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中西方学者对RTA问题的研究，由于RTA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由于学科差异，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这些方法、视角各异的研究都为有关RTA问题的探索做出了贡献。为了更清楚地区分和归类，本书将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了两类。

1.国际关系学界有关RTA问题的研究

国际关系学界以RTA为中心考察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兴趣与70年代美国霸权开始走向衰落有很大关系。1971年美国政府单边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短期关税。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等盟国实力迅速壮大。这一系列事件预示着美国霸权开始走向衰落，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空前紧迫的危机感。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投向霸权研究领域，一大批研究霸权和国际制度的书籍和文章出版。其势头之猛正如一位研究美国霸权与国际机制的学者所说“近年来，没有问题像美国霸权的衰落那样吸引了如此多国际关系学者的注意。”对RTA问题的研究正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对有关霸权及霸权稳定论的相关探讨中逐步展开的。

1973年，麻省理工学院著名学者金德伯格教授出版了《世界大萧条，1929—1939》（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一书，此书成为日后国际关系领域有关霸权稳定论探讨的起源。金德伯格将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开放性与稳定性联系在一起，体系内主导国家（leader）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和领导，其兴衰与交替和整个体系的命运休戚与共。金德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危机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无力而美国无意”充当世界经济秩序的领导者。因此“为了使世界经济保持稳定，应该有且只有一个稳定者（stabilizer）。”

1981年，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一书中指出，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了新兴霸权国家（hegemonic nation）的出现和旧霸权国的衰退，其根本原因在于既有体系内现存统治方式与该体系内权力的重新分配之间的断裂。他认为，霸权国的地位只有建立在遵守共同的国际规则上，即既制约他国，同时又为他国提供好处的基础上才能维持。新生霸权国家凭借其强大实力，独自主导了新的国际规则和机制的构建，“（新霸权国家的兴起）不但解决了将由哪个国家来管理世界的问题，也带来了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由此开启了一个成功时代的先声。”英美创立的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在给它们自己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使那些期望并能够利用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国家得到好处。”这两点是英美构建的世界霸权体系能够维持的重要原因。这为后来对RTA及其重要特点建立在双边互惠上的国际霸权机制探讨立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吉尔平还认为，美国之所以未能在从“一战”结束至“二战”间的20年内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原因在于美国尚缺乏足够的经济资源取代英国。

作为“霸权稳定论”这一概念正式提出者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欧汉在其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虽然也强调了物质资源优势对霸权国家形成的重要性。即，霸权国家至少具备四大物质要素，即：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然而，基欧汉认为仅仅具备以上四大要素并不能保证成为霸权国家，而是在于“它愿意这么去做。”因此，霸权国的国内特征（如国内政治、政府决策过程）也是并重的。这可以用来解释，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爆发的二十年里，美国拒绝承担国际责任的原因正是在于其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孤立主义。

霸权稳定论者既强调物质资源实力对霸权国家构建霸权的必要性，又强调霸权国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对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然而，霸权国家构建和提供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有何特性？霸权国家构建体系时所存在的国内博弈，以及其他国家是如何加入或抵制这个体系的，这一系列问题则是他们疏于考察的地方。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霸权稳定论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由70年代注重体系层次分析到注重对霸权国对外经济政策分析考察继而迈向强调国内政治分析的转向。这一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变化对RTA问题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后来的研究可以看出，正是转入对国内政治博弈的分析才真正解答了RTA的重要特点。因此可以说，这一转变堪称国际关系学术界对RTA进行正式研究的开端。

1934年通过的RTA法案是使得美国霸权得以出现和维持的重大制度创新。近现代以来，自由贸易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往往发展成了霸权国家。霸权兴衰长周期理论集大成者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1987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中的长波》（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Press,1987）一书通过对五百年来世界政治演变的考察，认为真正成功和持久的世界领袖所具备的最重要因素是开放与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即“一种齐心协力的、协调的社会机制”。要成为世界领导者，除了具备一定量的经济规模之外，还取决于其制度创新（Innovation）方面有质的突破，形成一种“量与质的特殊结合”。这种创新是霸权国家在其国内开放稳定的基础上去构建世界霸权体系，“提出具体的体系模型并确定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规则。”

