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模块化理论和神经建构主义理论在发展性障碍领域的基本观点

成人获得性脑损伤之后会在语言的不同成分上表现出选择性障碍，这些障碍之间存在分离，因而可以推断出成人脑具有功能性的模块结构。Temple（1997）认为，可将发展性障碍与成人脑损伤之后产生的障碍模式联系在一起，该想法的实质是将认知神经心理学中对成人研究的思路用于发展性障碍人群中。在发展性障碍领域，模块化理论最小程度地强调发展的作用，将源自神经心理学的方法既用于成人获得性障碍的研究，也用于发展性障碍的研究；认为发展性语言障碍个体的语言表现可以视为反映了正常的系统结构，只是这个系统的选择性成分发展不足或发展过度了（Clahsen & Temple，2003），这可以在儿童标准化语言测试的结果和他们非典型的功能结构之间提供一种相符的解释。假设我们已经对各个模块进行了完整的测试，包括比如词汇测试、语法测试、语音意识测试等，处于正常范围的分数可以解读为这个语言成分发展正常，高于或低于正常范围则可以解读为反映了非典型的发展，即这个语言成分发展不足或发展过度。在模块论视角下，测试结果与模块结构之间存在映射关系，语言表现是模块系统构建的反映，因为在成人那儿鉴别出来的整个模块系统婴儿也存在，所以语言发展之初，就可能伴有一个或多个模块最初的选择性异常。不难看出，模块论支持模块来自先天的看法，强模块论亦可称为强基因控制论。其观点认为很多模块都在强基因控制之下，我们出生时，基因已经为大脑发展出特定的专门化系统设定了程序，模块的最终形成只需要初步的输入即可。在这一观点之下，将儿童的障碍与成人的障碍类比有其道理。

但是，模块的形成是不是只被基因规定？有很多心理学家提出的模块几乎肯定不受强基因控制，阅读和写作之下的系统就是很好的例子。按照进化论原则，阅读和写作属于相当晚近才习得的技能，它们反映了大脑能够通过学习过程创造出模块的事实。实际上，“模块”的很多性质（比如操作活动的速度和自治）可能是作为认知系统的性质被观察到的，这些性质受益于大量的练习。比如熟练打字或熟练骑自行车的活动，没有人生来便能打字，所以没有人生来就有一个内在的“打字”模块，但熟练的打字员似乎只需极少的认知努力便能以惊人的速度打字，他们与打字相关的底层的神经机制与常人必定不同。毫无疑问，其“打字”模块是发展出来的，而不是生而有之的。

与模块论不同，神经建构主义理论更强调发展在认知结构产生时所起的作用（Karmiloff-Smith，1998）。其观点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之上：在成人时期观察到的模块结构在婴儿时期并不存在，模块结构是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建构主义视角下，模块结构是通过发展才逐渐浮现（emerge）的，但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状况，有些部分暴露出非典型的功能性质，其余部分则保留正常的功能性质。这一观点受到来自发展性认知神经科学数据的强烈支持（Elman，Bates，Johnson，Karmiloff-Smith，Parisi & Plunket，1996；Karmiloff-Smith，1998）。这种发展性视角将标准化测试的敏感性引入考虑范围，提出处于正常范围内的分数也可能由非典型的认知加工实现，并认为敏感的在线任务对于准确评估底层加工是必需的（Karmiloff-Smith，1997）。持这一立场的研究者指出，在一些发展性障碍中所鉴别出来的正常或受损模块的清晰模式可能部分地是受标准化测试约束后产生的人造物。如果一个儿童参加了接受性词汇测试，那么他只可能得分低于、处于或高于正常范围。标准化测试不但从内容设计而且从测试结果上都很好地体现出了“模块化”。神经建构主义认为，如果模块是发展的产物，当出现发展不正常时，不太可能只有一个模块损伤而其余正常。

