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重视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³²

新中国成立后，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曾作过多次指示。现从出版工作的历史档卷中，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到1965年这一时期的有关情况作一概略的回顾。

一

1949年10月3日至19日，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出版会议——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席于9月间为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准备迎接随着经济建设高潮而到来的文化建设高潮，勉励大家把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有关出版事业的“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这一条规定转变成事实，以满足千百万渴望着书报、渴望着文化的人民的需求。

1950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发布了《政务院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其中提出：“出版总署应当充分地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著作和编译的力量，使为人民所迫切需要的出版物（尤其是通俗书刊）能有丰富的供应，同时要用各种有效的方法使出版物在质量上逐渐提高。”

1951年4月，中央宣传部召开“通俗报刊图书出版会议”，陆定一部长在27日的会议总结报告中说：“通俗报刊出版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我国数万万人民的问题”，“通俗工作是我们国家的大工作，大家应该努力做这工作”。他对第一要解决好对通俗书报刊的思想认识问题，办好这项工作应该注意的方面，以及领导机关应对从事通俗读物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有成绩的同志给以奖励等问题谈了意见。³³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对通俗读物的需求日益增长。出版总署于1953年夏专门向工人、农民、农村干部、小学教师和部队士兵进行了若干典型调查，他们普遍地反映真正适应他们需要的质量好的通俗读物太少。他们需要的通俗读物，主要是关于政治理论教育、政策解释、科学技术、文艺、文化学习几个方面。据1953年上半年的出版统计：在1948种通俗图书中，地方国营出版社出版的占50.2%，私营出版社出版的占42%，公私合营出版社出版的占3.5%，中央一级国营出版社出版的仅占4.3%。由于国营出版社的力量薄弱，而人民群众对通俗读物的需求又很迫切；因此，不少私营出版商大肆进行投机活动，以致许多粗制滥造、错误百出的通俗读物充斥市场。

1953年10月8日，出版总署党组小组向中央宣传部写了关于成立中央级的通俗读物出版社的请示报告。

12月8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批准，中央宣传部向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宣传部，以及中央各部委、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妇联发出电报称：“通俗读物的出版工作，是党向人民群众经常地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弥补出版工作上的这一薄弱环节，中央决定成立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社的书刊以识字2000多以上（即完成扫盲识字学习）到初中程度的工农兵及其基层干部为主要读者。电报要求“各地省市以上党委除了加强对当地地方国营出版社的领导外，并注意推动文化团体和作家编写一些真正通俗的、适合工农群众阅读的优良的通俗读物，供给通俗读物出版社”。³⁴

从1950年到1954年，据文化部统计，全国新出版的通俗读物和连环画（连环画缺1950年数字）共计13,200余种，初版和重版共印行4.69亿余册。在每年出版的一般书籍中（不包括课本、图片），各种通俗读物的种数和册数大体都占总数的1/3左右。在通俗读物的种数中，地方出版社出版的约占70%。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这一时期出版通俗读物的内容来看，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为适应识字不多的广大工农干部的需要，图文并重的通俗读物有了显著的发展。第二，用图解的方式宣传解释政策法令的通俗读物受到群众的欢迎。例如1950年5月婚姻法颁布后，华东人民出版社编写的《〈婚姻法〉图解通俗本》，约请上海美术界张乐平、赵宏本、特伟等近30位著名画家配图，全书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出版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全国发行了1800余万册，对婚姻法的普及宣传起到很大作用。第三，建国初期推行的速成识字运动和扫除文盲运动的开展，出版发行部门仅在1952年下半年就供应冬学和成人识字班用的文化课本和通俗读物2.7亿余册。中南地区出版的《农民文化读物》印行1000余万册，川北出版供农民识字用的《三字经》之类的通俗读物，仅川北一地就销售了几十万册。

