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
福斯特有个积习，每到年关，辞旧迎新之际，总要重新翻检一遍一年来的日记，细细估算一番一年来自己肉体和精神健康、声望和运道的收支账。逢到这种情况，他的笔触总是更加欣然地倾向于自责和自怜，而非相反的方向；于是，一九二七年在他的笔下就成为：
艰难的一年，回顾起来我备感欣慰，自觉在……金钱和声望上都收获颇丰。用掉约六百镑，本可以花得更多。讲座（一至三月，十月出版）大获成功。在人文剧院
赢得大量听众且因此成为国王学院之研究员。
“讲座”即年度克拉克讲座，由剑桥三一学院主办，在关于英国文学领域的系列讲座中或许是最著名的。从莱斯利·斯蒂芬和艾德蒙·格斯到燕卜荪和瑞恰慈，克拉克讲座不但将著名或一度著名的评论家和学者网罗殆尽，而且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还不时邀请到文学人文领域的著名从业者，譬如说历史学家、戏剧家或者诗人担任讲席。而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学年，这项荣誉头一次落到一位小说家头上；这位小说家就是当时广受赞誉的小说《印度之行》的作者。
福斯特很高兴受到邀请，却对是否接受踌躇不决；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他在写给印度朋友赛伊德·罗斯·马苏德的信中道：
刚收到剑桥三一学院克拉克讲座的讲席邀请，还是挺兴奋的——今秋或是明春就英国文学做八次讲座，有两百镑丰厚报酬。要是能鼓起勇气我就接受邀请。
一方面是报酬的丰厚，是略为不安地明知自己并没有在写另一部小说或是任何实质性作品，而且首要的或许还是声望的诱惑——尤其是紧随T·S·艾略特其后主持讲座，福斯特对他的诗是怀有一种虽说略有戒备却是相当强烈敬意的。（对A·E·豪斯曼，他却认为徒有虚名；不过也许在不久后他才得知豪斯曼在艾略特之前即已受邀担任讲席，而且他不但得到允许一见豪斯曼那封措词优雅的谢绝信，而且还抄录了一份。）而另一方面，则是能否鼓足“勇气”的问题：其中主要的自然还不是要面向一大群主要是专业的听众侃侃而谈的考验，而是害怕这样一来，就小说这只“无害的母鸡”而言——因为不管那邀请是怎么来的，他既受到了邀请，自然知道人家对他的期望是什么——他将极易招致，尤其是来自小说家同侪，针对他前后不一的指责。福斯特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意识到“评论与创造性状态之间的鸿沟”；而在克拉克讲座二十年后，当福斯特应邀前往另一个剑桥就“批评之Raison d'Être”发表演讲时，他仍以很不情愿地承认“反对批评的现状强大得令人担心”始，以断言批评在人文学科中没有“第一等Raison d'Être”做结。既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仍然还会写的批评著作也就难怪全都规模很小，方式任性了，他宁肯通过迅速、敏锐的领悟一把抓住特点，而不愿进行详细的分析或自始至终地应用任何一种批评理论，或者希望通过八次有关“乔叟以降英国文学的某一或某几个阶段”的讲座来对文学进行剖析。他当真想跟克莱顿·汉密尔顿先生一较高下吗？数年前他曾拿他的《小说的取材与方法》大大地取笑过一番；或者跟E·A·贝克教授分庭抗礼？不久后他还相当不敬地对贝克教授皇皇巨著《英国小说史》中的一卷说三道四，引发作者愤怒的抗议，他也不得不因此而有所保留地道歉。
答案或许根本没这么复杂：他当时的富足用美国的秤盘一掂可能都打不住定盘星了（《印度之行》在美国的销量远远盖过了英国），他不是豪斯曼，没什么“研究”要打断，不管它是不是陈腐，哪怕他真要婉拒，作为最后一招，他也需要扎实得多的理由，或是为虚荣心蒙上朴素和深思熟虑的外衣。不过，福斯特虽说终究接受了邀请，毕竟还是颇有些顾虑，这在他于七月十一日写给亚历山大的朋友G·H·卢道夫的信中有所表露：
