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语言和语言学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语言是人类有史以前就有的东西。人们开始关注语言，想知道语言是怎么一回事，同样可以追溯到很古老的年代。不过，对人类而言，也许是因为语言离自己太近了，所以也就应了苏轼《题西林壁》诗中的一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时至今日，在经过了无数个时代和无数位学者的不懈的探讨之后，人类却仍然未能获得关于语言真相的最后答案，换言之，语言的问题依然是一个谜。

当然，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们对于语言的了解总还是越来越接近于科学。大体说来，这个认识过程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虽然很难用时间的观念将不同的阶段绝对划分开来。

先是语言神授说阶段。初民社会普遍相信，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某种神力的创造，所以人的语言也理所当然地被看作这一神力的恩赐。典型的语言神授说见于《圣经》（Holy Bible），其第一卷《创世记》（Genesis）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记录了混沌初开第七天的一件事：

So out of the ground the Lord God formed every animal of the field and every bird of the air, and brought them to the man to see what he would call them; and whatever the man called the every living creature, that was its name.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上帝用泥土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带到亚当面前看他给它们命名，亚当怎样称呼哪个动物，那就是那个动物的名字了。

用命名说解释全部语言起源问题一定不对，可是作为解释之一，应该说是有道理的。经验告诉我们，生活中凡有新事物出现，总会有人首先为它命名，然后大家跟着称呼、传用，所谓一倡众随、约定俗成，最后巩固为语言的单位。

在西方，由于《圣经》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语言神授说成为从宗教到学术各个领域的正统的认识，并且一直到17、18世纪，仍然主导着大多数学者的思维。18世纪中叶，语言起源问题成为欧洲学界关注的焦点。1769年，柏林普鲁士皇家科学院设立专奖，以征求有关语言起源问题的最佳解答，其时有来自欧洲各国的数十位学者参加了这次征文，最终有三十篇论文呈交科学院，但是最终获奖并且由科学院指定出版的只有一篇，那就是赫尔德（J.G.Herder）的《论语言的起源》。论文以这样一句话开头：

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

这句话早已成为语言思想史上的一句名言，它包含着三个论点：（1）人与动物有某种共同的东西；（2）动物也有语言；（3）人的语言由动物的语言演化而来。我们觉得，在人类智慧高度进化和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赫尔德这句话所阐述的思想依然成立。因为从哲学的立场看来，人类终于以“人”的姿态走出动物世界所反映的生物进步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且即使到了今天，在人类的语言里我们依然能够找到许多最早动物语言的遗迹，如果动物的某些很有意思的声音表现可以叫作语言的话。可惜的是，赫尔德只是在他认为人类语言由动物语言发展而来时坚持了进化的观点，而在他声明语言的发生源于人的心智，而心智自一开始就处于完备状态足以一举发明语言时，进化的观点随即为神授说所取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赫氏论文的光辉。

很明显，赫尔德的论文只是论述语言的起源而并没有向我们进一步展现语言的本相。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用已经掌握相当高明的科学知识的现代人类的思想苛求于这位先我们二百余年而生的欧洲学人，要求他能明确地为我们解答实际连现代语言学家都还没搞得很明白的事情。

继而是语文学阶段。科学不是哪一天忽然发生的，人类获得知识的步伐不可能超越时代。从社会学的意义看来，文明始于文字；从语言学的意义看来，人们能够比较真切地把握到语言的脉搏更是从文字开始的。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由于它可以把语言转换为可见形式，所以人们常常误以为它就是语言，并且不断地从书面文献中寻找语言的信息。在中国历史上，汉儒最早把从古代典籍中发现和获取语言信息的学问叫作“小学”。小学，本义是初等学校（primary school）。据史书记载，周秦小学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称为“六艺”。汉代而后，文字、训诂和音韵成为小学的主要科目，小学的名称因而成为这三门基础学问的代名词。按明代学制，贵族子弟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大学的目的在于读经，要想对古代圣贤的微言大义有明白透彻的了解，就得对他们的用字、措辞有正确的认识。所以，用于学术意义的小学，今天看来乃是古代经学的附庸，是一种辅助的学问。

