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堵经济学:中国城市规划病及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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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并不存在一种系统而科学的城市规划理论

深入研究西方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很容易发现似是而非的东西太多,有的只是一种理想,是一些建筑艺术家和所谓规划专家基于幻想的创造,其中充满着乌托邦的成分,对解决现实城市发展问题起的积极作用有限,相反却起了破坏性作用,尽管可能对建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规划或城市发展本身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构,这是经济学与艺术学的不同。规划理论应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我甚至认为,没有经济学家参与,便构建不出完整科学的城市规划理论。对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我们有以下两个重要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所谓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不过是一些花瓶,科学的花瓶,带有明显的乌托邦特征。

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批判最有洞见的是简·雅各布斯,正如她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导言中所讲的,她要抨击的是那些统治现代城市规划和重建改造正统理论的原则和目的,不是一般性的不痛不痒的批评或吹毛求疵。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1.她认为,流行于欧美的城市规划理论是完全错了。这些所谓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严重忽视了城市发展的本质,“自始至终,从霍华德到伯纳姆以及到最近的城市改造法律的修改,全部的观念和计划都与城市的运转机制无关。缺乏研究,缺乏尊重,城市成为了牺牲品”。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26.以往建设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不是遵循城市发展的根本原理和规则,而是加入了许多非城市本质的元素。

这里有三个关键性错误。

一是不知道大城市与小城镇是根本不同的,试图从小城镇的角度来解决大城市的问题,这形成了“知识上的错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公认的先锋是霍华德,他在19世纪末提出了“田园城市”(或“花园城市”)的设计,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城市规划理论。在许多人看来,只要草坪随处可见,就是现代城市,就是理想城市。城市应该像花园,所有的现代都市都应该是农村与城市的混合体,城市中既有农村的田园风光,又有都市中的车水马龙。这完全是人类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思想却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基础。她认为,这是对城市的无知,是知识的滥用,也因此,她称之为“知识稀烂粥”。在她看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原理或思想不是来自于城市发展,而是来自于除城市以外的一切,即“他们只是遵循源自小城镇、郊区地带、肺结核疗养院、集市和想象中的梦中城市的行为和表象的原则”。花园城市概念则被想象成了大城市的代替物,一个解决大城市问题的方案,形成过去和现在城市规划思想的强大基础。她指出,大城市与小城镇是根本不同的,“试图从小城镇的行为或者说想象的行为来理解大城市已经使我们陷入了足够的麻烦之中”。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15.小城镇或小城市可以发展为大城市、大都市,但也可能永远都变不成大城市,这取决于它是否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我们的研究表明,大城市不是小城市倍数的扩张,而是结构的变化,由一种城市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城市形态,面积的扩张慢于体积的扩张,体积的扩张又慢于要素组合以及多样性的扩张。由此,才使城市的功能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同步扩张。这里取决于两个效率,一个是密度效率,一个是结构效率。两者结合,形成一种综合效率。霍华德的思想不过是小农思想,他的田园城市是封闭式、自给自足型,是静态的社会,是世外桃源。因此,用此思想和理论构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大厦自然是灾难性的。

二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严重忽视了城市的本质特征,非中心主义论的理论和实践严重破坏了大城市结构和功能。简·雅各布斯认为,霍华德创立了一套强大的、摧毁城市的思想,他认为处理城市功能的方法应是分散全部的简单用途,并以相对的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安排这些用途。他把重点放在对“健康住宅”的提供上,把它看作是中心问题,别的都隶属于它;更有甚者,他只是以郊区的环境特点和小城镇的社会特征两个方面来界定健康住宅的概念。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18.之后的非中心主义论(区域规划理论)者如勒·柯布西耶提出的“梦幻之城”或辐射之城的构想,也都是源于田园城市思想,只不过是用现代的工具或技术来修饰一番。他们的共同点是“一笔勾销了大都市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多方位的文化生活”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18.,是对城市本质的多样性及其有机组合的破坏。简·雅各布斯正确地指出,城市的本质是多样性,城市的发展基础是多样性,而且这种多样性是相互交错、交互关联、相互补充的,一些不成功的城市区域就是那些缺乏这种相互支持机制的区域,有利于这种多样性形成的任何规划和方法都是好的。因此,她建议,城市规划学和城市设计的艺术在真实的城市和真实的生活中都必须成为催化和滋养这种互相关联的机制的科学和艺术。按我们今天的话说,城市必须具有强大聚集功能,越是大城市这种聚集功能越强,也越是适合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

