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起源

经济帝国主义

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学家所做的事”，那么，经济学领域的巨大扩展就是这一代人中比较有意思的思想发展之一了。现在，在通常被说成是政治学的领域中有大量文献是经济学家写的，并且使用了可以看出是经济学的方法。自从冯·诺伊曼和摩根斯特恩的著作出版以来，经济学家就进入了军事战略领域的研究工作。最近，这种兴趣已经扩展到要解决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了。此外，经济学家还对政府所有分支机构的管理和效率问题感兴趣。其实，尽管我以为，如成本—效益分析那样的实用经济学很难被看作传统经济学兴趣之外的事情，但是直到最近，几乎所有有关这类事情的工作还都留给了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人员，而那个专业是政治学科的一个分支。

经济学家们不只是在研究“公共管理”，他们也闯入了商业管理领域，结果这个专业中有大量杰出成员现在从咨询合同中得到的收入已经超过他们从学术工作中得到的收入了。事情还在继续，经济学家们现在也在写犯罪学的著作了，而在犯罪学这个领域，像往常一样，经济学家的方法在传统的法律从业者看来，是非正统的古怪行为。经过几代人反复说经济学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可谓毫无建树之后，经济学家现在开始研究慈善和收入再分配的经济学了。在这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是创造了一个新领域而不是闯入了一个现存的领域，尽管我觉得许多社会福利管理专业的博士会否认这一点。然而，最近经济学家对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兴趣高涨，这显然是创造了一个新领域，而不是对现存领域的一种帝国主义式的侵入。

可我们还没说完呢。经济学家最近投入许多时间研究教育问题了。应该承认，他们的兴趣此前还主要限于把教育看作一种投资形式，这是教育学家通常会忽视的一个课题。但是，经济学家现在也表现出了对教学教法的某种兴趣，目前大多与作为一个学科的经济学教学有关。科学组织的问题近来也吸引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兴趣。在这里，与他们直接竞争的只有少数社会学家，但是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这个主题都有强烈的看法，而且往往被经济学家要去计算而不是装装样子的倾向所激怒。经济史学家近来出示了一些关于英国限制13个殖民地贸易的实际成本的信息，这对于标准史学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历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最后，至少有一位经济学家，我本人，还对在生物学领域中运用经济学原理感兴趣。迄今为止，生物学家还没有理睬我，但是从马尔萨斯对最早一代生物学家的影响看，我还有希望。

但是，所有这种在我看来是重要的思想活动，引起的关注极少。本书的读者对这些经济学的新领域肯定会更感兴趣，而学术界中占压倒多数的人根本不会去读这本书，我甚至怀疑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不是曾经听说过我在上面列出的那些工作。一般的经济学家甚至还要孤陋寡闻。即使我们认为经济学家侵犯了那些领域中的学术专家，但经济学家中占压倒多数的人也还没听说过这种倾向。在那些模糊地意识到他们的学科权威受到威胁的少数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了解经济学家实际已经完成的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本身很熟悉这种新方法的人的数量实际上还是较少的。

对这种显然重要的发展为什么会缺乏关注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经济学家在新的领域运用经济学的工具本来就不对：他们的工作毫无用处，也不值得研究。我可不这么认为，但是我不会在这里花费时间来批驳它。如果本卷中的其他文章还没有说服读者，使他们认识到，经济学家正在传统的经济学领域之外做着重要工作的话，那么即使我用几页纸来说这件事，也不大可能说服他们。除了说这些研究缺乏实际价值这种可能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我现在就要来谈谈这些说法。

我认为，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对闯入传统经济学之外的领域感兴趣，这个事实主要是由于经济学内部专业化分工的迅速增长而产生的。只有少数经济学家才对经济学一般领域中的所有专业都感兴趣。经济学现在已变成了一个如此广泛而复杂的学科，以致经济学各个分支的具体知识都会超出大多数，很可能是全部经济学家的思维能力。人脑毕竟是有限的，而人脑所能接受的科学知识总量在稳步增长，必然的结果就是，任何个人都必须减少他所学全部知识的百分比。因此，原先已经建立的各个学科，包括各个专业和专业方向，现在都在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财政方面的专业经济学家通常都会对新发展感兴趣，就像本卷中那些落入传统上属于政治科学领域的文章，只因为这些文章显然与公共财政问题密切相关。同样，对经济发展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通常也会关注与他们的亚学科密切相关的教育经济学，而且实际上，教育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落后国家和它们的问题感兴趣的人们提出的。在某些其他新领域，经济学家还没有形成活跃的团体，那大致是由于在现存的经济组织中还没有与之明显密切相关的亚学科。随着这些领域的发展，很可能经济学专业中只有一部分人会对这些新领域感兴趣，就是因为经济学专业中只有一部分人对亚学科感兴趣。