代表小学这门学问的最主要和集大成的一部著作，是东汉时许慎所写的《说文解字》。汉语以字为本，而不是像西方语言那样以词（word）为本，所以字的概念，常常并见于语言和文字这两个相关的范畴。但是，两种不同用途的字的意思是严格区别的：语言的字，指的是一个个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组合而成的有意义的音节；文字的字，指的是传统的或者改革后的文字书写单位，即汉字。由于两种用途的字在历史上密切相关，所以在说到或用到字的概念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两种含义难解难分的情况。在汉语研究的意义上，字当然指语言的字，譬如批评有人出言不雅，说他“嘴里带脏字”，其中的带脏字的“字”就属于语言的字。在中国，不管采用怎样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主要关注的都是字——语言的字，包括字的结构、意义、结构和意义的变化以及字与字之间的组合关系。

词是舶来品。词的观念被引入中国以后，为了语言分析的目的，学者们一直主张用它来取代字的地位，后来又引进来一个使用起来比词稍为灵活一些的单位——语素（morpheme）。但是很多学者也注意到，借自西方语言学的这两个概念，很多时候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处处适用于汉语，在用于汉语词汇和语法层面的结构分析的意义上，譬如说明怎样的一个单位是词或者不是词，评价一个复合单位是词还是短语，等等，常常不如字用起来方便。关于这些方面的更多和更复杂的问题，这里不烦多议，留在后面专题讨论。

前面说过，汉字产生以后，中国出现了结合汉语和汉字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小学。可以说是无独有偶，西方国家也经历了仿同中国小学的情形，他们把从古代文献中寻找语言消息的工作叫作Philology，译成汉语通常叫“语文学”。无论是中国的小学还是西方的语文学，显然都称不上纯粹的语言学，因为就本质看来，小学、语文学的研究对象都不是活的语言，也还不是具体的哪个时代的语言，而是记录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活动的部分经过加工的语言事实的文献资料。当然，研究的目的主要也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对古人的用字和措辞进行音训、义训，以对古人的著作做出比较有根据的解说。

实际说来，中国语言学史差不多就是一部贯穿古今的小学史。至有清一代，小学研究臻于大成，汉语音学研究尤称卓著，段玉裁、江永等人均为一时之彦，其《说文解字注》《音学辨微》等都是那段时间产生出来的不朽的著作。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许多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首开现代文明的西方，积极向他们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包括语言学。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悠久的汉语研究的历史上，始终没有产生出语法的观念。语法最初以音译形式传入中国，叫格朗玛（grammar）。汉语语法重意合而不重形合，与西方语言形态丰富的特点相比似乎少了点儿什么，因而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中间曾经流行一种观念，即汉语没有语法。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对的。不过，这也间接地说明，跟世界上的很多语言相比，汉语语法可能算是比较简单的。语法既重意合，遣词造句很少使用复杂、烦琐的词形变化手段，从而使得以次序和虚词为变元的汉语造句活动格外灵活。所以，认识和分析汉语语法，不能完全走西方语言的形态语法研究的道路，虽然在这方面，西方人似乎比中国人觉悟得早了一些。

接着是历史语言学阶段。历史语言学是在语文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又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语文学者从阅读古代文献中发现，现实语言较之古代语言发生了很多变化，而这些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相对标准的偏离，因此从对比语言的历史变化中寻找并构拟语言的古代形式，自然就成了历史语言学的首要任务。

19世纪是欧洲历史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冯·施勒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强调语言内部结构关系研究的重要性，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在词汇和语法方面存在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的术语。1861年，另一位德国学者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的历史语言学著作《印度语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出版，该书根据语言的共同特点将印欧语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表示语言之间的历史渊源，从而推进了历史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学者安东尼·梅耶（Antoine Meillet）的《印欧系语言比较研究导论》和《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两部著作，尤其是后者关于研究方法的经典叙述，一直被奉为历史语言学研究者的必读文献。