美国人对美国战后构建的多边自由国际制度霸权的利弊普遍具有一种矛盾性的心理认识。一方面，30年代贸易战和经济政治大危机的惨痛经历使得美国人深知建立在多边自由制度上的世界体系对美国及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过度讲求双边互惠与报复的政策恐怕会损害这一体系，并形成一个类似30年代国际形势的“循环相报的怪圈。”另一方面，对多边自由国际制度下的搭车现象和体系内竞争日益激烈的疑惧（“自由体系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发展而不是利用了潜在的竞逐世界领导者”），以及同样部分源于30年代的失败经验——绥靖所导致的对体系中不规范行为的抵制（“容忍犯罪等于鼓励它”），又使得70年代以后的美国人对其构建的国际制度深为不满。对于处于一片衰落呼声中的美国人而言，“是否还要继续维持一个自由的国际秩序成为中央决策者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者们逐渐开始发现美国构建的多边自由国际制度本身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美国为战后经济秩序制定的新蓝图包含了一些明显互相冲突的原则。”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多边自由原则与双边互惠的冲突上。而且，细心的学者发现这种矛盾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而是可以追溯到美国构建这一制度的初期，即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政府时期。那正是美国国内的几大势力，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鲁杰将其统归于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斗争）相互之间为了自己的原则争斗不已的年代。他们发现，美国构建的霸权规则是国内争斗后达成的一种“深嵌自由主义的妥协。”于是，很多国关学者开始将目光投回了那个年代和RTA法案的起始之时。

1986年，马里兰大学的戴斯勒（Destler）教授出版了其名著《美国贸易政治》。该书以由内及外的单元层次视角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尤为重要的是，他在书中提出了“1934年体制（the 1934 system）”这一概念，强调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关键在于其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并指出正是以RTA法案的通过为代表的“1934年体制”解决了美国国会长期以来围绕贸易问题的政治失衡，不但“开放了美国的市场，促进了美国的战后繁荣，也成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领先地位的支柱。”还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比较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

康奈尔大学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大卫·雷克（David Lake）则联系国际经济体系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关系进行思考，在其1988年出版的《权力，保护与自由贸易》（Power, Protection, and Free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一书中，雷克认为1934年通过的RTA法案是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发生转变的重要象征，标志着美国开始领导和重树国际自由贸易体系。

1988年冬季，由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任编辑的杂志《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专门推出了一期特刊，以研究对战后美国在全球推行多边自由主义经济霸权起着重大作用的“1934体制”。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众多学者如哈加德（Stephan Haggard）、莱克（David Lake）、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等人提供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主要通过由内及外的单元研究视角，对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的制定及其与美国国内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行政部门内部的博弈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其论述大大推动了对战前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建立在RTA基础上的美国国际经济贸易霸权是一种多边自由主义的国际制度霸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研究院教授约翰·鲁杰1993年主编出版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matters: 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ternational form, New York,1993）一书是西方学界第一部对多边主义进行专门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将“多边主义”发展为一个实质上的分析概念。鲁杰认为，所谓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即是指“在普遍的行动原则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它具有不可分割性、普遍行为准则和扩散的互惠性等三大基本特征。他认为，“对美国战后世界秩序设计者来说，他们把多边主义作为根本的建设规则，来重建战后世界。”多边主义国际制度是美国霸权的核心特征。鲁杰在其另外一部重要著作中指出，美国构建的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在经济领域以门户开放和无歧视待遇反对双边易货贸易，在政治上以民族自决反对殖民主义，并强调人权高于主权的宝贵性。同时，鲁杰也认识到，美国构建的国际制度由于3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及美国国内政治特点带有深刻的美国烙印和不平等。因此，他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这并不是正统自由主义（orthodox liberalism），而是一种“深嵌式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

