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一 “向西方找真理”的一个侧面

鲁迅的文学事业，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他决定弃医学文，提倡文艺运动来唤醒人民的觉悟，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启发的。从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直到逝世以前他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三十年间他从未停止过翻译和介绍的工作。他曾说：“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早在1909年他为《域外小说集》写的《序言》中就说：“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所谓“相度神思之所在”，就是要作为创作的借鉴，因此他才把“弗失文情”作为翻译的准绳。后来他自述他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而且把“看外国的短篇小说”作为一条创作经验，可知他的创作特色是同对外国文学的借鉴密切联系的。当然，他又说过以后他“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从学习、借鉴到脱离，其实就是一个对外国文学的批判、吸收和民族化的过程。因为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本来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不但应该有批判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因素，而且也要有使之适应时代潮流的现代化的特点。鲁迅的作品是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但又与过去时代的作品截然不同，它是广泛借鉴和吸收了外国文学的优点又同时使之为反映中国人民生活服务的。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独特风格，达到了新的创造性的成就。因此考察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不仅对深入理解鲁迅作品及其艺术上的成就和贡献是必要的，而且同时可以帮助我们领会正确对待和借鉴外国文学的态度和方法。

鲁迅开始接触外国文学，是和他“向西方找真理”的过程一同开始的，因此他的爱好和抉择就不能不受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需要的制约。就在他热烈地读着严复译的《天演论》的前后，在当时流行的“看新书的风气”下，他就大量地读了林纾译的外国小说。据许寿裳氏回忆，林译小说“出版之后，鲁迅每本必读，而对于他的多译哈葛德和科南道尔的作品，却表示不满。”林译小说一百数十种中，绝大部分为英国小说，其中哈葛德占二十种，科南道尔占七种，数量最多。青年时代的鲁迅是怀着迫求进步和了解外国人民的生活与文艺的心情来读这些新书的，但内容却使他完全失望，后来他多次叙述过对这些作品的感受。他说：“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哈葛德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非洲野蛮之古怪。……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非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这段话是有他自己的亲切感受的。怀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为祖国为人民的伟大心愿的鲁迅，他阅读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目的，是要寻求“切实的指示”的，因此他的爱好和抉择就自然倾注到了那些描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作品，而这完全不是林译小说所能满足的。后来他说：“18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而他要求的是“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他从来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坚决反对者，他要求在外国作品中可以看到现代社会和我们自己的影子，这样才会对中国有益。当他看到了日本，他的德语和日语可以帮助他广泛接触外国文学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语言上的方便，和单纯的对文艺的爱好，而使自己的精力花在歌德、席勒或《源氏物语》等德国和日本的著名作品上，而是“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他的目的十分明确，是为了寻求“叫喊和反抗”的被压迫者的声音来振奋中国人民的精神，这是为中国民主革命服务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正如他从事创作是为了改良社会一样，他对外国文学的爱好、翻译和介绍，也是始终遵循着对中国青年读者和中国现代文学有所裨益这一根本愿望的。正是因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才促使他特别注意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情况。他说：“我向来是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1907年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波兰诗人，1921年《小说月报》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他译介了《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和《小俄罗斯文学略说》二文，后来他在驳斥林语堂攻击他“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时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可见他爱好和抉择的着眼点是作者的受压迫的社会背景与中国相似，其思想感情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可以激发人们要求进步和改革的热情，对中国社会和文学有所裨益的作品。即使是在世界文坛上声名显赫的作家，如果不是上述情形，就引不起他的爱好。他说过他总不能爱但丁和陀思妥也夫斯基，因为“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而陀氏则“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就是说，这类作品无论其艺术成就如何，那种对现实的宗教式的忍从和对不幸者的冷酷的态度，对于启发中国人民的觉悟是没有帮助的。这同样也是他的介绍翻译工作的出发点，他说他翻译外国作品“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与资产阶级文人妄图依附名人名著来炫学和传世不同，他明白地说“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附以不朽的”，他的为人民革命服务的意图十分清楚。他曾给青年讲过选读文艺作品的方法：“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从鲁迅的经历可以了解，这就是他自己开始阅读外国作品时的经验。这个方法是否可靠的关键就在“自己最爱看”这个标准里的“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能说徐志摩不爱看曼殊斐儿或者梁实秋不爱看白壁德，但对于别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鲁迅自己的爱好所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进步意义，就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和新文学的建设者，他的爱好实际上是有批判和抉择的，那标准就是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现代文学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而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他的工作的进步意义。

他所爱看的外国作品既然在思想感情上打动了他，那么对于他的创作自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文艺创作总是植根于人民生活的，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广阔的历史图景，他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根本上是来自他对人民生活和人民美学爱好的深刻理解的；但作为借鉴，作为他作品的艺术力的有机部分，外国文学的影响仍然是很显著的。这种影响当然不是在主题思想或表现手法上对某一外国作家的硬搬和模仿，或者在作品中渲染所谓异域情调之类，甚至也不是作为作家艺术修养的自然流露，而是经过他有意识地借鉴、汲取、消化和脱离的过程，成为他的艺术成就的营养而存在的。他给青年作者的信中曾说：“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他把观察生活摆在创作的首位，其次才是借鉴，他借鉴的方法就是“博采众家，取其所长”，然后在这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他认为这种借鉴对于创作的发展十分重要。他说：“我们的文化落后，……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这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由于迫求民主和革新，由于为民主革命服务的社会需要所决定，在它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确实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鲁迅就指出现代小说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外国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都是积极的，因为这不仅取决于这些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而且也取决于接受者的思想感情和对待借鉴的态度，取决于他的批判和汲取的能力。鲁迅曾批评20年代的一些创作说：“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鲁迅反对这种对外国文学的形式主义的模仿；他提倡翻译，自己用很大精力从事翻译和介绍的工作，就是为了促进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他认为好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他一方面寻求外国的进步和民主的思想来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同时努力为读者多提供一些有新的表现方法的外国作品，来扩大文艺工作者的眼界，促进中国新的革命文学的成长。因此，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过程来考察，从鲁迅的文学活动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来考察，他的介绍、翻译、汲取和借鉴外国文学，是同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进程完全一致的，他只是从文学领域开拓了一个新的侧面。但文学作品又与社会政治思想有所不同，虽然总的说来，鲁迅介绍的外国文学除后期少数的如高尔基等的作品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学，但如果能够正确地对待和批判，它对我们的文学创作仍然有继承和借鉴的作用，因而它有可能成为鲁迅作品的艺术成就的重要的养料。

当然，我们只能历史地看待这些作品的价值，决不能将它同无产阶级文学混为一谈。鲁迅后来也严正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绍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因此鲁迅借鉴和汲取之后又努力脱离它的影响，这不仅是艺术创造独立的民族风格的需要，同时也是思想上的革命批判精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