总的说来，较之语文学，历史语言学更加接近于科学，因为它明确宣示了自己的语言学工作目标：研究语言的亲属关系，关注人类语言谱系的梳理，构拟史前语言。事实证明，历史语言学对于揭示语言变化的史前特点、同一语言早期和后期之间的联系、不同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历史语言学的这些工作，同时还使我们知道，语言研究同样不能忽视各种非语言因素——如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等——在语言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从目前的历史语言学研究状况看，除了印欧系语言亲属关系的研究十分确定之外，其他语系都还没有形成定论。当然，已经发明了不少新的研究方法，只是这些新的研究方法由于得不到充分的文献资料的支持而很难发挥作用。历史语言学要的是资料。印欧语系的历史语言学做得好，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材料比我们丰富，光是《圣经》的不同时期的版本就能为印欧语系的研究提供很多线索。相比之下，汉藏语系因为资料缺乏，致使很多族、系的构拟工作迄今进步缓慢。汉语文献都是汉字，汉字所能提供的语音线索很少。中国学者曾经认为可以用方言推测古代语言的语音，但是在认真看过印欧语的构拟工作之后发现，方言构拟的结果还是要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进行对照之后才能下结论，而汉藏语系的研究很难做到这一点。

再后是结构语言学阶段。历史语言学关注语言的变化，定位不在现实语言本身，或者说，工作目标不在对语言进行认知意义的结构分析。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注意到了这一点，知道发现语言的工作无法通过历史语言学来完成，必须另寻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以语言为语言学的唯一对象进行共时研究。索绪尔的这一思想以及他所创造的若干堪称经典的语言学理念，成就了他的作为结构语言学奠基人的地位。

索绪尔认为语言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符号和意义的科学。他曾在1906年—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年—1911年这三段时间内数度讲授普通语言学，但他始终没有把讲稿梳理成书。他的几个学生沙·巴利等人，为了使老师的思想不朽，在索氏去世的第三年即1916年，根据历年的听课笔记和索氏的一些手稿整理出版了法语版的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这本书不久便出版了多种语言的译本，汉译本由高名凯先生完成并定名《普通语言学教程》，可惜因为“文化大革命”，迟至1980年教育复兴之后才得以付梓。忠实于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的几个学生在书中这样介绍他们的老师：

索绪尔的天才是在语言学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时常听到他抱怨语言学的原理和方法中存在着许多缺陷，他毕生顽强地致力于探求在这一片混沌状态中能够指引他的思想的法则。

结构语言学首次向人们提供了描写语言和揭示语言内部结构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的欧洲语言学者为此欢欣鼓舞并称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氏宣称语言学只研究语言，因此始终注意把语言跟一切容易与语言混淆的现象区分出来，特别是他提出的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当时和以后的学者正确坚持自己的语言学目标指明了方向。

建立在共时的语言分析意义上的语言学可分为一般语言学和专语语言学。分析一般语言现象、讨论一般语言学问题即西方称为General Linguistics的学问，我国传统上叫作普通语言学。在多年沿袭使用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们有时觉得，普通语言学这名称似欠斟酌。固然“普通”和“一般”用以翻译英语general都很适切，并且两个词差不多同义，但是按照我们的使用习惯，普通对特殊，一般对个别，所以显然还是叫一般语言学更显优越。1968年，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在台湾大学做系列讲演，其中说到的关于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语言研究方法等等方面的一些意见，都不是针对某一种具体语言，而是联系多种语言，就语言的一般现象和一般原理展开讨论的。按照我们的认识，赵先生后来根据讲稿整理出版的《语言问题》这部书，就属于一般语言学性质的著作。

专语语言学的工作目标在于对某一种具体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结构规律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分析和描写，除非用于比较，一般不涉及别的语言。但是，专语语言学所讨论的问题，譬如讲到语音，分析一个具体的音的发音原理，自然会涉及辅音的清浊和元音的长短；讲到词汇，分析一个词里面的音义结合关系，一定会涉及单纯词和合成词、多义词和同音词；讲到语法，分析句子的结构特点，不免会涉及次序、虚词以及词的形态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所有这些针对某一种具体语言的问题，也都是一般语言学要讨论的内容。就是说，一般语言学和专语语言学所讨论的问题很多都是相通的，因此学者们有时候会用“一般”和“个别”这两个哲学术语来概括这两门学问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一般语言学注重分析各个语言里的共有的事实，专语语言学注重分析某个具体语言里的个别的事实。站在哲学的立场上，语言的个别的事实，可以看作语言共有事实在某个具体语言里的实现或实现方式。

