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福泽谕吉关于近代日本国民的构想

在国际重压下，清除臣民意识、培养民众与天下忧乐与共的气质、“使全国人民的心里都具有国家的思想”这一巨大课题，首先寄托在了思想家的身上。用丸山真男的话来说，“必须是由几个指导性的思想家来完成”。福泽谕吉是幕末知识分子中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从《劝学篇》开始，他就开始表达自己关于铸造日本国民的思想，对当时的日本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也由此成为引导日本近代文明方向的最具代表性人物。

1835年，福泽谕吉出生于大阪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从小亲历了下级武士生活的凄惨状况，具有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叛逆精神。十三岁起，他就广泛接触汉学，十九岁时在长崎学习兰学，后进入绪方洪庵。1858年，福泽谕吉奉藩命上京，在筑地铁炮洲开设学塾（今庆应义塾大学的起源），但真正对其思想产生影响的是西方文明。自1860年起，他获得三次游历欧美诸国的机会，广泛地接触与了解了西方文明，也认识到日本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间，福泽谕吉被雇用为幕府的翻译官，但没有中断洋学研究和教育，随着文明开化时代到来，他开始了绚丽多彩的社会启蒙活动。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不同的是，福泽谕吉走出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的窠臼，着重从内在的精神来理解西方文明，致力于把日本建设为资本主义文明国家，扮演了日本近代“文明指导者”的角色。福泽谕吉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启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福泽谕吉关于铸造近代日本国民的基本主张

（一）“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天赋人权观

《劝学篇》是福泽谕吉关于国民思想的最初著作，以此为开端，福泽开始表达其国民观念。他敬慕美国政治，将其《独立宣言》中的“所有的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一语铭刻于心，这是其《劝学篇》开篇章第一句“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的来源。他的天赋人权观主要表现在：

1．人生而平等是人类的根本原则

“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这种平等是指基本权利上的平等。”“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和珍视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赋予了身心的活动，使人们能够实现上述权利。”他痛斥了幕府时代的身份等级制，将幕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批判为“根本上是弄错了人类平等的大原则，把贫富强弱的现实情况用作为非作歹的工具，致使政府倚仗富强的势力来妨碍贫弱的人民的权利。因此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记住相互平等的原则，这是人类世界最紧要的事情”。

2．自由的重要性

福泽谕吉认为自由是既享受权利又履行义务的自由。其平等概念蕴含着“万人皆平等，自由自在，互不妨碍他人，各自愉快地度过社会生活”的理想。他认为要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就必须从根本上使人民得到自由和独立。他反复告诫国民，自由的真谛是不妨碍他人而发挥自己的自由。一个人有身体、智慧、情欲、诚心和想法五种性质，如果能自由自在地运用这些性质的力量，自身就能够获得独立和自由。“假如一国的自由遭到妨害，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亦不足惧，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

福泽谕吉的上述思想影响极大，植木枝盛的《民权田舍歌》——“天之造人，天下万人皆同。无人上之人，无人下之人，此则人人同权。国人之权伸张。政府者，民之立法。法律者，保护自由也”，也是接受上述福泽谕吉有关平等和自由思想的结果。

（二）人的独立自尊是文明精神的根本

福泽谕吉提倡“独立”观念，提出了“独立自尊”的思想。《劝学篇》中倡导的第一个观点是个人独立。人的独立精神是文明精神的根本。“所谓独立，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包含着由自己判断事理，处置事情和独立生活的含义。人民有无“独立精神”是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尺。没有独立的精神，文明的形式也成为无用之物。培养独立自主的国民精神是日本富强的人格基础。“一国不自尊，而国未有能自立焉者也。”“夫国家本非有体也，借人民以成体，故欲求国之自尊，必现自国民人人自尊始。”梁启超由此称赞福泽谕吉的“独立自尊”为德育最大之纲领，并借其思想倡导“故欲求国之自尊，必先自国民人人自尊始”。福泽谕吉的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