这些领域中受到经济学家侵袭的学术专家对这种发展知之甚少，在我看来，原因是非常不同的。首先，这些领域中某些科学的社会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并不在任何定义好的学科范围之内。实际上，少数社会学家就在这些一般领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并没有哪个社会学的亚学科承认这些工作是它们的主要兴趣所在。社会学家总体上对较小的领域感兴趣，而且他们大都还有其他的兴趣。

然而，在如政治学那样的领域中，大量学者直接关注的问题都是像《一种民主的经济理论》书中所谈的“经济”问题。许多政治学家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尽管情况在迅速变化），这个事实可能是由人脑本质上的有限性引起的另一个结果。学习某个学科是个资本投入过程，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投入时间、精力以及某些直接的物质资源，以获得知识。如果有个人已经做了这种投资，而有一本书尽管旨在论述他所学专业却需要完全不同的一套智力资本才能理解和评估书中信息，那么可以理解，此人就会不愿去读这本书了。对于经济学家，唐的书相对易读。对于受过传统训练的政治学家，那就是极难读的一本书。他不仅读起来困难，而且很可能误解书中内容。这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比政治学家更聪明。有些政治学家认为易读的书，却使经济学家感到非常难读。然而，一位想要熟悉他所在的领域内使用的经济方法的政治学家，恐怕会发现有必要花上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去获得必要的良好经济学背景形式的智力资本，这是事实。

显然，政治学家是不会进行这种大规模投资的，除非他觉得非常有把握值得这么做。其实，他可能担心他已经积累起来的智力资本会逐渐过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政治学家不肯轻举妄动进入这类思索性领域，我们不该感到惊讶。相反，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他们中间竟有那么多人表现出认真的兴趣。然而，大多数政治学家都在用他们传统的方法工作，而且不理睬新的发展。随着时间推移，这大概会发生变化（年轻的专业人员不那么保守，因为他们积累起来的有可能逐渐过时的智力资本还不多），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威廉·赖克和L.L.瓦德等人的榜样将得到追随。

那么，把经济学方法用于远离传统经济学领域的新的驱动力，到目前为止对于一般学者的影响还相对较小这个事实，也就不奇怪，也不特别不幸了。从定义上说，目前在这些领域中工作的学者几乎都是自己选择了独创和多学科兴趣的人。他们建立起牢固的工作团体，这个团体将为将来的扩展提供基础。新方法的逐渐扩展，还有扎实的研究支撑着每一个新进展，要比建立在初步发现上的突然风生潮起健康得多。我们可以预期，我们的影响将会比我们的知识增长得慢一些。即便有时候令人沮丧，但总体上是健康的。

然而，在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对经济学方法的制约显然是暂时的。学科间的界限只是些传统，而传统会自动随时间的消逝而受到侵蚀。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从现在起再过20年，在今天还限制着新方法影响的专业化和智力资本保存的问题，将不再构成严格的障碍。那么，构成社会科学的将会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呢？我愿意用本篇文章余下的部分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众所周知，做预言是很难的，我不能要求读者对我对未来的猜测给予太多的重视，但是，如果读者愿意把我要说的东西当做重建社会科学的一份提议，我认为，他会同意，这份提议至少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它不仅消灭了密切相关学科之间的某些人为障碍，还会为专业化提供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应该能使不同领域之间的合作比现在容易进行，而且受到的学科嫉妒也要比目前少一些。

让我由对过去的简短审视开始谈谈我对未来的提议吧。在我看来，启蒙运动是人类思想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在后来那些宁静的日子里，两个朋友建立起了经济学，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尽管我们显然能看到他们的著作，特别是斯密的《国富论》，那是科学经济学的起源，但是书中内容并没有表现出，他们觉得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研究之间的区别有什么特别大的重要性。毕竟，在《国富论》中包含有一些论述军事问题、司法管理、公共工程和教育的章节。休谟通常也用我们现在通常与经济学一起使用的方法来讨论经济学和政治学。