实事求是地说，西方语言学尤其是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多年前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说科学的语言学是西方人发明的，这种认识或许失之偏颇；可是，非要坚持说语言学中国第一，其实也大可不必。经验告诉我们，人类最先观察到的总是自己身边的事实。所以，在语言研究这个领域，西方人注意分析的主要是西方人的语言，东方人注意分析的主要是东方人的语言。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所分析的大多是印欧系语言，举例则多是索绪尔所熟悉的法语。当然，偶尔也会举一些印欧语以外的语言的例子来做分析，但是很少，汉语的例子就更少。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介绍现代语言学基础知识的著作，譬如高名凯、石安石合著的《语言学概论》，叶蜚声、徐通锵合著的《语言学纲要》（修订版），自然就是以汉语的例子为主，汉语而外，前者举例较多的是俄语，后者则多数是英语的例子，这种情况都跟作者们不同的知识背景有密切关系。

最后——认真说来，应该是最新——的一个语言学阶段是当世所谓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阶段。语言学同其他别的科学一样，都是在不断修正自身错误的过程中进步的。从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看来，国内和国外都不乏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发明的语言解释理论，而在这众多不同的理论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不同的语言学学说之间相互借鉴的事实。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的美国学人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生成语言学，则正是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念和古老的柏拉图（Plato）的哲学思想中获得启发之后，试图建立语言的数学模式的一次重要的理论尝试。

乔姆斯基是犹太裔美国人，他主要的生活角色是政治批评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对诸如美国国家外交政策和社会民生福利等许多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事实上没有哪个知识领域能够阻挡他的声音。令人不能不感到惊异的是，乔姆斯基并非职业的语言学家，但是他对语言本质的洞察智慧却异乎寻常，他敏锐地注意到，一个经过多少代人潜心研究而迄今未获的解的语言，实际却是一件在一般儿童那里只消三数年时间就能自然获得的东西。谁都知道，儿童其实是在非常有限的接触语言的情形下以无师自通的方式获得他们的第一语言（the first language）的。这一人类生活的奇迹引来乔姆斯基的猜想，他问自己：何以整个获得过程中，儿童对语言的接触很少，结果却能达成他对语言掌握的全息和全能？事实上，类似的疑问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个人便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当然，问题的背景有所不同，柏拉图当年所问的问题是：缘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其实际经验者如此之少，而所知者却如此之多？两位智者的问题十分相似，不难看出，乔姆斯基应该是从柏拉图的问题中受到启发，这一启发为他深入思考语言现象背后的东西并进而建立生成语言学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

生成语言学本称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其理论要义在于提出这样一个假说：语言是人类心智遗传特征——换言之，语法——的社会体现。按照乔姆斯基的认识，曾经被多少学者信而不疑的关于语言第一性的认识原则被彻底推翻了：语法成了先语言而存在的第一性的东西，语言只是语法的实践形式。乔姆斯基坚持认为，语法属于心理范畴，是可以遗传的；语言属于经验范畴，是不可以遗传的。用现代的科学观念来解释的话，乔姆斯基的所谓语法其实可以理解为生长于我们大脑中的一般称为基因（gene）的人类遗传成分，换言之，人生下来就是有语法的。所以，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都包含了一段精彩无比的语言获得经历：一个婴儿，在他从母体中降生下来以后，随着自身生理和心理的逐渐走向成熟，一般从一岁到四岁，通过短短三数年时间的所谓经验的触发（trigger of experience），即在跟周围语言的不断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的第一语言。

可以说，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向我们提供了观察语言现象的理论和方法，而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向我们提供了解释语言形成的人类学基础。乔氏生成理论差不多把语言看作是一门简单易学的生活技能，因而语法就不仅是语言学，同时也是研究人类和与人类相关的很多别的科学所关注的对象。现在看来，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理论似乎还很难得到验证，但是语言生成的概念所展现的思想毫无疑问是非常有前途的。语言生成的思想并不否定语言存在的社会性，而只是把语言看作是语法的下位产品，是语法实践的结果，从而也向我们昭示一个道理：语言可能并不复杂。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语言，或者说，应该怎样把握对语言的认识呢？总结以往学者们对语言问题的比较一致的见解，我们可以这样来阐述语言的几个特点：