1．“有政府无国民”：对专制主义“权力偏重”的批判

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其核心可以归纳为排除“权力偏重”——社会价值集中于政治权力的传统倾向。福泽认为，妨碍个人身心独立的是亚洲的专制主义。“在亚洲各国，称国君为民之父母，称人民为臣子或赤子，称政府的工作为牧民之职，在中国有时称地方官为某州之职。这个‘牧’字，若照饲养兽类的意思解释，便是把一州的人民当作牛马看待。”传统的名分等级制度使人被约束在固定的框架中而丧失了自主性。“农民要无缘无故地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路，在家让座，甚至自己喂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蛮不讲理吗？”他对传统名分观念进行了批判，“由于人极力维持上下尊卑的名分，一意倡导虚名，以实施专制，毒害所及，遂成为人间社会所流行的欺诈权术。”

福泽谕吉判断日本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体制中“有政府无国民”的“权力偏重”。“我国人民之所以没有独立精神，是由于数千年国家的政权完全由政府一手掌握，从文事武备到工商各业，以至于民间的生活细节，都要归政府管辖。……政府不仅占有土地，还像占有奴隶一样占有人民，人民不过是国家的食客。人民既成了流浪的食客，仅得寄食于国中，便把国家看成旅馆一般，从来没有加以深切的关怀，也得不到表现独立精神的机会，久之就酿成全国的风气。”“政府是在上面掌管着国家，而百姓仅在下面依赖着国家，忧国之事是上面政府的责任，和下面的百姓无关。”权力的偏重不仅仅表现在政治专制上，而且普遍浸透到人与人的关系中。他指出日本历史或日本社会的特点是：“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我国人民是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的精神奴隶。”要实现日本的独立，最重要的是完全改变这种“有政府无国民”的状况，培养出能与政府对抗的国民。他大力宣传“在抵御外辱、保卫祖国时，全国人民要有独立的精神”，进言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

2．民为国之主体：“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

福泽谕吉的“国民”重在个人。要实现日本的文明，关键就在于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人。积极地培植自主、独立的国民性，其目的在于保持日本国家的独立。“把今天的日本人民引进文明境地，只是为了保持国家的独立。因此，国家的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然而，他很清楚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那便是“一身独立，才能一国独立”，个人的独立是国家独立的优先前提。对此，他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第一，“缺乏独立风气者，不可为国思虑深切”；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做坏事。

“日本亦然，西洋国亦然，同于天地间，共沐一日轮……从天理人道，互相结交。于正理面前，非洲黑奴亦应敬畏。于正道面前，英美之军舰亦不足恐。若遭国耻，日本国中之人民，不余一人舍命保护国之威望，此乃一国之自由独立。”这段话是对近代国民独立理念本质的出色描写。“中华—夷狄”的傲慢蔑视态度受到了挑战，而代之以“于正理面前，非洲黑奴亦应敬畏”之新型国民的自尊态度。可见，该时期的福泽贯彻了“法”优位的观念。在这个逻辑里，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取得了出色的平衡。

3．学实学、长智德：获得独立的途径

“国民”意识的产生不是自发的，而是需要某种飞跃的。被束缚于卑屈之中的人民，怎样才能获得“独立”？福泽谕吉提出了通往独立的两条道路。

第一是求实学。人的贫富贵贱之分，“只是其人有无学问所造成的差别”。这种学问必须要有助于人们处身立世，因而必定是实际有用的学问，即求“实学”。“我们应当把不切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而专心致志于接近世间一般日用的实学。”“实学宗旨是要求从小勤奋学习，成年之后将所学知识用到实际之中，以求生活独立，安身立命从而达到人生目的。”福泽谕吉把读诗作文等虚浮的文学视为对社会不实用的文学，认为日本社会停滞之原因便在于缺乏数理认识和独立精神两点。所谓“独立的精神”，在伦理上是指自由平等的人际关系，在逻辑上是指客观地有法则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方法——“数理学”的思维方法。这两者是近代欧洲文明优越性的根本秘密。“文明进步完全依赖于科学发展，绝不会有例外”，掌握了实学，增长了见识，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福泽谕吉把一直被轻蔑的实用学问作为新时代的学问，并建立了一种新的学问价值观，实学从以伦理为核心转为以物理为核心，具有革命性。他并非只强调物质而忽略精神与伦理，而是把物理学作为确立新的伦理与精神的前提，精神在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引起他关心的，不仅是自然科学发展本身所带来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创造出近代自然科学的人的精神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泽的实学已基本摆脱了传统儒学的束缚，意味着精神层面上的变革。