那么，从休谟和斯密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研究大部分社会行为的一种“经济”方法。他们把他们的学科称为“政治经济学”，并且肯定认为，其中的政治部分与经济部分一样多。当然，有时候用这些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现代意义上的）要比分析政治问题容易一些，而且他们在经济部分做出的发展更多一些，但是如果他们得知，他们的著作，距今已将近两百年，被当做经济学的基础，而被如政治研究等其他领域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予以忽视，恐怕会既惊讶又沮丧。大概是大卫·李嘉图的影响，导致使用斯密和休谟方法进行研究的范围缩小了，缩小到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学”。然而，尽管李嘉图无疑是杰出人士，但似乎并没有根本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就该用他希望研究的领域中他的爱好来塑造当今的学科结构。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随时都可以衔接起来，许多在政治科学领域写作的经济学家都可以作证。

对于各个社会科学而言，一个更为根本性的组织原理，让我们回到休谟和斯密认为有效的区别：那是“理性与热忱”的区别。我猜想，休谟认为这种区别无疑是重要的，但它还可做进一步的强调。在休谟看来，理性的作用就是热忱的仆人。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同样的思想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偏好，我们把自己的思想能力用于这样一个目的，使尽可能多的事物按照我们的意愿实现。因此，“理性模型”是处理人们用非理性方法确定的要实现目标时会采用的方法。然而，斯密写了两本书，不是一本。我认为，《国富论》可以被看作是提出了一种社会中的从属理性（slave-reason）作用，特别是在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的社会行动那部分内容中；而另一本书，《道德情操论》，则尽力要说明为什么人类会具有某种“热忱”。不应该忘记的是，最初使斯密声名鹊起的正是《道德情操论》，而且它还保证了《国富论》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让我来把理性和热忱的区别用一种更广泛的现代形式加以表述。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些偏好。我们视这种偏好结构等同于休谟的“热忱”。为了尽可能多地实现他的偏好，此人运用他的理性才能，并在他所能获得的一些可选项中选出多项。按照传统，对这些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在我们所说的经济学范畴内与他人选择之间相互影响的研究，一直是那些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学术界成员的基本研究领域。近年来发生的事却是，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这些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在按传统不是经济学领域中与他人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了。幸运的是，这种行为有可能给这些领域带去在经济学中已经成熟的很大一部分研究工具，但许多新的发明也是必要的。它也表明，正如本书已经证明的，在这些新分支中至少有一支——公共选择或政府决策理论——中的大量工作，我认为，是可以适用于先前人们称之为经济学的亚学科——公共财政的。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对个人具有的偏好不大感兴趣。他们假定偏好，然后推理出结果，但是并不花太多精力去深究这些偏好。按照传统，经济学家会告诉你，这是个心理学家研究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它不只是个心理学家研究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社会学家、行动主义者和政治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社会学家、行动主义者和政治学家的许多研究关乎往往会涉足某种活动的人的类型。这可以被看作是致力于确定有哪些人具有某系列的爱好或偏好。例如，如果要问经济学家为什么有人是律师，有人是垃圾工，经济学家会指出，这些活动都有正收益，并且说，有着适当程度才能的人就会进入这些领域，直到投入这些领域的劳动带来的收益相当于另一个领域中有着同等能力的人的收益。这位经济学家可能还会补充说，有些人可能对某些活动有着特殊爱好，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就比那些不喜欢这些活动的人更容易被发现。就这同一问题而言，社会学家就会转而去研究哪种类型的人往往会成为律师或垃圾工。

按照传统，解决这同一问题的两种方法会产生许多冲突。这种冲突很糟糕，因为这两种方法是完全并立的。它们本来针对的就是不同目标。结果就成了，经济学家承担的对偏好结果的考察可以拿出对现实世界更详细、更精确、更有品位的表述，而其他社会科学家做的就只是对他们自己爱好的考察。造成经济学这种大步前进的原因，大概是经济学存在的年代比较久远，也比较成熟，或许还因为经济学讨论的问题有点简单。以目前心理学的知识状态，要确定为什么人们会有某个系列的偏好，是极为困难的问题，而要找出人们具有什么偏好甚至还要困难，除非人们通过经济学家会从逻辑上研究的某种类型的相互影响“透露”他们的偏好。

由于读者无疑已经推理出，我对未来社会科学组织的提议就是，将这种组织分成两大领域，选择科学和偏好科学。选择科学本质上是经济学的自然发展。在一个不可能人人都能得其所欲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试图将他们的偏好函数最大化，人们可以用选择科学来确定个人之间相互影响最可能的结果。选择科学不再会仅限于传统上为人所知的经济学的内容，而是可以涉及任何一种制度。无疑，由于人脑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在这个大领域中会迅速产生一些亚学科。然而，人们会认识到，这些亚学科只会由它们恰好在研究的某种制度结构来定义，而不会用不同的手段或方法来定义。

