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非攻》与《理水》

《非攻》写于1934年8月，《理水》写于1935年11月，距《铸剑》写成已经七八年了，时代背景和鲁迅自己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的中国处于十年内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以后，正向华北一带扩展；鲁迅已经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这些时代的和作家思想的特点必然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以《非攻》、《理水》为开端的鲁迅后期写的五篇历史小说都表现了作家在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古代题材，致力于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质，而且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在题材选取和喜剧性人物的穿插等方面，都表现了强烈的现实性和战斗性，使之能够更好地为思想文化战线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样就使后期这几篇作品带有了与前期不同的思想和艺术的特色。

《非攻》和《理水》中所塑造的墨子和大禹的形象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不仅他们的“阻楚伐宋”或“理水”的业绩体现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而且他们本身就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气质风格，而这一切又是符合文献记载的，这才是真正“中国的脊梁”。在写成《非攻》后一个月，鲁迅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名文，尖锐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不相信人民力量的历史唯心主义思潮。其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取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所举的这些“中国的脊梁”的重要的特点，就是“干”，而不是空谈。鲁迅一向重视改革的行动和实践，而且这正是导致他思想向前发展的重要原因。他强调路是人走出来的，“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早在前期，他就认为“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而他后期告诫左翼作家的首要一点，就是“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可靠。”墨子和大禹所以是“中国的脊梁”，就因为他们是“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人。要“干”，即从事改变现实的实践，当然很辛苦；远不像《非攻》中的曹公子鼓吹“民气”或《理水》中文化山上的学者们那样轻松，但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群众从来就是这样的。鲁迅深知过去的史籍“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透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到点点的碎影。”因此他主张“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以便“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他后期写历史小说首先从“中国的脊梁”墨子和大禹写起，正是自觉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做拨开密叶来显示月光的工作。

如同儒家的称道尧舜，道家的称道无怀氏、葛天氏一样，墨家自称是直接师承大禹的。《庄子·天下篇》就记载墨子称道大禹治水的话说：“禹亲自操槀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而且认为“不能如此，非墨之道也，不足为墨。”所以墨子和大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不辞劳顿的奔波，言行一致的作风等等；这一切都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品德和风格，而这正是作者所要歌颂的。他写墨子，不是宣传墨家的兼爱思想，而是由“阻楚伐宋”这一侧面来写墨子的反对侵略。当然，“非攻”的思想基础是与兼爱分不开的；但在“阻楚伐宋”这件事上，“兼相爱，交相利”已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而不是一般的哲学原则了。由他所选择的这一侧面出发，通过许多细节，他着意渲染了墨子的平凡。他的穿着是旧衣破裳，草鞋，背着破包袱，像一个乞丐；当听从公孙般的劝告借穿上好的但是太短的衣裳去见楚王时，就像“高脚鹭鸶似的”，吃的是窝窝头和盐渍藜菜干；要喝水就到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半夜赶路歇下来，就“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总之，是从生活细节上写他的劳动人民的习惯和气质。小说开头两节写了墨子对子夏弟子公孙高和民气论者曹公子的蔑视的态度，然后正面展开了对侵略者楚王及其帮凶公输般的斗争。他早已安排自己的弟子理黔敖、禽滑厘等在宋国做了抵抗的准备，对侵略者并不抱幻想；并且叮嘱说：“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因此他与公输般的斗争既是智慧的较量，也是力量的斗争。他从容沉静，不卑不亢，义正词严，锋利敏捷，在对垒中鲜明地显示了他的勇敢机智的特点。墨子有真理，有群众，有胆量，有智慧；他的以于人民有利为标准的真理观显示了与实际生产活动有联系的古代思想家的特色。这个形象是鲜明的和丰满的。在论战的层次上也深具匠心，表现了墨子与公输般既是政敌、又是同乡的特殊关系。在墨子的对比下，楚王的昏庸和公输般的狡黠就很明显了。这些情节都有文献的根据，只是曹公子虽也有记载说他是墨子的弟子，但这个形象却全是鲁迅的创造。他是在宋国做了两年官之后才变了样的，他那夸张地“手在空中一挥”、叫嚷“我们都去死”的表演，在精神上是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家的叫嚷“准备着我们的头颅去给敌人砍掉”十分相像的。墨子说：“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显示了墨子反对空谈、重视实践的思想特色。和墨子的性格特征相适应，《非攻》采取了简洁的叙述式写法，故事情节如流水般的缓缓展开，表现了一种单纯朴实的风格。