第二是长智德，以树立文明的精神。福泽谕吉是一个开拓文明化方向的批判者。他把文明区别为外在文明和内在精神两个方面，认为外在文明易取，内在文明难求。谋求一国文明，应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他认为彼时的日本开设学校，倡办工业，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缺乏内在的精神。文明的精神是指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非人力一下子所能制造出来，它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文明化的次序首先是改变天下人心，打开改变人心的端绪，则政令法律的改革自然可以畅通无阻了。

那么什么是文明呢？福泽谕吉回答，“所谓的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即“智德”。他评价的标准不是每个人的优劣，而是着眼于“充溢全国的风气”。“从国民的一般智德，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状况。”智慧就是人思考、分析和理解事物的能力，道德是人的内心准则。在他看来，道德和智慧都有“公”和“私”之分，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由私智私德发展为公智公德的结果。只有两者兼备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福泽谕吉认为日本从古至今在国民思想中认可的只是私德，如温良恭俭、无为而治、任者如山，而缺乏公德，因而主张把私人道德扩大到公共道德。

4．主人与客人的二重性：国民的义务和职责

福泽谕吉受卢梭和维兰德（Francis Wayland）的社会契约思想的影响，把政府看作人民协商和人民意志的产物，认为形成政治社会的国民具有按照步骤形成政府的能动作用。“政府者，集人心成一体，所以力达众人之意也。”《劝学篇》展现了他关于国民构成政府行使统治的“主人”的义务与服从于统治的“客”的义务这种二重性的设想：

“凡属人民，均应一身兼负两种职责：一方面应在政府领导之下，充当一个公民，这是做客的立场。”“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共同协商，结成一个称为国家的公司，制定法规，并付诸实施，这是当家做主的立场。”以客人的身份，即是尊重国家法律和人人平等原则。以主人的身份，即是订立约法，设立政府，委以国政，民为邦本，人民就是主人，政府只是代表或经理。“原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的而有职责的区分，并建立在下属紧密的约束之上，即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则遵守法律。”“既然政府代表全体国民而行使政权，那么政府所做的就是国民的事，国民也就必须要服从政府的法令，这也是国民和政府间的约束。”这意味着国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第一是建立代表自己的政府，来制裁国内的恶人和保护善人；第二是严守同政府的约束，服从国法，并接受保护。从这种认识出发，他在官民关系中站在拥护人民的立场上，“制定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作恩惠。”

除服从法律外，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国民的职责：“官吏的薪俸和其他政府的各项费用，都由国民来负担。”民众负担保卫国家一切费用的职责“决不应稍露不满之情”。“不论契约的作者是谁，只要制定一种契约，日子久了，就可以养成遵守契约的习惯……必须制定一个双方互相监督的办法。否则本来不是这个政府的本色的专制，也将习惯地成为它的本色。”如果政府实行暴政，屈从政府和用实力对抗政府两种方法均不可取，上策是“坚持真理、舍身力争”。

（三）以士族为铸造国民的先锋和主体

在一般民众国民意识欠缺的状况之下，想要建设近代国家，必须要将士族作为新时代国民的核心，将其作为国民精神的模范，提倡士族精神，这是福泽谕吉铸造国民思想的重要内容。

之所以持这种认识，福泽谕吉认为原因有三：一是士族率先接受和传播西洋文明而自我更新，促使新的精神文明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由此而成为一种人民的风气；二是旧时代的士族，大部分在维新后已经演变成新体制的官僚、工商业主和知识分子，形成地域社会的中间阶层。在区分“国权”和“政权”的基础上，士族是“治权”的担当者，是“能使精神高尚，并能对肉体之外的事情赴汤蹈火的种族”。福泽谕吉特别撰写了《防止外交蔓延一事》和《维持保护士族精神》，高扬士族精神，希望士族能成为国民的中坚。“一国的文明，既不可由上面的政府发起，又不能自下面的一般人民产生，而须由居于二者之间的人来兴办。……这些大专家（即所谓“中产阶级”）……居于国内的中等地位，用智力来领导社会的人们……所以兴办文明史的是个别人，而保护文明事业的则系政府，这样一国人民就能把增进文明引为己任，互相比赛竞争，互相羡慕夸耀。国内有一件好事，全国人民都拍手称快，唯恐别国捷足先登，所以文明的事业都能成为增长人民志气的工具，一事一物无不有助于国家独立。”