第一，按照乔姆斯基的认识，语法是语言的发生基础，语言是语法的实现形式。就语言作为人类社会世世代代所拥有的东西这个历史事实而言，语言是建筑在人类社会之上的一个传统的机构。人们使用语言进行思想表达的行为叫作言语活动，但语言并非言语活动本身，也不是言语活动的结果即人们使用语言表达思想过程中所形成的作品——一个个的句子，而是经常参加在人类言语活动中且总是被保存在无数独立的句子中的一个确定的部分。从这个意义看来，语言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而言语则完全是个人的。社会是人的组合，所以索绪尔把语言解释为一个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能产生的所有言语形式，即句子的总和；而乔姆斯基则把语言解释为储存于人脑中的语法，在某种特定的社会语言条件下凭经验获得的一种生活技能。

现代语言学区分语言和言语，是索绪尔的天才贡献。既然表达思想属于语言的天职，那么言语或言语活动一定是一种自主的、有意识的行为。所以，那些纯属生理反应的咳嗽、打喷嚏等不属于言语，情不自禁的哭、笑也都不是言语。可是，唤起人的注意的那种带着某种目的——语言学称之为意义（meaning）——的有意识地发出来的声音，如[ə hə]，那是言语，并且同表达说话人的一个个具体思想的句子，譬如[⊂uo ⊂ɕiɑŋ ⊂xɤ⊂ʂuei]（我想喝水），具有相同的语言学性质；而语言——准确地说，语言的成分，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各类成分——自然也就存在于这样的一些具体的言语形式之中。

第二，语言具有任意性。任意性的概念也是索绪尔提出来的。所谓任意性，指的是语言跟语言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已然的事实，其中不存在任何可以解释的道理。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什么样的声音表示什么样的意义，是任意的；二是什么样的意义采用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示，也是任意的。音和义的结合关系不是必然的，它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结果。为了说明语言的任意性，赵元任先生举过一个非常风趣的例子，他说：有一位老太太，初次接触外国人时，她稀奇得简直不能相信。她说，明明是水嘛，可外国人不管水叫水，叫窝头（water['wɔ:tə]）。赵先生说，老太太所说的“明明是水”的精神，用来解释语言的任意性是再好不过了，使用语言的人根本觉察不到有两件事——音和义——在里头。

固然，不仅语言跟语言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而且反映在句子当中，词与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也是任意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语言的这种任意性其实是要接受人类普遍语法的制约的。在乔姆斯基看来，语法——即普遍语法——这种先天的大脑心智机制是全人类所共同的，而语言只是一种经验形式，换言之，语言属于语法在不同地区的人类族群中的实现形式，就此而言，儿童获得语言的行为具有无可辩驳的实证意义，因为儿童从无语言到有语言，其获得过程正是由经验到达能力的一个过程。不同的经验造就不同的语言。通常人们所能看到的语言，更多的是注意语言的差异，差异说明经验，而不是语言经验背后的语法——那个真正属于人类自然机制的部分。譬如，我们很容易了解到下面的语言事实：汉语以动词在前名词在后的次序表示动宾关系，而日语、韩语却是要反过来，用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方式来表示动宾关系，我们说“参观展览会”，日本人和韩国人会按照与我们相反的次序把这个意思说成是“展览会参观”；表示修饰关系的短语，汉语的次序是修饰语在前、被修饰语在后，而侗语、傣语等侗台语族的语言大都采取相反的次序，我们说“大鱼”“小鱼”，他们说“鱼大”“鱼小”。很明显，不同语言的语法次序的选择关系都是经验性的。经验可以认为是任意的，但是在以经验获得的语言和人类大脑中普遍存在的语法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只是我们现在还缺乏对这一函数关系的确切的了解。

