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潘老百年祭

纪念潘伯英（1903—1968）同志百年生辰时，他离开我们，离开他毕生从事的评弹事业，已经三十多年了。和他熟悉的人，曾经和他同事过的同志，还经常想到他，讲到他。从事评弹创作和研究的人，需要提到他，一定要提到他。他编写的评弹书目至今仍有在演出的。他的不少作品已经编印存世，会永久流传下去。

在生前，潘老可能没有想到过他的身后之名。他在离世前的两三年中，正承受着沉重的打击，处于苦痛、悲怨和困惑不解之中，也不可能想到身后之名，或正担心不知是否会留下骂名。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大概是1967年，在光裕公所旧址的大厅里举办的一次主要是批判他的会上。被斗的人除了潘老，现在记得还有凡一、钱璎同志和我。好像还有什么人，我不记得了。

这次批判会在当时可说是比较文明的。休会时刻，我们一起坐在东厢房内还可以交谈。虽然是窃窃私语，但无人干预，也无人监听。听潘老自己诉说，他身体不好，身心交困。他虽然劝慰我们，但自己却看不到前途，情绪相当低沉且暗淡。我当时的思想也很混乱，处于迷惘之中，但仍为他的情绪所震惊，觉得他太低沉了。当时，我曾经把我的担心告诉了凡一、钱璎同志。他可能就是在忧愤中告别人世的，难料身后之事，更谈不上什么名了；也不可能想到“文革”后来被否定，他被平反，他所从事的评弹艺术事业能够恢复发展。对我来说，在当时，甚至在隔了几年之后，也没有想到。

做过好事的人，人们不会忘记他，也不应该忘记他。这是欲求不得的。像现在炒作的那种做法，很容易把一个人、一件作品，甚至是自己的作品，吹到天上去。这是别出心裁的“超前”、哗众取宠的“革新”，但是，这种作品存活的时间往往比奖状挂在墙上的时间还要短，一现而且不是昙花。潘老从事专业创作以后，他独自、与人合作和帮助别人创作、改编的评话、弹词作品，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一大批二类书都是在他带领下完成的，他也或多或少地写了一部分。这一批书有的至今仍有演出，有的只要有人继续加工仍可演出。他参加整理的一批传统书中有很多至今仍在演出。他还与人合作创作了现代题材的长篇评话《江南红》，虽然现在没有人演出，但只要有人肯继续加工，仍可演出。日本军国主义不忘昔日荣光，仍蠢蠢欲动，我们却有不少人已经忘了国恨家仇，淡忘了国耻。抗日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现在演出得太少。

潘老参与创作的作品中，还有大量反映当代生活的中短篇。这一大批作品中，有的经过精心创作，演出得比较多，思想、艺术质量比较好，有的可听性也很强，在当时受到欢迎，有影响，起过很好的作用。其中有短篇，有中篇，还有一些是改编的传统故事的中篇。这些即使现在难以演出，仍可以作为评弹前进的步伐，在历史上记上一笔。有的作品写得过于匆忙，艺术上不成功，大都是“配合”的产物，几个人一凑，连本子都没有就边改边演了，所以难以长期演出，而且已经被淘汰了。回过头来看，包括潘老在内，当时的不少演员和创作人员急于回答新时代对评弹提出的要求，而对如何建设新评弹则缺乏认识和经验，过多地致力于使作品割断和过去的联系（形式、题材、内容）。他们的愿望都是好的，但对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当时大家都缺少认识。然而，潘老是比较清醒的，认识比我们早、比我们清楚。当然，还应该指出，在客观上，有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和领导工作上的经验不足、不熟悉艺术规律的原因，这要由我们这些干部来负责，而且是负主要的责任。

为了解决“斩尾巴”后的演出书目问题（也是吃饭问题），潘老积极带领一批演员改编演出“二类书”。有书目在书场演出，演员才有收入、才有饭吃，评弹才能生生不息，这是规律。这些固有的规律在新时代是否适用呢？能否加以限制或改变呢？经过“大跃进”时期，相信潘老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不但力主以长篇为主，而且自己也已经专心致志地搞长篇创作了。一方面他帮助别的同志改编演出现代题材的新长篇；另一方面，他自己开始参加长篇评话《江南红》的创作，后来又着手重新改编长篇弹词《孟丽君》。

