅读此书，人们不难发现，只要气候条件允许，先生就会将追求学术研究科学化的努力发挥到最佳限度的状态。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前那个宽松的时期，先生写了《论巴金的小说》等论文；1961到1963年那个又一段比较宽松的时期，先生写了《论<野草>》、《“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及其特征》这样杰出的论文；到了1980年之后，又出现一个学术比较宽松的环境，先生才达到了他的学术生涯中又一个高峰，连续写出了像《<故事新编>散论》、《论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等这样可以传之后世而不朽的论文。
只可惜，这个时代，给予先生的这样的时光，真是太少了。
1996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