三是城市规划成了艺术家的画廊,只知道规划城市的外表,或想象如何赋予它一个有序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外部形象,而不知道它本身的功能,因此,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是肤浅的,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实用、高效,才是衡量城市功能好坏的两把尺子。

第二个判断是:现在城市规划理论的精粹多数深埋于西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长期有效实践中,其中仅少部分被挖掘。其中最为杰出的人是简·雅各布斯。还有一些具有真理特性的重要要素尽管已经浮出水面,但并没有成为规划思想的主流。如紧凑化理论、对网格化结构的重新认识、对密度效率的重视等。

简·雅各布斯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不能脱离城市运行机制,城市规划的重点是要有利于城市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而多样性的形成包括四个最重要的条件:要有许多混合性的功能存在,街道或街区要短,有包括老建筑的各色各样建筑,人流的密度要足够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165.在我看来,她的最大贡献是对街道这一城市微观细胞的重要功能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概括,城市最重要的东西正是“街道”“街区”,它才是城市的心脏,也是产生城市多样性或活力的根本所在。她的观察力十分独到。她说:“试想,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脑中出现的是什么?是街道。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有意思,那这个城市也会显得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单调乏味,那么这个城市也会非常乏味单调。”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29.人行道、街道、街区,这是城市的最基础也最活跃的部分,它们的存在价值一直被现代规划师和规划理论所忽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不管是田园城市派,还是美化运动派,还是阳光城市的设计家们,不仅都主张城市非中心化,按郊区和小城镇的结构来改造或新建城市,而且从没有细心研究过街道的功能,严重忽视街道对城市效率的重要而基础的功能,因此,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实际上使城市离人的需求和发展期待越来越远,使城市的最基本元素——街道,越来越缺乏生机。

好的街道,不仅能有效地解决交通问题,而且能解决城市的安全问题,还能解决城市发展的活力问题,我称之为“街道的三大功能”。《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我读过许多遍,每当读到人行道和街道作用的部分,总是惊叹作者的洞察力,她对人行道作用和街道作用的认识是独一无二的,是城市规划理论最忽视但却是最重要的部分。她在书中表述了这样一个极为浅显但却被严重忽视的道理:“一条经常被使用的街道应是一条安全的街道,一个废弃或较少使用的街道很可能是不安全的。”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35.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她讲的使用是指人的使用,不是指车的使用,也就是说街道上要车水马龙,被许多陌生人使用,就餐、逛商场、步行、等车、约会;等等。街道是许多陌生人交汇的场所,它的安全性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必须要界线分明,不能像郊区的住宅区那样混合在一起。二是必须要有一些眼睛不经意间盯着街道,这些眼睛就是她称之为街道的天然居住者,起着街道安全卫士的作用。对此,她分析说,街边的楼房具有应付陌生人、确保居民以及陌生人安全的任务,它们必须面向街面,不能背向街面,使街道失去保护的眼睛。这里我还要做一些延伸的分析: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的区别正在于陌生人的数量和比例。乡村社会很少有陌生人存在,大家都知根知底,或是邻居,或是亲属,但城市社会则完全不同,它是由无数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即使是街坊邻居,也常常老死不相往来。这里的原因经常被人文学家认为是城市文明使传统道德丧失,其实这是完全错了。即使我们是邻居,如果我们不是亲属,不是同事,不是同乡,那么,与其随意交往,会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城市人很少与邻居交往,各管各,不干扰,这才是上策,是最安全的方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区别,用乡镇的特点和规则来规划城市那一定是非常不合理性的。由大量陌生人组成的城市社会,它的安全性必须靠另外的机制予以保障,如靠法制、信用来维系,靠一种看不见的却无所不在的外生监督力量起安全保障作用。所以,她进而指出,“人行道上必须总有行人,这样既可能增添看着街面的眼睛的数量,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从楼里往街上看。没有人会喜欢坐在门廊或从窗子里往外看空荡荡的大街。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做。相反,很多人常常会通过观看街上的活动自乐自娱。”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35.这就是她认为街道要保证具有安全性的第三个条件,即要有大量的街道活动者存在,而且人流持续的时间要长,否则,街道将缺乏生机,更缺乏安全感。

