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开辟消除贫困新路径
一、电商消贫的概念和内涵
电商消贫,即通过建设和安装新型基础设施,培育和培养电商生态与电商意识,建立本地化的电子商务服务体系,从而促进贫困人群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手段开展创新与创业,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最终改变贫困人群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完成脱贫致富。
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指互联网(包括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各种智能终端等。电商生态包括贫困地区的各类电商从业人员、各类从事电商经营的传统企业、各种第三方服务商、各类落地平台,以及电子商务的行业管理人员等。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包括交易、支付、物流、溯源、认证,以及代运营、店铺装修、数据分析等各类电商服务。
在电商消贫中,电子商务是一个最基础的场景,它提供了变现的手段,在此基础上,还可延伸出电商+旅游消贫、电商+金融消贫等多种形式。有电子商务先行,未来还可以带动电子政务等其他信息化应用。
电商消贫依托于产业消贫,同时又大于产业消贫。电商消贫不仅可以解决产业发展问题,对于生态营造、意识提升、制度建设等都有相当作用。
二、电商消贫的机制和机理
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安装,为消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新经济形态(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微经济)的崛起,为贫困人群提供了创新创业的平台,打开新的上升通道;新服务体系(商品、生活、医疗、文化等)的建立,使得贫困人群对接并融入新型生活方式,提升思维。这一切都使得电子商务成为消除贫困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大势所趋、社会必然。
1. 新基础设施为消除贫困提供新方法、新手段
在农业时代,土地、人力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水利、仓储等是最主要的基础设施。农业时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扶贫消贫概念,最主要的减贫活动就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积极一些的手段则是削减税赋、发展生产等。
在工业时代,能源、资本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铁路、公路、机场为其主要基础设施。工业时代讲求的是产业扶贫,通过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帮助贫困地区实现“造血”功能。这种方式在一些有条件的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6亿多人口实现脱贫,基本上是产业扶贫的成果。但商业基础设施的匮乏及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导致了这样的后果: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进行产业开发容易,让他们对接市场却很难。这也是贫困人群不断在脱贫与返贫间徘徊的根本原因。
图1 不同时代里不同基础设施下的消贫方式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云(云计算)、网(互联网、物联网)、端(智能终端)”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迅速建设,为扶贫带来新的变数。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农民们使用智能手机就可以把脉市场需求,点点鼠标就可以把产品销售出去。这使我们看到,贫困地区可以通过信息化、通过电子商务助力发展,“变道超车”或另辟蹊径,实现减贫脱贫目标。
2. 新经济形态为贫困人群搭建创新创业平台
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说过,贫穷不是因为土地资源和产业落后,而是因为教育落后、信息闭塞形成的劳动力素质低下。分析贫困人群特征,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因病致贫,信息和教育是导致其贫困的最主要因素,由于二者的障碍或缺失,使得贫困地区产业落后、脱离市场。习近平主席讲的“扶贫先扶智”,道理正是如此。
越是贫困的地方距离市场越远,贫困者基本不能有效地对接市场,也无法被纳入新的社会分工,更不能享受技术革新带来的福祉。在此状态下,贫困人群的上升通道,唯有求学、打工、入伍等几种方式,而这几种方式的实质都是让其“走出去”。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具有公平、包容的特点,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为贫困者提供了全新的上升通道。新经济的常态是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微经济。平台提供了社会服务的共享能力,共享使得商业基础设施能为贫困者所用,从而释放出草根的创新力,使他们成为微经济的主体。贫困者们不用再东奔西走,通过互联网、通过电子商务就能完成创新创业,摆脱贫困。
图2 新经济的新常态: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与微经济
【案例 “农村淘宝”的“掌上名猪”活动】
近两年农产品电商的火热,成就了一批具备一定见识、一定数字能力的农村创业者,如山西的王小帮、四川的赵海伶,也包括众多被“双创”大潮所裹挟的普通农户。但是如何让更多不具备这些见识和能力的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也联动起来,享受新经济的福利,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一直在思索,寻找着解决普惠农民的更有效的方法。
图3 参加“掌上名猪”活动的安徽舒城贫困农户