也正是因为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久，他的思想和领导的决策发生了矛盾。1965年，评弹又一次遭遇“斩尾巴”。当时，有位领导提出评弹要“以中短篇为主”。潘老当时表示了不同意见，多次找领导阐述自己的看法。从省里到市里，几位领导同志找他谈话，工作队做他的工作，都不能说服他服从组织。他坚持己见，是对事业忠诚，不能眼看事业受到损伤。但对事业的忠诚，却使他成了政治上的异己。他内心的怨愤可想而知了。当时，我也曾劝告过他,“风物长宜放眼量”，规律是不可抗拒的，辩证法一定会胜利。但看到他那种忧心忡忡的样子，也劝说不了。一来，我的看法同他一样；二来，我也模模糊糊，只觉得当时的文艺政策不对，如一律停演传统戏（当时理解为迫使现代戏上马的权宜措施），大写“十三年”和“两条腿走路”“三者并举”的不一致（开始理解为一时的提倡，但发展为只写“十三年”就不可理解了），似乎社会主义文艺只能是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作品。我对当时的政策认识不了，所以有问题也无法说清楚，无话可谈，无可奈何。那时候，我正在参加“四清”，星期天有点时间，便去看看他。话说完，就下棋。三盘我一胜，这一胜是他让给我的，或者是乘他骄中有疏忽因而得手的。当时的心情，就感到像《桃花扇》结尾时的那种情景。

潘老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家庭比较贫困，早年辍学，做过画工、小学教师。学艺以后，逐渐成为响档，赚过一时大钱，但世道艰难，倾轧也很严酷。他饱经风霜，经历过军阀混战的年代，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的亡国奴生活，看见过汉奸的丑脸和恶行，体会到旧社会的腐败。他的内心蕴藏着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所以，新中国一成立，他就张开双臂欢迎新社会，积极地投入到新评弹的建设中去。在工作中，他表现了高昂的热情、忘我的献身精神，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脱产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昂扬的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在党的宗旨和政府政策的吸引下，在他周围的党员和干部的影响下，他对革命、对新社会、对党的认识逐步提高，真诚地信赖党，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只要发现自己对形势的认识上有点跟不上，就愈加认真学习。知识分子跟上新社会的步伐，使自己的专长适应时代和群众的要求，这是一个艰难的历程。有幸的是，他所处的小环境是比较好的，这个小环境中的人对他比较信任和尊重，使他能较好地开展工作、发挥作用，从而迈出坚实的步伐。我到苏州市文化局工作之前，曾经在苏州市委办公室工作，在一次向常委汇报评弹界情况的会上，听凡一同志介绍过他。大概是1957年上半年，评弹界发扬民主，向潘老提了不少意见。我记得凡一同志在汇报中说到这点时，主要是肯定了他的进步和积极工作，以及作出的不少贡献。讲到大家的意见，凡一同志认为主要是他思想作风方面的缺点，应该保护他，安排他搞一段时间创作，不参与整风的领导工作，缓解矛盾。不久，我到文化局工作，了解了大家对他的意见后，一开始就以这个指导思想作为对待他的态度，尊重他，帮助他。他在听了群众对他的意见后，曾经有点消沉，发过一些牢骚，我们并未把这些情况看得很严重。当时，曾经由我跟他交换了几次意见，他很快也就释然、想通了。

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面临困难，调整政策。有一些问题他想不通，就向马列著作请教，要我介绍几本给他看。后来，我还动员他去党训班学习一次。在困难时期，他精神是饱满的（他就是在那个时期入党的），写了不少作品，经常熬夜，用头痛粉解痛提神。

我是50年代后期到文化局的。到60年代初，评弹是我分管工作的重点之一。那时，我和潘老已经比较熟。虽然在工作中会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能直言交谈，仔细比较，比较后容易一致，或求同存异，暂时妥协。我在工作中注意向他学习，创作、业务上的问题不加干涉。对他思想、方法上的缺点，则坦诚相告。即使他没有承认，我也是把他当老师的。这个老师很严，几年中很少听到有赞许的话，只记得他说过，我的理论水平比他高，文化水平不低，但没有说过我是否懂评弹。他常用正面解释、讲过去历史的方法向我灌输，影响我。他说过一次，说我是懂行的。但是，当时我已经不搞评弹了。而且，虽然当时尚未发觉，我已经开始陷入一场灾难之中了。这就是上面说的“评弹要以中短篇为主”。他知道我曾经列席了一次市委的常委会议，我在会上说“中短篇为主”是难以实现的，说长篇是为遗老、遗少服务不符合实际。在会上最后形成决议时，我被征求意见，表示保留我个人的看法。他听说了，才说我是有点懂的。所以，我听他这话，当时就不会高兴。往事如烟，他的认可至今想来仍有点淡淡的悲哀。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们的认识不断前进，但在一时一事上，未必能直线前进。评弹艺术应该如何按照自身的规律前进，仍需要认真研究、明确。在“文革”中，因为评弹的演出很少，倒是实现了唯有中短篇（也不是为主，是唯有）。“文革”后恢复演出长篇，靠长篇恢复队伍、恢复书场。评弹安身立命于长篇，是不是已经为应该明白的人明白了呢？“文革”结束，平反、落实政策用了几年时间。当时就有人说，消除“左”的思想影响要用更长的时间。现在看来，这种影响在有些方面，至今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存在，这是认识问题。还有一种人则不是认识问题，他们的心目中可能没有事业，只有个人，怎么对他有利就怎么做、怎么说，而且振振有词。