另一方面，还应该有偏好、爱好或热忱科学。它们将被用于确定社会中各色人等的偏好都是什么，考察个人偏好，尽力找出如何能把社会中的偏好倾向总结出来的方法，而且可能比所有这些都更重要的是，找出为建立偏好模型的因素。

有了这两大领域的分工，我们似乎就会有了一个合作的基础，而不是冲突。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往往把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看作是平民百姓中人。他们看不起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方法，并且非常正确地指出，后者没有精心打造的理论，而且后者经验主义的研究通常只是努力找出具体事实，而非证实一种普适的理论。

经济学家方面的这种感觉，说得轻一些，在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人看来完全是相互的。他们将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的要点之一是，人是非理性的，因此经济学家关于人是理性的假设是错误的。在与信服这种论点的人们讨论时，我总是感到，他们定义理性的方式与经济学家的特征不同。他们理想中的理性人是消息非常灵通的、冷酷的、有着非常长远眼光的、对所有决策都能给予大量考虑、而且一成不变地旨在直接为个人牟私利的人。不必说，用对理性这个词的这种看法，很容易证明人是非理性的。然而，一般来说，同我谈过话的拥有这种看法的人，都不愿意接受我的把握，因为我并不认为人们的理性是在他们那种意义上的理性，这个事实表明了一种更深层的动机。当我打算表述经济学家的理性意义，并指出这种意义上的理性合理地避免了对人是非理性的批评时，我通常都会看到他们那一方不情愿地承认，这样使用理性一词是正当的，或者承认，对于我，有可能通过说明理性一词与社会学家等人的意义不一样，来证明“理性模型”是合理的。

在我看来，这种碰撞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个事实，即这两个学科的界限并不是那么确定，以至合作活动容易进行。一般来说，比如一位经济学家和一位社会学家在处理同一个问题，他们每个人都会发现，对方的研究对自己没有多少价值，而且他们也都会把对方看作是对立面。由于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他们也发现彼此很难理解。如果有一种明确的分工，经济学家负责考虑人们在使自己的偏好最大化时做出选择的后果，而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行为主义者研究这些偏好本身，那就会使社会科学中目前的紧张得到缓解。

这种分工不会与目前社会科学的实际组织有很大的不同。当然，是有一些不同。经济学家必须对人们具有的偏好有一些相当原始的想法，因为这对于检验他们的理论是必要的。然而，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有一些相当原始的关于在社会互动中不同个人选择作用的理论。不过，在我看来，一种用这些说法进行的明确领域分工，似乎也会是对目前情况的一种改善。这样的分工相对来说不要求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中人们实际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改变。

作为一个花费多年时间逐渐成长为一位经济学家的人来说话，我愿意在这里向承担着研究工作但不是经济学家的社会科学家们提出一些温和的重新定位的建议。这个温和建议重在重新定位，而不是改善研究工作本身的性质，因此这个建议的关键点是要使经济学家能够在我上面建议的那种分工中更多地利用社会科学。由于这个原因，非经济学家有可能会对我的建议感到愤恨。然而，人们将会看到，我的建议并没有缩小非经济学家工作的范围或降低其重要性。

首先，我要简短地指出一种一般性理论，这种理论概括了社会科学中非经济学的大部分工作。我最好引用约翰·豪尔沙尼的话来说：“有一种暗含的假设是‘好事全都一起来’，所有理想的因素相互都有着正相关关系。更多的大众参与只会使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更加民主’；大民主只会使经济发展增速；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许可只会增进孩子的学术进步，等等。

“我们要称这种暗含的假设为正相关谬论。这种谬论一直是在社会科学家中澄清思想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且大概也要为我们已经做出的高比例不良政策建议负责。”

这种批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牢靠的，我认为是难以否认的。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假定政治科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是在尝试重建人们的偏好函数，采取这种态度也并非真的全错。要是我们读一读发表在政治科学杂志或社会学杂志上的典型的“行为主义”文章，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文章涉及这样一些问题，如：什么类型的人会从事某种职业，或者，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明显具有何种偏好。这两种情况都是经济学家会称之为爱好的事情，尽管我并不能完全肯定，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会接受经济学家的那种称谓。之所以会是这样，从我们目前掌握知识的最好程度来看，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在某个价值体系的特定条件下，一个对某种“好”事有着爱好的人，却有可能不爱好同一价值体系特定条件下的其他“好”事。从许多方面来说，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其价值取向全都是按照适当的一般价值体系认为是“好”的人。