2015年10月12—17日,“农村淘宝”在线上开展了“掌上名猪”活动。国家级贫困县黑龙江明水和安徽舒城、省级贫困县江西进贤,由当地的“农村淘宝”合伙人和服务商一起,发掘挑选使用土法养殖土猪的农户,然后帮助他们在线上发起预售。5天的活动小试牛刀,共预售出了1.1万份猪肉,约合500多头生猪。
预售仅是活动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农村淘宝”合伙人帮助养殖农户一起对这些幼猪进行溯源,实时将文字和图片信息反馈给消费者,一直到春节前进行宰杀,再通过快递把猪肉发送出去。同时“农村淘宝”还会给这些幼猪购买商业保险,以承担食品安全和幼猪意外的履约保证。
通过平台汇集起消费者的农产品需求;通过遍布6000多个乡村的“农村淘宝”合伙人链接起的60万个生产终端(按每村100户计算),共享这些农户的生产能力;再应用溯源、保险、物流等平台的社会化服务能力,完成了这样一个农产品上行的闭环。贫困农户通过在这个商业循环中历练、成长,最终成长为微经济的主体。
3. 新服务体系改变贫困人群的思维及生活方式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迅速普及,尤其是各大互联网公司启动电商下乡战略以来,各种新型互联网服务纷纷落户农村,甚至贫困地区。网购、网销等商品服务,缴费、理财、订票等生活服务,远程医疗服务,纷至沓来,贫困人群开始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实惠和便利。伴随着新型服务体系的落地,贫困地区的网络消费市场加速成长,互联网意识开始加速融入农村,这些将对农村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新型服务体系落地,贫困地区的人口开始享受城市的生活,如今他们动动手指就可以享受到与北、上、广相同的商品和价格。阿里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村网络消费总额约为1800亿元,预计2016年这一数字将攀升到4600亿元。网络消费的普及有助于唤醒贫困地区人口的互联网意识。广东工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有网络购物经验的农村居民对电商创业的认同程度较高,达到51.7%,其中86%的农村居民愿意选择全职或兼职从事电子商务。
新型服务体系也催生了形式多样的电子商务服务“物种”,包括本地化的电商服务企业,如淘宝网“特色中国”的服务商,也包括电商下乡所产生的服务个体,如代购员、“农村淘宝”合伙人等。这些服务“物种”的背后,是大量外出年轻人的离城返乡,他们所带回的见识、意识,大大提升了本地乡民应用互联网的能力。
【案例 “村淘”跨境促外需,贵州92岁老农庆生吃上意大利餐】
2015年4月15日,在西南贵州省云舍村的深山之中,三位金发碧眼的外籍大厨现身烹饪起意大利经典的牛排大餐。这一稀罕事吸引了全村人来围观看热闹,场景壮观。
原来,当天是贵州铜仁江口县云舍村土家族村民杨初学92岁的生日。此前儿媳妇曾金钗为了给自己公公过寿,想送一份他从未吃过的意大利餐作为惊喜。当她提前在村里的“农村淘宝”服务站下了订单后,商家随即派送意大利套餐和专业西餐厨师来到村里。当地的“村淘”服务站负责人笑言“‘农村淘宝’跨境第一单诞生了”。
2014年10月阿里巴巴实施“千县万村”战略以来,云舍村也开通了“农村淘宝”服务站,哪怕在深山也可以直接联通全世界。
曾金钗在下单后两天见到新鲜进口食材和洋厨师之后,不禁心生感慨。如同小臂长度的波士顿大龙虾、世界厨王争霸赛的御用牛肉,正宗新鲜自然不用多言,光在一旁看着洋大厨亲手操刀更是觉得刺激。
生平第一次品尝安格斯牛排,第一次品尝现烤意大利披萨,杨初学老人无法掩饰惊喜和激动,不住啧啧称奇:“牛肉还能做出这个味啊!”“这个肉饼还能拉丝?馅居然还是放在饼外面的!”围观的村民看后连连感慨,直言自己也应该下单尝个新鲜。
其实“农村淘宝”上发生的轰动事件远不止村民订制意大利餐。2014年“双十二”,就有村民通过“村淘”买下了2吨肥皂;2015年4月,福建尤溪县下川村为村里的小公园购买了3个凉亭,商家负责上门安装,总共才花了4万块钱;2015年6月初,黑龙江明水县村民田苗苗通过“村淘”服务站成交了一辆价值22万的本田雅阁,实现了自己的“汽车梦”。
三、电商消贫的特征和意义
1. 注重市场逻辑,帮扶贫困人群自立自强
过去在消贫工作中存在三种逻辑,第一种是公益逻辑,强调的是良知、善举,对企业来讲,强调的是社会责任,类似各种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在做的事情。
第二种是政府逻辑,政府按照自己的执政目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先富后富的问题。
第三种是市场逻辑,市场的逻辑是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强调配置的效果,强调利益的补偿,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补偿,强调增加利润。
三种逻辑中,电商消贫更加注重市场逻辑的规则,以市场化的方式赋能,才能真正使帮扶对象自立自强,真正脱贫。
【案例 马云“以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做扶贫”】
2015年11月3日,阿里巴巴集团与河北省人民政府在石家庄签署了“互联网+扶贫”合作备忘录。双方商定,将充分发挥阿里巴巴集团在互联网经济领域的立体化产业发展优势和影响力,在“互联网+扶贫”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马云表达了自己对于“电商消贫”的理解:“扶贫如何走出一条公益和商业结合的路子,我们一直讲公益的心态、商业的手法,不能倒过来。我们希望在河北走出一条独特的扶贫之路,云的技术、智能物流,加上电子商务,我们能够把河北贫困地区的经济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形成新的业态、新的思考。”
2. 强调“营造渔场”,培育贫困地区电商生态
过去在消贫工作中也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授人以鱼”,直接将财物等捐赠到贫困地区。在面对巨大的突发的自然灾害时,这一手段最为直接,见效也最快,如在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区重建。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数量巨大的绝对贫困人口,在短时间内要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采用的也主要是这种方式,也就是常说的救济式扶贫。2010—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893.4亿元人民币,主要是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方式,也是“授人以鱼”的方式。