在西方学界风潮的指引下，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在结合中美在经济贸易交往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后，开始越来越重视对“1934年体制”的研究，并顺带涉及了战前罗斯福政府构建的战后国际制度的一些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及其制定程序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并且得出了与美国学者大致相同的结论。他们都学习和认可了美国学者由内及外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也注意到了“1934年体制”及其贸易政策所具有的矛盾性，同时也赞成将1934年作为美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一次大转折。相比之下，这些著作和论文较之美国学者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理论创新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更具总结性的宏观历史变迁视野。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30年代的美国既不像金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无意”承担世界领导重任，也非19世纪的英国那样主动降低关税以恢复世界经济和贸易，而是通过双边互惠基础上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事实上当时的限制之多，离“无条件”一词相去甚远）在优先照顾自身的情况下来恢复世界经济。正如莱克（David Lake）所说，“1934年体制”开创后的美国仍然是个“机会主义者”，在与他国锱铢必较的争斗中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从国际关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种建立在双边互惠、多边受益基础上的方法却是当时美国政府要想设计美国领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1934年体制”以及RTA法案只是美国设计“战后政治和贸易秩序的第一步。”随后，美国政府根据1934年RTA法案的核心原则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一步步地构建多边自由国际制度。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战后几大国际制度建立为止（主要有联合国，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罗斯福政府以RTA为主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也存在着不足。他们主要通过由内及外的单元分析方法论，并重视国内博弈的影响。不过，应对国际局势是此时罗斯福政府推行RTA的目的所在，RTA从构思、协商、出台到实施的每一步，除了国内因素外，也同样深深地受到了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因素的影响。在罗斯福时期，RTA成了其争和平、谋霸权的经济外交工具，注重单元分析而忽视体系上的考察显然难以全面认识RTA这样的性质。

2.历史学界有关RTA问题的研究

与国际关系理论界不同，西方历史学界对以RTA问题为代表的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研究首先是出于对美国外交政策及对“门户开放帝国主义”的批判目的，这尤其以著名的美国威斯康星学派为代表。

传统的美国外交史学者重视对罗斯福政府外交能力技巧的考察，他们大都倾向于将美国的外交政策看成是对外在威胁的反应，认为罗斯福政府“大部分精力都用在国内问题上，在转向对外政策时为时已晚”。因此，自然就忽视了对具有进取性质的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考察。

1959年，美国威斯康星学派（又称修正派）开创者，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Williams）在其发表的名著《美国外交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 Dell Pub. Co., 1959）中开创性地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奉行的是一种无形帝国的战略，以此追求世界其他部分对美国经济门户开放，至此“门户开放帝国主义”一词开始被用来描述美国外交的特性。威廉姆斯认为战前美国外交的主要精神并非孤立主义，作为战后美国霸权规划基础的1934年RTA法案是对其传统贸易扩张政策的“相当笨拙的重复。”威廉姆斯的贡献在于回答了美国国内民主体制下为何仍然存在对外扩张这个长期令人疑惑的问题。

威廉姆斯的学生劳合·加德纳（Lloyd Gardner）1964年出版的《新政外交的经济层面》（Economic Aspects of New Deal Diplomacy,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4）一书是迄今为止对罗斯福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研究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专著之一。加德纳在总结与继承先师观点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探讨了罗斯福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和原则及其形成演变过程，部分弥补了他老师重批判而轻于考察具体问题的不足。他承认1934年RTA法案对美国创建新世界秩序的重要性，指出罗斯福政府并不是一味地消极面对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军事威胁，而是在伦敦经济会议后数月就通过制定新的贸易法案“大幅度地参与了世界经济。”而美国对全世界门户开放的不断追求构成了其参加“二战”的根本动力。

同样身为威廉姆斯学生的普渡大学教授帕特里克·赫德恩（Patrick Hearden）的《罗斯福对抗希特勒》（Roosevelt Confronts Hitler,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7）一书出版时修正派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已大不如前。赫德恩通过总结旁人对修正派的批评，充分引用了最新解密的政府文件，详尽地描述了从经济大萧条开始至参战为止，美国对外政策演变的全过程。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通过引进纳粹德国这一变量，凸显和展示了美国1934年后逐步形成的多边主义世界原则和规范如何影响、吸纳以及遏制体系外的国家，尤其是纳粹德国这样“无法无天”的革命国家的。赫德恩显然受到后修正派的影响，更喜欢将美国构建的多边主义世界霸权机制称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liberal capitalist world system）。本书也将沿用这一称呼。