对鲁迅说来，《理水》中大禹的形象孕育时间是相当长的。在青少年时期，鲁迅经常探访的故乡名胜古迹中就有禹陵；1912年在《<越锋>出世辞》中，他热烈称颂故乡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1917年作《<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对大禹表示无限景仰，以后又写了《会稽禹庙窆石考》，对窆石的由来、文字刻凿的年代以及后人的种种说法作了谨严的考证。无疑，大禹的“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精神对鲁迅是有深刻影响的。《理水》不仅写大禹为民治水的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功绩，更着重写了围绕治水问题他与周围的人的斗争，突出了为民谋利的正义事业的艰巨性。小说是要塑造禹的光辉形象的，但前两节不仅禹没有登场，而且在开场时连禹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小说正是由一场“世界上是否真有这个禹”的激烈论战开始的。鲁迅让一些喜剧性人物充分表演，通过文化山的“学者”和“乡下人”之间展开的这场形式荒唐、内容严肃的论争，赋予了禹的形象以深刻的人民的性质。禹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背后站着被称为“愚人”、其实是最聪明的“乡下人”，他是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那些文化山上的官场学者，那些考察水情的昏庸的“中年的胖胖的大员”，以及奴才气十足的“下民的代表”，都以喜剧性人物的姿态，作为禹的对立面纷纷登场了。鲁迅运用了许多现代性语言，把他们的鼻子都涂上了白粉，让他们充分表演，自我揭露，显出“历史小丑”的原形。鲁迅这样写不仅是为了讽刺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是要用这些“历史小丑”来衬托出历史的真正主人，禹和他的同事们，以及他所代表的劳动人民。

就在水利局的要员们大排筵宴，淋漓尽致地表演丑剧的时候，“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了。”在那群要员被吓退了酒意、狼狈地“退在下面”的场面中，“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在上面坐下”；“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粟子一般的老茧。”这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当然也是历史的主人公——禹和他的同事们的精彩的出场。接着是一个会议的场面，禹出场后并没有立刻说什么，而是让那群要员们再次提出种种荒谬的“建议”，然后他突然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该用‘导’。”于是围绕着两种治水方法，实际上是革新和守旧的两种思想，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论争。鲁迅用夸张和揶揄的口吻来渲染那些要员们的恐惧和愤怒以及拼死维护陈规旧法的挣扎，但禹斩钉截铁地说：“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他指的是和他同来而并未在论争中说话的人，“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这里用笔浓重，含义深刻；它提醒读者，不仅禹的治水方法是从实际出发和来自老百姓的，而且他的背后有“乞丐似的”穷困艰苦而又“铁铸”般坚定的支持这个世界的人民。禹的形象是高大和深厚的，在他身上作者概括了劳动人民勤劳坚毅的品德，穿插进去的喜剧性人物虽多，但并未对禹的历史真实性有所损害；反之，这些学者和官吏的表演不仅有讽刺社会现实的作用，而且它突出了理水不只是对自然界的斗争，历史本身就是必须经过艰苦的对立面的斗争才能前进的。

在小说的结尾，写了禹回京以后，管理了国家大事，在衣食上“态度也改变一点了”，终于连商人也说起好来。其变化颇似《范爱农》中所写的王全发于辛亥革命胜利后进入绍兴的情况：“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唯物冷。”鲁迅并没有忘记历史的规定性，他是严格地以历史主义观点来处理这一题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