图4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再到“营造渔场”
第二种是“授人以渔”,即赋予贫困者技术或产业的能力,发展生产、致富增收,这种方式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类产业扶贫中最为常见。“授人以渔”无疑比“授人以鱼”更进了一步,它为贫困者持续增收提供了技能,也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是在一些自然资源贫乏、环境更为恶劣、基础设施更加落后和匮乏的贫困地区,单纯的“授之以渔”,收效并不大。
电商消贫不仅强调“授人以渔”的技术赋能,更加注重“营造渔场”的生态培育和建设,为贫困者创业营造高效便捷的发展环境,也使得消贫后贫困地区可以获得自发展的能力。从许多通过电商成功脱贫的县域可以看到,电商消贫不仅要为贫困地区赋予电子商务的销售能力,帮助其把农土特产品销售出去,提高农民收入;还要为贫困地区赋予电子商务的消费能力,使其购买到价廉物美的消费品,享受到便利快捷的服务,从而变相提高其购买力,增强其幸福感。同时,电商消贫也要为贫困地区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如宽带、物流等),更要为贫困地区营造电子商务发展的健康生态体系,使得贫困人群通过电子商务完成创业,并且在走进市场化的竞争后,依然可以生存并继续成长下去。
【案例 电商消贫的青川实践】
阿里巴巴对于农村贫困地区的电商赋能实践,始于2009年对四川省青川县的震后援建。阿里巴巴援建青川的核心思路就是用商业模式扶持灾区经济发展,不仅要帮助青川人民重建家园,更要通过信息化赋能,使他们具备脱贫致富的能力。
阿里巴巴对于青川电商生态早期的培育,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第一,从2009年7月开始,组织员工志愿者来到青川,进行电子商务的普及工作。这项被命名为“乐橙计划”的赋能项目一直延续至今,累计48期,超过500名乐橙志愿者来到了青川。
第二,2009年8月,阿里巴巴在青川设立农村信息化推进中心,建立7人的专职团队“阿里之家”,对青川本地农民进行电子商务知识、电脑知识、网络创业等相关培训。2010年仅在乔庄镇就举行培训157人次,在骑马乡、茶坝乡、三锅乡等偏远乡镇,组织培训300人次。
第三,2010年4月,在阿里巴巴集团的推动下,申通物流青川分公司正式营业,标志着制约青川电子商务发展的物流“瓶颈”得到了质的改善。
第四,阿里巴巴还利用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帮助青川发展电子商务。2009年11月,阿里巴巴中文站青川频道上线;2010年12月,淘宝网青川页面上线;2011年1月,淘宝网组织青川网商参加两次聚划算活动,共实现销售额近150万元;淘宝网“特色中国·青川馆”也于2015年年初正式上线。
第一个7年援建下来,青川涌现出了赵海伶、王淑娟等一批优秀网商,青川农产品电商的销售额超过千万元。来自大山深处的木耳、香菇等山货通过淘宝帮助青川实现了产业重建,并帮助灾民彻底脱贫。
3. 实现“六个精准”,解决中国“三农”未解难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都属粗放扶贫,扶贫中的低质、低效问题普遍存在,同时不少扶贫项目粗放“漫灌”,针对性不强。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同时提到了“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
与此同时,“三农”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各界提及,到21世纪被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更是连续12年聚焦“三农”。“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和农村稳定”,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信息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我国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居住在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成为2020年消除贫困目标的关键。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电子商务、大数据等新型手段开始在消贫工作中广泛应用。它们不仅能够使消贫工作做到“六个精准”,而且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难题提供了很好的答案和借鉴。
【案例 芝麻信用助力精准扶贫】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每年会下拨中央财政约2000多亿元,用于全国7000万低保、医疗救助对象。2015年,社会救助司通过与蚂蚁金服公司下属的“芝麻信用”合作,建设救助资金管理系统,方便查询、管理的同时,也探索出了一条落实精准扶贫的新方法。
首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帮助认定救助对象。过去认定救助对象,采取的是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社区评议等形式,很难判断谁是真正的穷人。除了政府、金融机构信息共享外,根据救助对象过往在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平台上的记录,如理财、购物、打车、餐饮、娱乐等信息,利用大数据的方法进行“画像”,也能实现对救助申请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的综合评估,从而准确认定救助对象。
其次,将财产申报制度和信用体系相结合,开始“我信任你”,从而降低行政成本。相比申报后上门核查,行政成本得以降低。和信用体系挂钩,如芝麻信用,不实申报者也要掂量掂量,因为将直接影响他的“芝麻信用分”(芝麻信用分可以用来订票、订房、租车、办理签证等等),从而降低了不实申报的发生率。
另外,对于救助对象未来脱贫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大数据“画像”进行跟踪,做到成效精准。
(张瑞东,阿里研究院高级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