建构论强调学习对发展所起的作用。为了发展，认知系统要依赖于大量的学习，“模块性”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得以逐渐提升（Hulme & Snowling，1992；Karmiloff-Smith，1992）。当技能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时，会涉及很多系统，包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中央系统。当学习推进时，能够有效且省力地执行技能的神经回路就逐步建立起来，对于中央控制的需求也下降了，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从开始学打字到学会打字再到熟练打字。因此，模块由已建立的神经回路构成，这些回路是在发展过程中依赖于学习产生的熟练的认知任务而形成的。可见，发展所蕴含的最简单的事实之一就是它包含变化，如果用成人“模块”系统的模型作为出发点来解释儿童的认知障碍，就会忽略这一基本事实。举一个具体的语言加工的例子，为加工孤立的口语词，成人脑中至少需要区分出三个分离的系统：一个识别口语词声音结构的系统，一个说出词的系统，一个处理我们听到或需要去说的词的意义的系统。这种看法已为得到相当广泛的接受，三个系统可如图1—3所示。

图1—3 成人口语词理解和产出背后的模块系统

（转采自Schauwers, Gills和Govaerts（2005））

听觉输入的词汇具有我们听到这些词时能懂并能识别的表征；语音输出词汇具有一种适合于控制我们如何说出词的形式的表征；语义系统具有关于词的意义的信息。这三个系统并不是事先存在的。一个典型发展儿童大约在12个月左右学会说第一个词，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他们的表达性词汇才迅速扩充，可以推测典型的8个月儿童在他们头脑中应该没有图1—3所示的任何一个椭圆，典型的2岁儿童可能只有三个系统的小规模版本，典型的10岁儿童才会已经具备非常接近成人系统的表征。因此，如果要解释一个5岁儿童的语言损伤问题，从图1—3所示的稳定的成人模型出发将无功而返，它无法说明词汇系统尚处在变化中的儿童其语言问题是如何发生的。所以语言受损的成人和语言发生障碍的儿童要区别对待，成人在损伤前有词汇和语言结构系统的完整表征，这些完整的表征因外在原因而受到影响，但儿童的障碍发生在习得过程中，其语言表征仍处在形成时期，并不完整。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引发如下推论：首先，儿童的表征局限可能源自其发展阶段而非障碍。典型发展的儿童也不是突如其来就获取了成人的表征，语言习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障碍儿童表现出对语言特定成分的加工问题，那就其语言发展阶段或对其年龄而言可能是正常的。其次，认知障碍的理论解释需要详细说明在特定的过程中障碍是如何产生的，并要说明这一障碍会如何影响其他系统的发展。一个领域的损伤可以在发展的其他方面产生连锁效应，因为发展过程中不同系统会相互作用。与语言障碍儿童相关的就是加工语言表征某些方面的困难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后续加工过程的困难。可用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听力损伤属于感觉障碍，先天聋，或更确切地说，语前聋对口语发展通常会有损伤效应，言语技能通常都会受到严重损害。典型的口语发展需要依赖于听和说的经验，因为得不到应有的刺激输入，聋童通常会表现出口语发展诸多方面的重大损伤，包括语音障碍（掌握语言的声音系统）、语义障碍和句法障碍。以语音障碍和词义障碍之间的关系为例，聋童虽然只在加工输入材料的语音上存在困难，但这个困难会使他无法将语音表征与词义联系起来，因而，语义问题可能来自于之前的语音问题；而语义困难反之又可能提升了输出时将词义与语音表征建立联系的困难，所以，语音输出问题可能来自于之前的语义问题。以此推知，语音障碍与句法障碍之间也会存在类似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然而，发生在成人中的获得性耳聋的后果则大不相同。已经掌握语言的成人若因疾病或外伤等原因致聋，也会发生语言方面的障碍，但表现有很大不同，其言语理解会明显因听力问题受到危害，但其他之前已经学会的语言技能会保留完好。这个例子传递的信息是，发展早期的问题，较之一个发生在认知发展完成后成人期的相应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会更严重。

可见，若认为模块是发展和学习的产物，那么来自成人脑损伤的关于语言是如何加工的证据和观点，都不能成为解释发展性语言障碍的依据。从加工孤立的口语词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对发展过程的强调不同之外，两种流派的理论还有以下区别：模块论强调自下而上的加工，而神经建构主义强调不同层面之间的互动；模块论强调分离，而神经建构主义强调联系；模块论强调表征，而神经建构主义强调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