建国初期，通俗读物的大量出版发行，在配合民主建政、土地改革、惩治反革命、抗美援朝等历次政治运动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特别在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起了比较显著的作用；在提高群众的知识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国营出版社的壮大和发展，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俗读物的质量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创作新年画、改造旧年画的工作十分重视。据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邵宇回忆：“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毛主席把有关的同志找去，当面指示要抓开展新年画的工作。毛主席说，年画这一形式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反动统治阶级拿它来散布反动思想，我们要用这种形式去宣传革命思想，并要我们帮助旧艺术人员改造思想；还对年画定价不要高，要普及到农村等作了指示。”

1949年11月，文化部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新年画工作会议。会议就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950年新年画工作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文化部起草了文件稿送中央宣传部审阅。11月22日，陆定一、胡乔木联名写信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请示。23日，毛泽东看了附送的《文化部关于开展新年画工作的指示》送审稿后批示：“应有沈雁冰署名。应公开发表。”刘少奇、周恩来分别对稿中的部分内容和文字做了补充、修改。³⁵

1950年春，天津新年画出版社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成立的专业年画出版社，当年就出版年画40多种，发行250余万张。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后，组织一批画家创作以现实题材为主的新年画，每年向全国发行的数量多达数千万张。上海是年画出版发行的重要基地。1952年8月，华东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1月改名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后，出版的年画种数和印数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上海也是月份牌年画的发源地，它用擦笔和水彩技法绘制，以色彩鲜艳和形象逼真而深受群众喜爱。1958年，上海年画初重版有600种，印数达1.1亿余万张，占全国当年年画发行量的3/4。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年画每年发行量仅3000余万张，在文化、出版、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出版、发行部门的努力下，年画的出版发行量不断增长，到1954年达1亿余张。1965年全国出版年画1347种、19,871万张，与1952年相比，种数增加2倍多，印数增长近5倍。

连环画册是通俗读物中的重要品种。1950年初，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说：“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喜欢看，文盲看，有知识的人也看，你们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批新连环画，把那些宣扬神怪、武侠、迷信的旧连环画去掉。”于是，文化部很快建立了专门出版连环画册的大众图画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思想健康、艺术新颖的新连环画册。1951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大众图画出版社并入人美社，组织编创和大量出版连环画也成为人美社的一项重要任务。³⁶上海出版连环画册的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保持出版种数、印数居于全国前列的态势。在京沪等地连环画工作者和出版部门的努力下，到1956年前后，新连环画完全取代了旧连环画占领了图书市场。

从1951年到1965年，全国连环画册共计出版24,072种（其中新出13,045种），总印数9.58亿册，总印张数14.87亿印张（缺1949年10月至1950年出版统计数）。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和青年学习政治理论，迫切需要通俗解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毛泽东著作的辅导读物。但像艾思奇著作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和《大众哲学》那样写得通俗易懂，受到读者欢迎的优良读物出版的数量不多。

1950年12月和1952年4月，《人民日报》先后重新发表了毛泽东的哲学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配合“两论”的学习，李达（当时任湖南大学校长）于1951年3月至1953年1月在《新建设》杂志先后发表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这两个解说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写成的。李达为了解说得更准确，每写完一部分，就寄给毛泽东审阅修改。毛泽东收到后，立即认真审读并亲笔修改。³⁷

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写给李达的信中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同时提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毛泽东对李达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面寄予殷切的期望，他于1954年12月28日给李达的信中说：“……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³⁸

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信，不仅是对李达的写作以极大的鼓励和帮助，也是对用通俗化的语言普及马列主义的一种关心和重视。李达著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分别于1951年7月和1953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多次重印。中国青年出版社也出版了李琪著的《〈实践论〉解释》和《〈矛盾论〉浅说》，这些通俗哲学读物对于向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三

1955年11月下旬，毛泽东对加强农民读物的出版工作作出指示，中央宣传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集有关方面进行传达和研究，于1956年2月20日向中央写了关于加强农民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提出的改进措施有：以现有的通俗读物出版社为基础，成立农村读物出版社；以原中国科学普及协会的编辑机构为基础，成立科学普及出版社；将公私合营的财经出版社改组为农业出版社；中央一级其他出版社将担负一定的供应农村通俗读物的出版任务；一般省的人民出版社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出版农村所需的各项读物。此外，还就《农村青年》等期刊应力求通俗、扩大向农村发行，以及有计划地组织出版农村通俗读物，广泛动员和组织写作力量，改善农村发行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准备采取的各项措施。

