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

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是指方厚枢此著上编的主题；我在这里所说，仅仅是读后的一些感言。

在本书上编最后一页，为响应商务印书馆的倡议，写完并交出《出版工作七十年》书稿后，由于自己的健康状况，跨入86岁高龄的方厚枢同志，满怀深情地说：“我的出版研究和写作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了。”但是我想，老方的学术研究与写作并未终结，而这提前画出的句号，仍能成为他在出版史学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一个标志。耄耋之年的老方，定会带着更大的喜悦来过好成功者更高龄的晚年。

我知道方厚枢其名五十多年了，而知其名又识其人则是他到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和研究室工作之后，迄今也有三十多年了。他被称为“活字典”“资料库”和“老黄牛”（指其精神而非年岁）。从建国到新时期的几十年里，凡出版的事，只要问他，他都能说出准确的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而对于他经手的工作，无论自己分管的，领导交办的，同事委托的，单位求助的，他都能不辞辛劳、不事张扬地做好，使领导放心，同事满意。他是在完成任务中不忘收集积累资料，结合工作任务又不忘进行研究的。他似乎无时不在收集资料，无时不在进行研究。他对辞书的研究、年鉴的研究、出版史的研究，都是“边学边干边研究”，是在完成任务中铸就的专门家。我是从他的工作和为人中知其名而识其人的。这种从实践中识人，也有助我在实践中待人用人。

老方在本书中回顾了同我相处的若干事，其中有两件值得在这里一提。

一件事，1987年申报副编审职称，他因考虑学历仅是“初中肄业”，未评过“编辑”，英语也只识几个字母和会说少量单词，很是担心能否评上，而其结果却被破格评为“编审”。他说他心中这个“谜团”，直到二十五年后看了我在《出版史料》（2012年第2期）发表《编选“文革”出版史应保留历史原貌》一文才被解开。我在此文的“题记”中说：“1927年出生，从商务印书馆练习生做起的方厚枢，是靠自学成才和工作实践积累而成为有突出贡献的出版史研究专家。1987年6月，我任编辑出版专业高评委主任时，经我提议，全体评委通过，破格评定了方厚枢的编审职称（无正规学历，未经副编审阶梯）。”那时，我和评委都认为，对于方厚枢这样的在实践中拼搏出来并成就突出的专业工作者，只要在诸多主要方面具备条件，就可以突破学历、外语、逐级晋升的限制，破格晋升为编审。此点被我视之为识人用人之道，故在方厚枢负责的一本“文革”史料集子中，特意点明了此事。

另一件事，1991年11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仪式。因是以国务院名义颁发证书，是本部门首批，又多是出版界声誉很高的老专家，如王子野、王益、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楼适夷、王仰晨、蒋路、戴文葆、林穗芳、邵宇、姜维朴、沈鹏、陈原、吴泽炎、李侃、赵守俨、傅璇琮、金常政、常君实、黎章民、郑德琛、董维良、谢燕声等。我们党组研究决定采取座谈会形式，由我主持会议，刘杲、卢玉忆向在座各位分送证书。在27位获此殊荣者中的王子野和王益，因时在国家机关任职，不在颁发范围，经我征得党组其他同志同意，按专业任职经历、学识水平和实际贡献，以特例入选。此种事只要不为自己搞“例外”，胆子就大了些。同王子野、王益情况相似的许力以，因调到中宣部工作，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此外还有3人。即：人民出版社时任副编审的白以坦，因校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无一差错而被称为“校对王”；荣宝斋王大山（无高级专业职称），因鉴定古字画和现代名人字画善辨真伪而享誉京城书画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审方厚枢，长期在国家出版机关工作，因自学成才，有“活字典”和“资料库”美称，并在辞书、年鉴和出版史研究中成绩突出，而同其他老专家们一同名列第一批。白、王、方三人，与其他入选的名作家、名评论家、名编辑家、名书法家、名教授、名翻译家不同，是因有特殊技艺、做出特殊贡献，而成为我们党组的特殊选项。方厚枢在书中对这次政府特殊津贴颁发仪式做了客观介绍，虽不可能评论我们党组的特殊选项，却准确地引出了我在会上的讲话（参见本书26页）和27位获此殊荣者名单，由此我才想起说出了那“特殊选项”的一番话，又一次起到了“资料库”的作用。

方厚枢七十年的出版生涯，可分为在职的“前五十年”（1943年至1993年）和退休以后的“后二十年”（1993年至2013年）。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他至今发表的500多篇、520多万字研究文稿中的大部分都是1993年退休后写出的。而他一生中最重要最具标志性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大部分也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他承担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负责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巨著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的《绪论》、第一至第七章（1949年至1979年）和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大事记》三个部分的撰稿工作。就是说，《中国出版通史》最后一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从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的出版史，外加《绪论》即导言与概说，以及从1949年至2007年这五十八年之大事简录，都出自方厚枢之手笔。这三十年中的1977年、1978年，多被党史国史著作以“两年徘徊”简化处理，而方厚枢却“以亲身经历”专门写了《拨乱反正时期的出版事业》一章，内容翔实可靠。我作为亲历者，也甚为赞成。

这一切都表明，方厚枢退休后的二十年，是他研究工作卓有成效、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的二十年。

方厚枢说他退休后做的那些事，是在发挥“余热”。这样的说法我不敢苟同。是尽职尽责，还是无职尽责，好像都不准确。我力求说出我的理解。我觉得是他参加人民出版事业后长期养成的责任心、使命感和拼搏精神的“惯性发力”，也是他在党组织生活中经久磨炼的全局观念、组织纪律性和集体主义精神在特定任务中的“自觉践行”。试想他为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出版通史》之“共和国卷”所付出的拼搏精神，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史分支所做的不懈努力，为《中国出版史话》以至“新编”出版而精心撰稿，那么，我所评论的“惯性发力”与“自觉践行”两句，似乎还算靠谱。而这也是方厚枢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方厚枢是一位值得人们尊敬的共产党员和出版史家。现在正当酷暑。此时我读方著又写序文，只是想表达我对其人的敬意，其书的祝贺。以上意见，如有不当，欢迎批评。

2013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