福泽谕吉将国民形成的课题放在世界史这一长远、宽广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强调积极发挥士族的立场和作用，显示了其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福泽谕吉的对手井上毅在该问题上和福泽见解相同。他在《士族处分意见》中反复说道，“众所周知，士族是我国的精神，今天还有士族，是我国之大幸。”“要维持国家的独立，推进文明开化，往往不在于官，而在于有一个中坚种族，并壮大其力量。”他也建议政府应该“致力于笼络士族，和士族一道前进”，“与农商共进”。他还认为花一百年取得的成果，若与士族共进，“只需要五十年”就能取得初步成效。虽然两人倡导士族精神的目的是不同的，但不容否认，他们都认识到了“士族精神”的重要性，期待士族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

二、福泽谕吉关于铸造近代日本国民构想的鲜明特点

与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福泽谕吉的思想具有如下鲜明特点：

（一）敏锐性、系统性和启蒙性

所谓敏锐性是指其率先意识到了国民铸造对于近代日本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不分贵贱上下，都应该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也不分智愚明昧，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在福泽谕吉倡导独立自尊之前，民众大多数只作为政治统治的单纯客体存在，对所给予的秩序只知道逆来顺受，环境的变化对他们来讲只是周围的变化而不是其自身的变化。从将秩序一味看作外来给予而接受的人，转换为能动地参与秩序的人，只有个人具有主体自由才可能实现，而“独立自尊”当然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意味着个人的自主性。福泽谕吉看到日本传统的国民意识中最缺少的就是自主的人格精神，完全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显示出其思想极强的敏锐性。

所谓系统性是指其著述甚丰，内容涉及面广，涉及国民铸造的概念、必要性、途径和承担主体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即要以个人的独立自尊为前提，以国家的独立为目的，以士族为主体，以实学、智德和公议为途径，铸造能够为国舍身的人。他第一次明确了国民的概念，提出国民是“没有贵贱上下之分”的“国家中的人”，“不是政府的玩具，也不是政府的刺”，是“将国家扛在自己身上”的具有报国大义的主体。在其国民概念形成前后，以废藩置县的《户籍法》为契机，政府法令中开始普遍采用“国民”一词，在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中，还没有人像福泽谕吉这样对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作用的独特性具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并对政府的位置、态度和执政方式等进行过如此深入的思考。丸山真男由此赞扬福泽谕吉是“在依旧存在的国际重压中，挑战‘让全国人民的大脑中都抱有国家意识’这一‘切实课题’的伟大思想家”。

而启蒙性则是指其站在世界史和文明史高度，运用西方政治学的基本理论赋予“国民”时代内涵，并通过一系列社会活动实施了对日本民众的思想启蒙。“想要废除数百年来的旧习，不得不割断人情，而割断人情的利器只有成为普遍道理的学说。”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他心目中的国民具有独立自尊、责任与义务兼备的近代人格，引领近代日本摆脱传统的国民观念，完成了其向近代价值体系的转换。丸山真男将其思想启蒙定位为“为了独立自尊的市民精神的斗争”和“为了市民的自由的斗争”，认为福泽谕吉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在个人的深层自由中传播国家”，扮演了文化巨匠的角色。梁启超也评论道：“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其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者十而六七也。”其思想之影响涉及政府和民众两方面：

首先，颁布了《学制》。1872年文部省颁布的《学制布告》以宣传新国民教育理念、提倡国民皆学、教育机会均等为目标，清楚地体现了福泽谕吉思想对政府的影响。《学制》首创的日本义务教育制度，其基调和《劝学篇》强调的学问与出身立世相联系以及学问应是实学的观点相一致。《学制》的精神还通过各地方官厅、各府县的就学告谕和开设的学校普及于全国。中央和地方官府广泛阅读、接受和利用福泽谕吉的思想，其著作被作为教科书发行使用，以致有“文部省在竹桥，文部卿在三田”的说法。