第三，语言具有保守性。语言既然是一个社会的传统的机构，那么，为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每时每刻都能顺利地进行交流，它一定要保持自身各个方面的稳定，不能轻易发生变化。可以说，这种近乎公理的事情简直是不需要证明的。

固然在社会的历史变迁当中，语言也会出现盛衰兴替的情况，譬如经过多少万年之后，有的语言保存下来了，有的语言灭亡了，或者历史上有些时候，由于不同语言之间长期的接触，各自都会出现一定数量的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间之内，一定的社会制度之下总是拥有一种固定的语言。

第四，语言具有变化性。语言一方面具有保守性，一方面它又是随着社会变迁的。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是世间一切事物生死存亡的事实。曾经有人把语言的变化跟动植物的物种的进化相提并论。两者相较，确实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可是变化速度很不相同。语言的变化，有些是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就可以觉察出来的，譬如学习的“学”字，过去分文白异读：北京人读书音是[⊆ɕye]，白话音是[⊆ɕiɑu]，现在很少能听到白话音了。生物的变化速度会慢得多，除了人工选种和实验之外，通常物种的变化总是以万甚至十万、百万年计，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很少能够观察到生物的这种性质的变异。

第五，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比较少的音类组织而成的一个有系统的机构。人的耳朵所能辨别的声音可能有千万，而语言利用来作为必要的区别用的音，常常只有几十个甚至十几个。事实上，在一个语言系统之内，它所包括的音类不但数目少，而且总是形成一个有系统的机构。还以现代汉语为例，辅音可以按照发音部位分成唇音、舌尖音和舌面音，其中双唇音、舌尖中音和舌面后音各分出以送气和不送气相区别的两组塞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和舌面前音各分出以送气和不送气相区别的两组塞擦音，此外，塞音有同部位的鼻音相配，塞音、塞擦音有同部位的擦音相配，从而形成了现代汉语的相当整齐的辅音聚合系统。印欧系语言，譬如英语，一般不大注意塞音、塞擦音的送气和不送气的分别，但是特别注意辅音的清和浊的区别，所以现代英语的辅音虽然跟汉语有所不同，但是同样也是一个十分整齐的系统。

就一般情况而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点，譬如汉语有声调可是英语没有，英语动词分现在时、过去时，德语名词分阴性、阳性、中性，汉语就没有这些方面的区别。所有这些为不同的语言所有的不同的特点，都是一般语言学要讲的内容。前面说过，语言这个东西，要取得对它的真正科学的认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对语言的坚持不懈的观察和分析，逐渐地加深对它的了解。记得2009年2月，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叫作“走近科学”的节目，分两次讲了一个语言变化的故事。故事介绍说，河南的一位姓王的农村妇女不幸发生车祸，伤势很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经医生抢救，到第三天的时候她苏醒过来了。令人惊异的是，这位妇女苏醒过来之后，她说的话已经不再是她原来一直讲的河南省的方言，而是标准的普通话。她不是有意不说河南话，而是根本就不会说了，只会说普通话。农村迷信鬼神，有些村民无法理解眼前的事实，便猜想这是灵魂附体，一时间传为新闻。王姓妇女的女儿在城市里打工，听说母亲遭遇车祸，赶紧打电话回来。可是电话打回来以后，一听妈妈这边说的是普通话，吓了一跳，就说你不是我妈。母亲说，我怎么不是你妈呢？我就是你妈嘛。女儿说，不对啊，我妈说河南话，你怎么说普通话啊？你不是我妈。事情就这样闹大了，由河南传到北京去了，最后请科学院的专家出来解释。语言专家试图用人体科学、脑科学的道理进行解释，讲人的大脑左半球管什么、右半球管什么，并且做成电视节目，目的当然是想宣传科学、破除迷信。可是，大脑科学的道理实在太高深了，尽管专家讲得深入浅出，但百姓之中能够听懂其中道理的，恐怕不会太多。

人类关于语言的学问已经做了很多年，应该说，在语言学的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如前所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迄今未获的解。在人类的智慧还只是局限于现有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能够完全地了解自身、足以科学地解释自己的时候，我们对于语言现象的解释难免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猜测成分。对于有些现象，当我们自己的认识还处于一知半解的时候，宁可说不知道，切不可强作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