威斯康星学派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传统是将门户开放原则与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紧密相连，孤立主义并不是30年代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批判性地指出，罗斯福政府规划的美国霸权是一种“源于19世纪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非常规帝国形式”。然而对于这种霸权机制的具体特征及其与19世纪英国霸权的区别，以及美国霸权构建过程尤其是其与国际大环境的互动关系，这一派的历史学家则很少提到。

修正派史学家在具体问题研究上的不足，很快得到了其他学者研究的补充。

1968年，艾奥瓦大学的理查德·科特曼（Richard Kottman）出版的《互惠协定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1932—1939》（Reciproc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Triangle,1932-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8）一书大量运用当时新解密的罗斯福政府时期美国国务院外交文献，将RTA作为美国政府经济外交的工具进行考察，通过对美英加三国经济谈判的研究分析，展现了这一时期美国为了与英国达成互惠贸易协定，恢复世界贸易，维持世界和平所做的不懈努力。其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看似面面俱到的对罗斯福政府以RTA来开展经济外交进行分析，却忽视或过于简单地描述了罗斯福政府的内部纷争对外交开展的影响。

美国学者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的《英镑——美元外交》一书（该书有1956年、1969年和1980年分别三个版本，本书主要参考其第三版）是公认的研究三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外交政策及战后规划的必读之著。其书前几章对罗斯福政府30年代的经济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在对当时美国经济外交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评判后，加德纳指出赫尔是当时美国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总负责人，他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多边主义世界贸易体系”。

也有学者专门对赫尔及其国际政治经济观在美国经济外交中的作用进行了考察。美国学者亚瑟·沙茨（Arthur Schatz）教授1970年在美国历史月刊上发表的文章《盎格鲁萨克森贸易协定与赫尔对和平的寻求，1936—1938》（“The Anglo-Saxon Trade Agreement and Cordell Hull's Search For Peace, 1936-193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57,No.1,June.1970,pp.85-103）一文详细考察了赫尔以美英RTA谈判为基础维持世界和平的外交思想。沙茨指出正是德国等国家的战争威胁加速了英美两国的RTA谈判。

英国学者麦克唐纳（Macdonald）在其1981年出版的《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一书中指出罗斯福政府30年代的经济外交政策最大的特点是绥靖。不过这种绥靖政策不是单纯对外部威胁的反应，它具有一种全球战略眼光，需求的是一个“对美国贸易开放和稳定的世界”，这项政策建立在使英国及德国向其开放门户的基础上，反映了赫尔等人的国际政治经济观。麦克唐纳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比较分析了与英国争霸权、与德国造和平在美国经济外交战略中的关系。

1996年，牛津大学学者克拉文（Clavin）出版了其成名著《经济外交的失败：1931—1936年的英国，德国，法国与美国》（The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 Brita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SA, 1931-1936,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6），该书是一部论述30年代深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四个大国经济外交成败的杰作。全书主要围绕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进行了详细研究，揭示出正是由于英法美三国经济利益难以协调导致了经济复苏和对德国经济外交的失败，并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截至目前，我国历史学者对罗斯福政府30年代以RTA为主进行的经济外交政策的专题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对罗斯福政府外交政策的其他方面研究而言，对RTA的研究在论文及著作的数量都不多。

暨南大学的张振江教授200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从英镑到美元：国际经济霸权的转移》是国内第一部以美英RTA谈判为主要研究视角来考察三四十年代美国经济外交政策的学术论著，堪称国内对此方面问题研究的奠基之著。该书运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英美谈判过程的深入论述分析反映了美国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的不懈努力。张著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主要论述了赫尔等人在与英国RTA谈判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对赫尔及RTA在国内所遭受的困难和反对着墨不多。由于忽视了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考察，张著在解释赫尔与英国谈判中的态度变化时多少显得有些片面。第二，过度描述了赫尔的能力和成就，忽视了对赫尔本身性格缺陷及其政策的基本矛盾的考察。