我想我之所以活着的首要责任——至少是唯一的公共责任——就是写出好书，对此我还不能说我正在尽职尽责。我把时间都花在阅读别人写的小说上了，而这是为了明年在剑桥的几个讲座做准备……我……正在硬啃《克拉丽莎·哈洛威》。刚刚草草对付完笛福和斯特恩，这两位读来都让我大为开心。这一切干起来都挺愉快的，而且讲座的报酬颇丰。可这跟创作没有丝毫关系。我自觉就像个木偶，真实的生命已然被抽空，而且我还一直在琢磨——恐怕以后还会一直这么琢磨下去——大部分人年过四十后难免都会变成这副德性：过得挺开心挺愉快，对什么都挺享受，占住一个空缺（占住了就再也不挪窝）：可是他们私心要保留的那点尊重却完全被放错了地方。
福斯特可能从四月份就开始从《项狄传》和《摩尔·弗兰德斯》入手“草草对付”十八世纪的小说，他备忘录中的系列条目就是从这两本小说开端的。他竟然在五月十七日写信给弗吉妮娅·伍尔夫，坦白承认他是头一次读《项狄》和《摩尔》，而且天真地求她开列一份“最好小说的清单”。不过，就算是他没全读过这些小说，我想他对这些小说可能具有的真实面貌也该有个比较清楚的概念，不会像他装得这么无知。不管怎么说，既然他当时就将弗吉妮娅·伍尔夫正式发表的一种观点斥之为“乏味无聊的布卢姆斯伯里式结论”，可见他也并未深受伍尔夫个人推荐意见的左右，如果她果真给他开过什么书单的话。
如果说福斯特事先就因他的讲座那“颇令人坐立难安的荣誉”而“大惊小怪”，那么事实的结果是第一次讲座就“好过我的预期”，到第二次他觉得听众“兴味盎然”了，而到了第三次，讲座已在“剑桥博雅君子中大受欢迎”，到第七讲则是“风靡一时”，到最后获得了“最了不起的成功”，结果“日胜一日的盛名都使我无暇”写信了。福斯特的系列讲座深受大部分听众的欢迎看来殊无疑义——不过我的两位通信者却是以相当不同的措词来描述这些讲座的，他们好意将自己的回忆录送给了我。乔治·瑞兰兹先生聆听过几次讲座，回忆起福斯特“羞怯的微笑是如何突然变为上气不接下气、几乎孩子气的大笑”的，并补充道：
摩根从不妄下断语；他从不空谈教条；从不屈尊俯就或是盛气凌人。最重要的是，他讲话虽说从不提高声调，却也从不含含糊糊。他的讲座，正如他在后来印行的书中所言，是“随兴的，确确实实如话家常的”……继他之后那些最好的克拉克讲座也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获得成功的。他们是在跟你对话，正如摩根后来做的那些最让人难忘的电台节目……他们是在面向“普通读者”娓娓道来。
不过，这位剑桥研究员的“证词”恐怕会被我的另一位通信者F·R·利维斯博士给逐出法庭，利维斯博士从头到尾聆听了全部八次讲座，他记得自己一直被“讲座智识上的虚妄所震惊”。对他而言，福斯特之所以受到大量听众——“自然只是他的听众”——“显然意气相投的欢迎”和“骇人听闻”的成功，只不过因为这些观众大多不过都是“剑桥那些愚蠢教师的妻子及她们的朋友”组成的（这就是福斯特所谓的“博雅君子”？），虽说也有“不少男性教师到场，包括本人年迈的导师（身在国王学院）——难怪人家都说国王学院的人总是愚忠了”。利维斯博士将所有这一切均看作“启蒙那强有力的正统”的明证，他继续道：
继而出版的那本书也马上成了桩公害：全英国女子学校的那些英语女教师全都抓住所谓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的区别不放——毕竟，这区别也并不比书中认真做出的任何结论更糟糕。我是作为哥顿和纽纳姆“英语”教育的前主要负责人说这番话的。
有人也许会顺带提出反例，因为利维斯博士在别处也曾认为《小说面面观》在文学评论上并非全无建树，至少福斯特这本对梅瑞狄斯“必要的拆台之作”省得这位《伟大的传统》的作者在这上面大费周章。不过，对《面面观》持严厉态度的并非只有利维斯博士一人，也确实到了对《小说面面观》被指责的缺陷认真讨论一番的时候了。