其次，启发了民众的自由民权思想。不少人因为阅读了福泽谕吉的著作，精神上受到极大启发。或者树立了自由民权思想，或者参加了自由民权运动，或让自己的子女上庆应义塾，或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其人生由此具有了新的出发点。对于农民来说，福泽谕吉极富激励性的论述，例如“今天的普通百姓，明天也许成为参议员，去年的大夫，今年会成为町人。贵贱更替，贫富轮回，世间之事实在有趣……富贵之门是敞开的”，等等，给他们增添了极大的生活勇气。他在《劝学篇》里称赞日本民间流传的农民运动的领袖佐仓宗五郎，认为自古以来“主张人民的权利，提倡真理，进谏政府，终于舍身成仁而无愧于世的”，只有他一人，高度评价他为捍卫民众革命而献身的精神。这使福泽谕吉在农民心目中也成为与佐仓宗五郎一样的崇拜对象。鹿野正直在其著作中用“小川金平”、“林金兵卫”等事例说明了福泽谕吉的著作和思想的影响，“这些实例告诉我们，他的思想以远远超过其他思想家的规模，直接浸入国民的心中，起到了使自由、独立的观念与日本实际相结合、灵活移植近代文明的功能。”井上毅在一份文件中说：“福泽谕吉的著作每出一本，天下少年糜然遵循，似扎根脑中，浸入肺腑，父不能制子，兄不能禁弟，这种影响岂是布告号令所能挽回的？”石井南桥也指出，由于福泽的影响力，“‘权理’（当时将权利当作权理）这个词，最近广为流行。”自由民权思想的勃兴及其运动的发展，即是福泽启蒙的最直接成果。

（二）路径明确：从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转变着手铸造国民

除了指出“求实学”、“长智德”的基本方向外，福泽谕吉留给后世的最大遗产之一，还在于他通过对日本人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态度的透彻批判，提供了铸造近代日本国民的重要途径。

1．主张从一切“惑溺”（指没有主体性的轻信轻疑）中解放出来，倡导“怀疑”的美德

在福泽谕吉看来，具有主体性是民众素质的最重要部分，学会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从轻信中解放出来，敢于怀疑，是人独立和解放的标志之一。他批判过去的教育培养的是“被人治的小人”，是“站在好政府之下蒙受好政府德泽的人民”。他认为，欧洲思想家以“人权”、“契约”为武器，承认和鼓励人的独立性，而日本历史上既没有形成过这种“人权”，也不曾订立过这种“契约”。“这个世界史的课题在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才第一次被提出来，到了此时，日本的思想界才开始探求人权和契约”的成立根源。

2．强调开展讨论和举行会议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许多民众自发通过演说和议论等方式参与公共事务，议会政治就是民众在各个领域自发结社和讨论的“习惯”在政治领域的表现。福泽谕吉受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密尔、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思想的影响很大，因此他在《劝学篇》中大力提倡演说，认为西方盛行的“人民的会议、社友的演讲”等是促进人民相互交流的手段，有利于民众养成当众发表意见的风气。福泽想使日本民众也养成这种社会风气，并将此作为国民铸造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在庆应义塾内部举办演讲会，建立演说馆。森有礼、福泽谕吉等创办的“明六社”的社会活动也主要是召开演说会，《明六杂志》刊登的都是社员的演说笔记，这对日本人的思想革新造成了很大影响。通过演说来启蒙群众，通过讨论承认不同意见，这种方式开始为人们所接受。

此外，福泽谕吉还提出了“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国内围绕开设议院问题而展开的大论战。这刺激了人民对政治的关心，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一些提倡自由民权的政治团体，它们以民众名义开展活动，并逐步发展成社会运动。

3．倡导树立男女之间的新伦理

福泽谕吉将男女平等作为形成国民的基础性工作，对以男尊女卑为天经地义的旧风气进行了大胆批判。在《劝学篇》中，他进一步阐述其尊重妇女的观念，“须知生存于人世间的，男的也是人，女的也是人。”福泽认为应该改变日本妇女地位低下的局面，给予妇女财产权和更多的自由，将夫妻间平等的原则确立为家庭的根本，并极力主张一夫一妻制，建立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此外，他还在家中带头实行男女平等观，将自己的四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平等对待。

（三）亲身实践：以私的立场推动国民的铸造

福泽谕吉的国民铸造是从自身开始的。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以个人的立场推动着铸造国民的实践。新政权成立时，福泽辞去幕臣职务，坚持不入仕，选择了“放下双刀，读书度日”的生活和在政府之外的私立立场，确立了自己作为边缘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废刀节酒的生活方式，从自己内心开始“清除奴隶之心”，这便是卢梭所谓通过“自我革命”实现从内心到生活的全局性变革，也正是福泽谕吉“一身独立”思想的基础。福泽谕吉的观点是，要铸造国民，必须要“走在别人前面”，“让自己来开私立的先河”。