安徽师范大学的周军2003年发表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上的《略论1938年美英互惠贸易协定》一文中对1938年美英互惠贸易协定的酝酿和协商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该协定的提出和缔结主要体现了美英两国对国际形势的估量，以及借此协定平息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稳定的威胁，防止战争的愿望。不过，该文由于篇幅有限，并未系统地考察两国谈判的背景及RTA的性质。同样，对于美国与英国进行RTA谈判时的美国国内因素，该文也未细谈。

2006年，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徐轶杰的《赫尔与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毕业论文（未出版）专门对赫尔与RTA法案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该文的主要篇幅都用于考察RTA的出台过程及赫尔等人的国际政治经济思想，着重探讨了赫尔与RTA的关系，指出赫尔的政策具有进步性的同时却难逃时代的羁绊。

除了以上著述外，国内学者还有一些研究成果，虽然并不是专门对RTA问题进行的考察，但由于其与本书论述的问题具有一些相关性，笔者在此对其中一些论著所提出的重要观点进行些许探讨。

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的王在帮教授1994年出版的《霸权稳定论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考察》一书是国内较早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对美国构建并维持世界霸权过程进行系统深入考察的著作。该书兼具理论分析及历史叙述，王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出发，指出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动态交换作用是美国霸权构建和西方民主国家由分立走向合作的根本动力。外部政治强制力的缺乏是30年代各国关税战、货币战的重要原因，而美国最终在国际经济领域与他国的合作则是德国等法西斯国家战争威胁导致的结果。

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的《美国对德绥靖的“韦尔斯计划”》一文认为希特勒德国的崛起挑战了美国在欧洲的经济优势地位，美国出于操纵世界事务的意图，通过满足德国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并将其纳入世界经济轨道，实行了对德绥靖的韦尔斯计划。美英不和是该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

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国际关系史学者陈兼先生曾撰文指出，正处于企图问津世界霸权的扩张势头上的美国在1938年提出的和平提议是一个包含进取因素与绥靖色彩的两重性计划。因此，不能简单把英美两国的绥靖一概而论。不过，陈文并未提及英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主要在哪里。相关的历史事实证明，对德绥靖中美国对英国霸权的侵蚀不仅表现在争夺绥靖的领导权，更表现在双方在具体经济问题的争斗上。

这类研究有个共同点，即主要由于缺乏对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考察，普遍重视罗斯福而忽视赫尔在美国政府外交中的影响作用。例如王玮教授与戴超武教授合著的《美国外交思想史》一书指出：“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上半期的美国外交，可以看作是罗斯福一个人的外交。”另外，该书将罗斯福政府的绥靖政策比作“软骨症”，总是以“妥协换取一种虚幻的满足感”，“经常采取一些后退式姿态”。然而，由于没有考察罗斯福政府的经济外交政策，就难以对这一“软骨症”及其产生的原因有全面的认识。

本书认为，1934年的互惠贸易法案同时体现了美国政府增加出口以及构建多边自由世界制度的综合考虑。美国政府（尤其是赫尔等国务院领导）在30年代末期一直期望以法案的基本原则为基础，以双边互惠、多边受益的方法消除国际危机，改变德国等轴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革命性”姿态，并最终将其纳入正在构建中的多边自由国际制度里（威斯康星学派也认同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德政策中看似被动的“绥靖”姿态，根本上是以基于理性原则的利益交换来引导德国逐步走出革命性的纳粹意识形态。

3.相关概念说明

经济外交分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交，以及以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的外交等两类。其中，中国和西方对于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认识。西方学者的视角较为传统，他们认为外交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不能分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把各种外交手段例如战争、联盟和国际贸易等都看成是对外政策的工具。此外，他们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外交的一些具体问题，很少对这一名词的概念进行探讨。

在中国国内，经济外交这一新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纠正片面强调外交政治属性的偏颇，以强调经济外交本身的特性。正如社科院的金熙德教授所说，“从狭义上说，所谓经济外交就是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它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而言的。”

本书采纳外交学院周永生教授的定义，认为其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它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以本国经济利益（本组织的经济宗旨或经济利益）为目的，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行为；第二，它是由国家（国家间的国际组织）或其代表机构与人员与本国（本组织）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战略目标或追求经济以外的利益，制定和进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行为。经济外交的范围包括经济援助、经济制裁和经济合作，“不仅包含有关经济的外交行为，也包括有关经济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