在陌生人集中的复杂环境下如何保障安全,我有一种经验。我经常一个人出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多数情况下是坐火车,多少会带一些行李。行李堆放在行李架上,当上厕所或到餐厅吃饭时如何保障行李安全呢?在第一次出差时我就想到这个问题。我的办法很简单,上车前把在车上要用的东西单放,作为手提行李。到哪拎哪。上车后,把主要行李趁大家混乱时放在行李架上,此时谁也不会注意你的行李。在行车过程中,我绝不会去翻行李。在大家安静下来后,如果你翻行李拿东西,就暴露了你的行李,你只有一个人,当你离开时,那些居心不良的人可能趁机偷走你的行李。只要你不动,他们就不知道哪是你的行李,他要随便动上面的行李,许多陌生人就可能看着他,在座的所有陌生人都起监督作用;但如果他知道你的行李,你却因事离开了,那就是他偷走行李的好机会(所有的人实际只关心自己的行李)。因此,只要在行车中不动自己的行李,你的行李就是安全的,你可以去上厕所,你可以去餐厅吃饭,因为谁都不知道行李架上哪个是你的行李,你的行李受到其他陌生人的监视。这就是我的经验,屡试不爽。这其中的道理就像街道上有许多眼睛在盯着,街道上的人都处于较安全的状态。

街道是保障城市安全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它与警察或行政的“看得见的手”是搭配得很好的共治机制,两者缺一不可。如果街道失去了它的功能,变成不安全的地方,那么警察或行政的监督作用将大打折扣。这就像路灯的作用一样,路上一团漆黑,或忽明忽暗的路段很多,就容易产生安全问题,一些罪犯会借黑暗的掩护来实施犯罪行为。不安全问题不能通过分散人群、降低密度、用郊区的特征来取代城市的特征的方法来解决。她说,“如果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城市街道的危险问题,那么洛杉矶就应该是安全的城市,因为从外表上看,洛杉矶几乎已完全郊区化了。它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可以称得上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地区了。”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M].金衡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5:32.看到这样的分析,你会突然明白为什么洛杉矶是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而纽约、芝加哥却不同,因为它们的城市形态完全不同,一个是郊区化的大城市,另一个是按城市本质特征而建成的大都市。关于这一点,国内著名的规划专家李忠先生曾含糊地讲过,他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作为大城市的洛杉矶和作为大城市的纽约》,这也是我很喜欢读的文章,但我感到,关于它们的区别,李忠先生并没解释透。不过,我和他一样,也与简·雅各布斯相同,都喜欢大都市的纽约,喜欢密度高的城市,而不喜欢密度低的城市,因为它不是高效率的地方,不是现代城市的方向。在我看来,过度的郊区化,分散城市中心人口,追求无限的郊区化,不仅不能解决交通问题,而且会带来城市安全问题,更不会形成城市的高效率(缺乏丰富的多样性)。破坏街道细胞的功能就是破坏了城市的发展机制。