与新政府的官僚大多埋头于制度改革的调查、立案不同，为创造出独立的个人和自发的结社，福泽谕吉创办了庆应义塾。对他来讲，庆应义塾就是由志同道合的独立的个人的“约束”而结成的集团原型，目的是培养有自由精神的人才，实现学问的独立和知识分子的独立。福泽谕吉想通过私立的庆应义塾，通过教育和出版，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他的这一运动开了日本私立大学的先河。此后，同为私立大学的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小野梓所提出的“国民的独立是一国独立的基础，国民精神的独立又是国民独立的根基。由于国民精神的独立又发端于学问的独立，故国欲独立首先学问必须独立”，其思想来源就是福泽谕吉。福泽引进了维兰德的《道德科学》，采用英美两国的启蒙教育方法，还为庆应义塾制定了“社中约束”。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他接受维兰德“道德科学纲要”后的产物，同时也是对维兰德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论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的产物。

设立庆应义塾既是开启了日本私立大学的先河，同时也首开日本演讲、议论的先河，不只在教育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也在政治上具有典型意义。在福泽谕吉六十岁诞辰的庆贺晚会上，他坦言，将长年在无知识状态中昏睡的无气力的愚民改变成洋洋大观的新社会的担当者国民，将奉行锁国主义的东洋小国变化为充满活力的独立国是自己一生的“作业”。在这个意义上，福泽被称为“知性的使命预言家”和“维新最大的指导者”，确实是名副其实的。

（四）前后矛盾：铸造国民思想的本质转变

福泽谕吉的早期思想逻辑是非常清楚的：“国家的独立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为了加强国权，必须推进国民的文明，也就是必须扩大民权。扩大民权，培养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国民，是加强国权的前提条件。民众和国权在他看来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但自从1881年政变后，其观点为之一变。在《时事小言》中，福泽谕吉强调：“我曾经多次倡导民权论，但却忘记了重大之处。……忘记了什么？这就是没有论及国权问题。”他将原来二者的相互补充关系理解为矛盾关系，认为过分强调民权，会导致国内斗争激化，现在应该叫停，由此表现出了批判和压制自由民权运动的态度。“永远充当皇室的羽翼”，这是福泽对民权论者的忠告。

福泽谕吉对国权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在他那里，国权原本只是意味着日本的独立，摆脱不平等条约，确立与欧美列强平等的地位。但不久，他便开始从与欧美列强竞争的角度认识国权，认为“国际交往的根本在于实力”，并要求恢复日本“固有之文明，”大力鼓吹对外扩张，国权也就具有积极对外扩张之含义了。“我们应该认识到，保护亚洲东方乃是我日本的责任”，“国家一旦遭受耻辱，日本全国人民哪怕丢弃性命、一人不剩也不能使国家的威光蒙尘”。这些原本是他从启蒙角度来培养人民爱国心的言论，也反映出其内心要求民众对国家绝对服从的真实想法。这样，福泽谕吉就将民权与国权对立起来，并提出了国权优先的主张。从此，其思想便一直朝着牺牲民权的方向发展下去。

丸山真男是如此谈及福泽思想前后之本质变化的：“……谕吉的国权论渐渐失去了初期的自然法色彩，向‘国家存在理由’的主张转化……但当他看到朝鲜和中国清代儒教主义根深蒂固的现实，并为此感到焦躁和绝望时，又反而产生出一种确信，认为推进东洋近代化的使命应由日本来承担……而且由于在谕吉的思想中，国际关系始终先于国内问题，因此其国权论越发展，其对国内政治的态度便越妥协。无疑，他在抽象的意义上始终坚持了自由进步的原则，但这些原则的具体化日程却因对外问题越来越往后推迟。”福泽思想中这种双重性和矛盾，不仅与同时代的自由民权论者（如中江兆民）具有共性，同时也表现在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日本主义”或“国粹主义”（陆羯南、三宅雪岭等首倡）的思想运动中。

福泽谕吉思想的转变意味着近代日本启蒙时代的结束，之后的日本逐渐放弃了独立自尊的近代性质，很快走向武力扩张和牺牲民权的道路。然而福泽谕吉思想的影响却超越时空，持续地对近代日本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为启蒙所培养起来的国民精神，在民众斗争中发展，变得更加强韧，更加丰富，远远超过了其母体的界限，从根本上挖掘出其母体所没有接触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