我上文已经提到，福斯特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种违心的位置：他受雇成为一位评论家却又对文学批评的价值持严重怀疑态度。进退维谷中，他试图通过提供一种他觉得最为温和和“无害”的批评以求摆脱困境，有时对“全部这一套”表示质疑，而且一开始就以全部火力针对他反讽地自称亦属其中一员的“伪学者”开炮。他的立场暧昧可疑吗？J·D·贝尔斯福德认为确实可疑：他在针对这本书的书评中说，福斯特给人的印象是
他真巴不得把方帽和长袍整个儿全丢到爪哇国去，并且宣布在所有的文学批评经典中没有一个原则值得上两便士……可是在一个大学讲堂是不能公开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而且福斯特先生也得尊重已故威廉·乔治·克拉克的遗愿。慎重是必不可少的，它是衡量是否庄重的一个标尺……
如果说在贝尔斯福德看来，据我推断，令人遗憾的特征在于不够庄重，那么在福特·马多克斯·福特看来则是无政府主义，以及由此带来的不敬。他的书评标题“剑桥评全部这一套”就表达出他对福斯特戏谑地应用这个词儿的愤怒。他将福斯特对“给予他荣誉和名望的艺术和技巧”的态度等同于《笨拙》杂志对“人生那些严肃问题”的态度，并继续道：
福斯特先生的表现是，他非但是位小说家，还是位牧师，在这部作品中，他仿佛一只手举着“圣体”，另一只手同时在写有关这圣饼是如何烤出来的卖弄学问的俏皮话。
这个智识虚妄的福斯特，这个懦弱卑怯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个亵渎神灵的牧师：这就是这位小说家从创作转向批评时对他劈头盖脸的指责——而且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拒绝伟大”，通常这被视作亲切友好，表现在他的小说中就更加令人赏心悦目了。不过，用福斯特并无意创作或仿效的那些皇皇大著的标准来挑剔他这本薄薄的小书，怎么说也有点小题大做吧？也许，更加中肯的批评倒是出自萨默塞特·毛姆《寻欢作乐》的叙述者之口：
我读了珀西·卢伯克的《小说的技巧》，从中我学习到写小说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像亨利·詹姆斯那么写；后来我又读了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从中我学习到写小说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像E·M·福斯特那样写……
我觉得对于卢伯克的著作而言这绝对是一语中的；而且，虽说我觉得对福斯特而言稍有不公，它至少以其有趣的夸张方式暗示出《小说面面观》是本什么样的书：它是一系列经观察后做出的点评，在编排上有些随心所欲（一直到附录A中那些笔记临近结束时才第一次出现了一点迹象：福斯特那“摇摇欲坠的教程”竟然也是有其结构和框架可言的），而这些点评首先是由一位小说家，其次是由一位稍有些不太普通的读者，再次是由一位朋友，最后才是由一位进行分析和理论化的批评家做出的。再次是朋友，最后才是批评家。因为必须承认，福斯特是从来不吝于为了友谊牺牲批评的，在《小说面面观》中就有三个清楚的例证：毫无必要地吹捧（这既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狄金森的《魔笛》；对珀西·卢伯克的两本书他私下里颇不以为然，公开场合却尽是溢美之辞，对一位国王学院的同学他也同样“表里不一”，自然也是出于对这位仁兄的忠诚和感激，后者一九一八年在红十字协会做他上司时，曾在一次有关组织管理的争论中坚决支持过他；再有就是他“出于一个小小的个人理由决定不送给伍尔夫太太未经更正的校样；其中有一个对她自己作品的批评，我已经在改样上修正过了！！”对此我们有权不以为然——福斯特不是明确表示过宁肯叛国也不肯叛友吗——却没理由感到意外：人先于艺术是福斯特终生服膺并时常念叨的信条之一。