雅各布斯的观点是我研究城市规划理论的一个重要起点。还有一个学者的观点也很有参考价值,他通过对城市发展历史的观察,对城市街道的价值做了一个带有哲学意义的分析。他就是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城市建筑学》(The Architecture of City,1982)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 [M].黄士钧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罗西的研究致力于将建筑与城市联系,将建筑类型学纳入城市规划的研究范畴,提倡在设计中回归对“原形”的思考。我对建筑学没有研究,而且还对它有若干偏见,认为建筑学家或建筑师不过是艺术家的一种,眼光太窄,缺乏宏观的视野,由他们来创造或撰写城市规划理论一定是不靠谱。据说,除了类型学的思维,罗西的《城市建筑学》的贡献还在于提示了城市建筑与人类集体记忆之间的联系,即:在城市历史的自然更迭中,曾经存在过的城市未彻底消亡,而是通过场所、类型、纪念物等不易察觉的转换方式,将城市的记忆集体延续下去。关键是下面这段话使我认识到一条真理,这条真理曾被雅各布斯最先导出,却在罗西的表述中得到强化。他和一些同时期的学者观察到:一座城市中最容易改变的是“功能”,其次是建筑,再次是土地划分,最后是街道。即便一切的一切都变了,街道的形状和走向则是不大容易变的。城市物质元素(Dynamic of Urban elements)会随着时间变化,可以理解为以街道为基本记忆单元的密码,形成了城市生命的质感化的记忆,也在城市空间“横向”铺展之外,构成更重要的时间维度的“纵向”累积。啊,到底是艺术家的语言,而且更富有哲学气息。从历史的记忆来看,城市最基本也是最永恒的东西就是街道。城市文化的核心是街道文化,城市形态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是街道形态。

尽管以上两位城市规划理论的探索者并没有构建出系统化科学的城市规划理论,但他们给城市规划理论的重构指明了重要的方向,城市规划的核心是规划街道。也正是由于雅各布斯、罗西等人的贡献,人们开始把城市的研究更多地聚焦在街道上,出版了《伟大的街道》《街道的美学》等著作,还有对纽约网格价值再挖掘方面的研究。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应反思的就是城市规划对街道(城市最本质的特征)的严重忽视。

沿着这样一条研究思路或观察视角,特别是根据亚洲一些城市成功的实践经验,一些学者开始重视城市密度问题,如提出紧凑城市概念和理论。

与以上这套街道—城市密度研究思想相关的城市规划理论相关联的,城市形态学在构筑新的城市规则理论上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城市形态既包括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包括城市街道、路网的结构,不同形态的城市其扩张能力和效率是不同的。从街道结构看,有树形城市结构,有网格状城市结构,还有辐射状结构,等等。哪一种效率最好,扩张能力强,不断扩张后仍然具有高效率?有的回答是网格状,但人们通常的看法是辐射状,并派生于辐射加卫星城是最好的结构的观点。这同样是一种误读。巴黎、伦敦等欧洲大城市多是辐射加卫星城结构,但这并不是最优结构,是一种次优结构,是一种无奈选择(因历史建筑需要保护而不能改造城市中心区,便形成了这种次优结构)。辐射状结构的最大或最优城市规模是200万~300万人口的城市,超过这一界限,问题就会暴露出来,400万~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最好的结构是网格状,网格结构具有无限的伸缩性,哪里都是中心,哪里都不是中心。这一特征就是高度均匀化、机械化的结构,城市集中但交通流却被细密规划的路网分散,形成涓涓细流。网格的密度可能有圈层的变化,最密的是市中心,与人居的密度一致,在近郊区人口密度逐步降低,网格的间距可以适当扩大(从减少投资的角度考虑也应该如此),到郊区后再继续扩大些。

到目前为止,西方人还是没有构建出一套完整系统科学的城市规划理论。这里的原因值得深思。主要是因为自古至今,都是由建筑师或建筑理论家在创造规划理论,而他们的视野严重局限于微观,注重小环境,缺乏整体观和结构观,而注重宏观与微观效率的经济学家却置身事外,没有经济学家的参与,这是它仍停留在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的层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