所以，要是我们看看某个社会培养出的一个个人，“好事全都一起来”的现象就是非常常见的了。他们都会受到那个社会价值观的教导。因此，他们对在某个领域内受教导的价值观的接受程度，与他们对在另一个领域所受教导价值观的接受程度之间，会有明确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们的大部分活动方向，是要向人们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念，而且一般来说，这种灌输是通过再一次造成这种类型的相关关系来完成的。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说，至少就我们目前已知的知识而言，在一个领域中有一套“好”偏好的人与他在另一个领域中的“好”偏好之间没有什么冲突。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产生了一系列偏好，使A在一个领域中有一种偏好和使B在另一个领域内有一种偏好，在总体上，与赋予这个领域中的A和另一个领域中的A一系列偏好是一样容易的事。

因此，如果我们只是在考虑偏好，行为主义者的“正相关谬误”就不一定是谬误；只有在我们考虑政策以及互动时，我们才发现它是谬误。在某些领域，它甚至不是谬误。一般来说，倘若我们有在各方面都合意的，即能满足所有人所有要求的，某种事情，我们就会迅速把它落实。只有在我们通常已经穷尽了所有采取这种“准帕累托”行动的容易的可能性时，才会导致经济学研究的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家都不会否认，在所有好事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我们应该按图索骥。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是，我们已经达到了可能的具有良好后果的变革目的，现在必须在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可能的做法中进行挑选。换言之，我们现在必须在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各种政策之中做出选择。

因此，在偏好与爱好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理论上的“正相关关系”。正是在现实世界的互动中，这种正相关关系的假设导致错误的结果。“大民主”可以“使经济发展增速”，但在某些价值体系中，这两件事情都可取，而这个事实与讨论中的能不能增速无关。倘若这两种可取的特性并不以增加民主程度就使经济发展增速的方式相关，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我们想要的事情中做出选择。这是经济研究特有的情形。关于这些问题的大量非经济学讨论，在本质上，由于在互动领域中仍然坚持爱好领域中的“正相关关系”假设，而阻碍了这类问题的研究。

一直在批评非经济学家,或许只有我在结束这篇文章时能对经济学家本身也做出同样的批评，那才是明智的。有一些关于人类互动的纯理论，它们将会适合任何可能的人类爱好系列。当然，这些理论还没有受到操作性工具的检验，因为现实世界中任何可想见的结果都可以用某种爱好来解释。为了让他们的理论得到检验，经济学家含蓄地，不总是明确地，对人们确实有的爱好做出假定。这些假定——我称之为90%的自利假设——通常采取的形式是：假定被研究者有一系列改善他们个人福利的愿望，这些愿望与经济学家本人的愿望尽管不完全一样，却非常相似。此外，这些愿望极少得到详细的具体说明。

关于人的行为的这套相当原始的假定是隐含在经济理论的经验检验中的，它在实践中的效果很不错，因为它不是经济学家想出来的，经济学家是在暗示他可以准确确定受检验人群特定爱好的理论。经济学家认为，他的假定会在最大程度上非常接近于那些人的爱好。因此，个人爱好与经济学家向他们讲述的爱好之间的偏离，就变成了统计日常测试中的一种随机变量，并且被按照统计学中的正常方式进行处理——将噪声去掉。

最终产品是为检验经济理论提供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工作效果很好。然而，人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机制工作得再好也不如关于人类偏好的更为具体准确的观点。经济学家经常忽视这个问题，而在我看来，这正是目前经济学的一个真正的缺点。我并不建议经济学家开始调查研究人员的偏好，而是建议他们意识到，那是另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人们的问题，并注意到那个领域中的各种发现。在近期的未来，在“科学爱好”中似乎不大可能会取得长足的进步，在我看来，那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极为困难的领域，但它们也是将给全面研究以回报的领域。

读者可能不会把我重组社会科学的建议当做是可取的。当然，他不大可能认为这种预言——这可能发生在下个20年之中——有很高的概率。然而，我认为，他会愿意承认，我建议的再定位，对于我规定的两大不同分工中人们承担的实际研究工作，只有很小的差别。在他们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会有微小的改变，而且他们之间的合作和理解有可能取代目前的对立和跨学科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建议是，其他社会科学接受经济学近来突飞猛进的扩张，也就是说，他们承认经济学的研究目标与这些领域中现在的研究目标根本不同。反之，我建议经济学家欢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等，在经济或政治领域中尝试确定人类偏好的本质。这样做的最终结果是经济学专业的扩张，还是非经济学科的扩张，我现在还不能预言。此外，尽管从我们的个人抱负来说，成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学科的成员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科学的进步，这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