潘老去了，留下他毕生为评弹事业作出的贡献，留下了他对事业的满腔热情和献身精神，留下了他的作品和精神、道德风范，也留下了遗憾。希望能由我们来弥补历史的遗憾。但是，当人们还没有进入自觉自为的状态，这种遗憾总会有的。（曾发表于《评弹艺术》第30集，2002年）

上面这篇文章是2002年写的。现收在这里，未作修改，所以有一点重复，希读者见谅。

凡一同志曾经为潘伯英写过一篇传《评弹艺术家潘伯英》，发表在《评弹艺术》上。1995年曾编成《潘伯英评弹作品选》，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该文。

潘伯英原为评话演员，说评话《张文祥刺马》和《彭公案》等书，经过努力，成为显赫一时的响档，有过很高的收入。他因为文化水平较高，能写作，在自己加工书目外，还帮助别人加工整理书目、编唱篇、写开篇。新中国成立后，他很早就参加革命工作，长期从事评弹创作。因为是带领一批人一起创编书目，集体努力，而后由别人演出，所以不少作品不署他的名字。

因为政治任务的需要，急于用新作品参加庆典活动，潘老曾经把已有的新作品改编成三四回书，或评话、或弹词演出。如1950年国庆节演出的《刘巧团圆》（三回书）、1951年的《罗汉钱》（四回书），这就是后来的“中篇”，开创了一种新的演出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在当时的苏州，未能发展成为经常的演出形式。这是因为当时的评弹演员尚未组成集体。在苏州，即使成立了评弹团，自给自足，但地方小，听众少，也没有经常演出中篇的市场。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我们应该尊重客观规律。潘老后来的认识，认为评弹应该以演出长篇为主，这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知。

由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历过市场上激烈竞争的知名艺人，当然会沾染不少旧艺人的习气。新中国成立后，潘老要求进步、要求革命，因此受到欢迎和肯定，这也就激发了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评弹艺术事业做了许多工作。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正缺点，潘老在20世纪60年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正在沿着知识分子进步的道路上前进，“文革”却打击了他的理想，使他产生怀疑：党还要不要他那样的旧知识分子？曾经为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怎么成了罪过？这使他抱恨终天。

我在参加编《潘伯英评弹作品选》的时候，曾经想为他编一份著作目录。他编创过评弹作品，写过戏，如苏剧《梅花梦》等，还写过锡剧。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编书，写开篇，帮助别人写唱篇、编书。新中国成立后编创的作品，大都是集体创作，他出的力或多或少，都不留名，所以很难记述。后来，由费瑾初同志回忆了一份作品目录，发表在《评弹艺术》第43集上，我转引在下面，作为纪念。

短篇：

《张彩珍》《捐献》《以身许国》《母子英雄》《一面旗》《群魔记》《六对半变一条心》《江南春晓》《中秋之夜》《褪色的照片》《隐藏不了》《刀劈马排长》《母子会》《炼铁练人》《大渡河》《匪特往那里逃》《红楼说亲》

中篇：

《刘巧团圆》《景明大楼》《丁康年》《罗汉钱》《小女婿》《模范营业员孙芳芝》《春风吹到诺敏河》《刘莲英》《郑成功》《王青天》《谢瑶环》《借画箱》《红楼梦》（上、下）、《玉蜻蜓》《秦香莲》《四进士》

说明：短篇、中篇有评话，有弹词，有创作，有改编，未能分开。

长篇：

弹词：《秦香莲》《四进士》《王十朋》《梁祝》《梅花梦》《钗头凤》《孟丽君》（以上为改编）、《井儿记》《苦菜花》《九八案件》（改编的现代题材长篇）

评话：《江南红》（创作，现代题材）

传统弹词书目整理：《白蛇传》

传统评话书目整理：《水浒》《岳传》

这是一份供参考的资料，编不成作品目录，因为当时的艺术资料工作没有做好。当时提倡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从思想道德层面看是好的，但从领导管理层面看，不尊重劳动，不重视著作权益，是不对的。劳动考绩都没有，也很难说明不计多少报酬，放弃多少名利。不尊重创作劳动，不重视著作权益，到现在，还有许多侵犯著作权益的表现。有不少作品，长长的一张名单，不少是以权力侵犯著作权，成为文艺界腐败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