毛泽东于3月30日阅后，又将报告批交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阅，退中央宣传部照办。³⁹

文化部检查了农民通俗读物几年来的出版发行工作，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农民通俗读物今后拟采取“全面规划，系统出书，照顾农村各方面需要，并逐步提高质量”的方针。此后一个时期，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农村通俗读物出版方面有了较大改进，主要表现为：

1. 比较注意系统地出版农村读物。1960年后，各地出版了50余种通俗读物的丛书，包括了各个门类的书籍。同时，各地出版社都较多地注意了基本知识性读物的出版。在50多种通俗丛书中，基本知识读物就占了30余种。此外，还有农村读者迫切需要的实用知识读物。

2. 注意结合当前的工作和问题，出版一些基础理论知识读物。如湖南的《谈谈客观规律》《和农村干部谈谈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等。这些书都是企图从基础理论知识着手来提高农村干部的政治、政策水平。

3. 农业技术书籍方面，“大跃进”时那种不结合实际或轻率宣传不成熟经验的情况已有改善，比较注意了质量。一些出版社注意整理已出版的农业技术书籍，将其中有特色的或有保留价值的加以修订、提高；不少出版社注意出版一些农业生产基本知识读物；也出现了某些新形式的农业技术读物，如广西的《丰产传》，是章回体形式的文艺科技读物，江苏的《肥料经》《养猪经》等，是顺口溜形式的通俗科技读物，都是有意义的尝试。

1963年8月，人民出版社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在通俗读物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农村读物出版社。在该社未独立前，日常行政工作和党的关系仍由人民出版社领导，编辑出版业务受文化部出版局直接领导。

10月，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专管出版工作的胡愈之主动要求到农村读物出版社蹲点。他还是全国政协秘书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负责人，工作和社会活动十分繁忙。但他总是尽力安排好工作，只要没有活动，就按时到出版社上班。

胡愈之从前曾经在广东、广西和南洋一带见到过一本“通书”（就是历书，当地方言称之为“通书”），内容包罗万象，除历表、节气外，还有各种生活常识、实用知识，以及卜卦算命、看手相、对生辰八字、查宜忌的方法等。当地农民奉若神明，每年过春节办年货时，必定要“请”回一本，挂在灶头上，一年之中无论办什么事都要翻翻它，向它请教，例如何日“宜出门”，何日“不宜动土”等。所以，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大，那一带农村几乎家家必备。胡愈之认为，一个出版物能办到这样深入人心，它必然是有生命力的。如果去掉其中的封建糟粕，代之以科学文化知识，“旧瓶装新酒”，它一定是一瓶受人欢迎的美酒。多年来，他一直想编辑这样一本大型综合性农村读物，因此到农村读物出版社蹲点后，就说：“我已经快70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一生的最后几年还想办一件事，就是为五亿农民编好一本书。这本书取名《东方红》，今年编，明年读，每年春节前发行。”

胡愈之从《东方红》的拟定栏目、讨论选题、选稿、组稿、编稿到审稿都亲自参加，而且认真严格，一丝不苟，甚至还具体指导编辑，为“学科学、破迷信”的栏目出点子，并画了版式设计图。他还经常要求编辑们到农村去。并说，出版农村读物，不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调查研究、组稿、编稿，那怎么能编得好呢？

1965年3月，胡愈之带领出版社的编辑，到浙江和湖南两省农村采编《东方红》稿件。行前，他和大家约法三章：①为便于接触群众，他改名“沙平”，谁也不许再称他“胡部长”，而要改口叫“老沙”；②绝不要通知下面迎接，要像一个普通干部一样下乡去工作；③要一直下到生产队，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参加农村的科技、文化活动，从中了解情况，组稿、编稿。