即便如此，《小说面面观》有时仍具有令人激愤的力量——福斯特本人就很有数：“我希望在有关司各特的问题上激怒某些人！”他论道。司各特的追随者自然是轻易上了钩，司各特之外，他对别的很多作家的批评也引来众多辩护之声，亨利·詹姆斯的追随者更是针对福斯特的攻击在一切问题上捍卫他们的大师，他们为此花费的篇幅至少是福斯特的八倍。如果一本批评著作引不起任何怨言，肯定沉闷无比；以下是我认为几个值得商榷之处。就从詹姆斯入手吧，他，而非别人，当真不具备真正的强有力的罪恶感吗（见133—134页），哪怕他（可能）从未实际使用过这个词儿？用《亚当·贝德》来代表乔治·爱略特，用马洛来代表康拉德，单单提一句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当真公道吗？（部分的辩解：福斯特引用《亚当·贝德》是出于别的目的而非“公道”。而且，当他故意使《小说的取材与方法》这本书显得加倍愚蠢时才是真不公道。）如果说我这个问题问得就不公道，那么我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时间来读《弗莱克的魔法》？一本异想天开的平庸之作，连福斯特表示赞赏的撮要表现出来的那种干净的一致性都不具备，而且它（似乎）甚至不是出自他某位朋友之手。
一部引发了强烈争论的生动活泼、激动人心的批评之作，跟一部博得温吞赞同的乏味之作比起来，自然既更令人愉快也更加有益：即便那人尽皆知的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的区别，虽说本身相当可疑而且引证的事例更加可疑，也正因此而激发出某些有用的新鲜思考，特别是埃德温·缪尔的著作。不过，若是由此认为《面面观》提供的乐趣主要就在于由之而引发的异议，那可就本末倒置了。大多数读者真正珍视的是那些数不胜数的具体的评判，与其说是理性的，不如说是直觉的，似乎轻巧地一击，却一针见血，而且经常机智诙谐；是那些出人意表的并置，尤其是将斯特恩与弗吉妮娅·伍尔夫，《亚当·贝德》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相提并论”（不过理查逊与亨利·詹姆斯的并置在我看来却纯属不伦不类）；是一系列挑战，促你深思某些并未完全展开的观点；还有，虽说福斯特只字未提自己的小说，对于我们如何认识他本人小说创作的目标和成就亦经常会有所启示。所有这些都使《小说面面观》迄今仍是有关小说批评的出色入门书，是更权威更系统的批评著作的有效补充。
本书的文本采用的是一九七四年爱德华·阿诺德出版的阿宾格版，这个版本经过与早期各版以及剑桥国王学院所藏手稿片断逐字逐句的校勘。经过校勘，最大的发现就是，原来英国的初版（及以后各版）与美国的初版存在众多细小的差别。一九二七年三月份，福斯特交给伦敦的阿诺德和纽约的哈尔科特、布拉斯各一份打字稿；可以肯定的是，他后来又在交给阿诺德的那份打字稿或后来的校样或者两者上都做了修正，可这些修正并没有传到大西洋对岸，或者传到时已经太迟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一九二七年的阿诺德版（以及此后的各个英国版）也并非无可挑剔；共有二十多处经过校订，有些校订或是受美国版，或是受后来的英、美诸版（有一处明显是经福斯特改定的），或是受到手稿启发或确认的。此外，福斯特对其他作家的征引也一一进行了查核，在必要之处做了订正；引用的精确性原则还贯彻到被引用的作家、标题和出版日期。脚注大部分是福斯特自己加的；编者的补充特以方括号标明。其他体例和文本方面的事项请参见阿宾格版的详细说明。
在阿宾格版中我曾表达过，在此还想再简短地就剑桥国王学院的众多朋友对我的慷慨帮助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尤其是以下诸位），特别要感谢：帕特丽西娅·布拉德福德太太，佩内洛普·布洛克太太，劳丽·彻伯尼耶小姐，P·N·弗班克先生，F·R·利维斯博士，唐纳德·卢克斯先生，T·S·马修斯先生，西蒙·诺维尔-史密斯先生，I·A·瑞恰慈教授，乔治·瑞兰兹先生，贝丝·施奈德曼太太，以及我的妻子贡沃尔·斯塔利布拉斯太太。
奥利佛·斯塔利布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