当年随同胡愈之参加《东方红》编书活动的编辑吴承琬回忆说：“我们在金华所属的汤溪县和兰溪县工作了将近10天。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到大队科技站、文化站参加活动，其间还要挤时间采写和组织稿件，工作十分忙累。胡愈之经大家一再劝阻，没有下田去劳动，但也是一天三班，白天在公社调查研究，晚上和我们一起活动，不少好的采访、组稿线索都是他亲自发现、确定的。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我们离开金华时，已采写或组织了近10篇稿件，它们给《东方红》带来了新鲜的泥土芳香。后来许多年，《东方红》编辑组还一直坚持着这种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写稿、组稿的好传统。”

胡愈之参与编辑的这本《东方红》于1966年1月出版，由于内容十分贴近农民生活，丰富、实用，编排新颖、图文并茂，发行后深受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一百几十万册。

1966年春节，已下放河南安阳参加农村“四清”的《东方红》编辑回北京休假，胡愈之特地委托秘书拿着刚出版不久的《东方红》到火车站来迎接，并于农历年初二下午在和平宾馆自费订了两桌菜为大家接风。吴承琬回忆说：“那次聚会，胡愈之谈了很多话。他感谢大家愉快的合作，表示要把《东方红》继续办下去。他有个宏伟的设想。他说，《东方红》虽然很受欢迎，但也有不足之处。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的地方性很强，而中国幅员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相差很大，靠北京统一编稿，很难适应各地实际需要。所以，他想采取一个大胆的改革办法：书中通用部分（如政治、文教、卫生、生活常识和历表等）由《东方红》编辑组在北京编，农事与科技部分，则发到下面去编，可以考虑在全国设几个点，分别出版《东方红》的华东版、西北版、华南版等；还可以选择几处有代表性的农村人民公社，在那里建立《东方红》编辑部分部，以便加强与农村的联系，真正与农民读者交朋友……遗憾的是，很快掀起的‘文革’风暴，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⁴⁰

这一时期，一些出版社在为农民出好书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家史《太行人家》一书，是由出版社派出工作组到山西晋东南地区，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帮助各县成立家史编辑组，广泛发动群众访家史、议家史、写家史。在半年时间中收到7万多篇家史初稿，然后初选出96篇共97万字，再精选其中的17篇16万字，经过编辑加工后出版。经过努力，1964年全国专以农村读者为主要对象的图书出版了1700多种，还出版了新年画800多种（其中现代革命题材的占97%），家史等“四史”读物出版92种，大部分发到农村。

1962年国家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周恩来总理在主持讨论知青问题的会议上和在其他一些会议的讲话中，多次指示要为下乡知识青年解决精神食粮问题。

1963年10月18日晚10时，周恩来在参观《中国青年》为创刊四十周年所设的展览室里，同刊物编辑的谈话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已经比过去增加很多，今后每年都有大量知识青年下乡，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你们纪念《中国青年》创刊四十周年，应该想到今后二十年怎么办？要有个计划，确定新的方针。”他提出《中国青年》今后的方针应该是“面对农村，兼顾城市。整个青年团工作也应该如此。”“要实行这个方针，《中国青年》的发行份数就要大大增加。……第一步做到全国128万多个团支部各有一份刊物；第二步，做到每个团支部有两份，以后争取每个生产队（全国有540万个生产队）有一份。”周恩来还对《中国青年》的内容提出：“质量要提高，内容和形式也要改进。刊物内容主要是向农村青年灌输知识，还要讲讲国内外形势。刊物的文章要使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看得懂，并且要通过知识青年再讲给文化水平低的农村团员和青年听，所以文章要短些，小品要多些。文章还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合农村的情况。”⁴¹

为了使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知识青年能够读到好书，使农村文化室有一套质量较好的基本读物，文化部指定农村读物出版社从全国出版社出版的适合农村需要的图书中选编“农村版”，内容包括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科技读物及工具书。在编辑时，作者、编辑针对农村读者的情况做必要的加工。第一批“农村版”图书15种，于1965年12月起陆续出版，首次印行1200万册，直接发往农村。这批书从各方面降低成本，15种书的总定价只有4.1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