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家庭生活场景

张爱玲1920年9月在坐落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里出生，以后她在祖国大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租界的地面上度过的。租界在中国的土地上，而又是外国人管辖的地盘，与中国人的生活有一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关系。喜欢寻绎巧合与象征性事件的人或许愿意从中生出丰富的联想：张爱玲对中国人的生活也有一种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复杂情结；对应于租界三不管的边缘位置，她也是个永远立于一切潮流之外的边际人。

这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经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古老的文化与那种安稳、舒缓、妥帖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从鸦片战争开始的那个乱世到这时似乎是愈发乱了。南边在北伐，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就要被逐出有天下一统气象的紫禁城，象征着王纲礼乐的彻底崩溃；这边，也就是在法国租界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举行……天下大乱，大乱。但是这一切都在张公馆的门外，张公馆仍是“重门深掩，帘幕低垂”。

封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事实上，在张佩纶还活着的时候，张家已走上了下坡路，到了张爱玲父亲这一辈，更只是仰赖着先人的余荫。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些旧世家望族表面上仍旧可以维持往昔的生活格局，旧制度的崩坏一时还没有打破家庭日常生活的平静。张爱玲的幼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优裕的物质生活、阔绰的排场，假如说这下面潜藏着未激化的矛盾和危机的话，它们也非童稚的心灵所能觉察。张爱玲还记得她摇摇摆摆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眼泪珠滚下来”，但是她当然不会同情他的“亡国恨”，或是有什么异样的感触，她能领略的是生活中令她感到惬意的那一面，对于她，幼年的生活是温暖朦胧的、橙红色的岁月。

这样的印象多半是她在天津的那个家给她留下的。在她两岁时她的家搬到了天津。这时的张爱玲生活于成群的仆佣中间，常由用人抱着走亲做客，开始熟悉节日庆吊、亲友往还这些旧式生活中的日常内容。稍稍长大一点，家里专门为她和弟弟请来先生，是私塾制度，一天念到晚，这是她受教育的开始。塾师教学法的秘诀是背书，张爱玲因此记得那时天天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并且有一段时间常为了背不出书而烦恼，为此甚至到了除夕夜还用功背书，以致保姆怕她熬夜辛苦，没有照她的嘱咐早早喊她起来迎新年，第二天她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不过这样的“不快”遮不住童年的快乐。在院子里看她唤做“疤丫丫”的丫头在秋千架上荡秋千，听“毛物”讲《三国演义》，听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毛物新娘子”说故事，夏天穿了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在天井里唱谜语，这些都令她开心。我们还得感谢她在《私语》中记下了许多细微的印象，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橙红色的岁月”的质地：

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母亲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

……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批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依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奶奶）每天带我到起士林去看跳舞。我坐在桌子边，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然而我把那一块全吃了，在那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照例到三四点钟，背在佣人身上背回家。

张爱玲的印象、感受为华丽的色彩、温暖的色调涂染覆盖，从中她体味到这种生活方式特有的舒适、悠闲与慵懒。这是一个感官乐于沉溺的物质世界，而与外界隔绝造成的静谧、迟缓的生活节奏也有助于一种纤巧精致的趣味的养成——它允许并鼓励你将时间花在对身边物象、细节的鉴赏之上，迟滞，逗留，反复地玩味，从中获得愉悦的享受。一般地说，旧式生活就在这样的享受中证明自己的品位、身价，而人们也在这样的享受中达到与环境的和谐。所以并非偶然的，张爱玲在回忆中总是对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物象和细节保持着鲜明生动的印象：“松子糖装在金耳的小花瓷罐里。旁边有黄红的蟠桃式瓷缸，里面是痱子粉。下午的阳光照到磨白了的旧梳妆台上”；“……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这些对于微妙感受的追述都是纤细的，有工笔画的风致。夏志清曾赞赏《传奇》中关于闺阁所下的写实功夫，张之能够提供有关房屋、室内陈设、服饰等的大量的细节描绘，与她的生活环境以及在这环境中养成的精致纤巧的趣味有直接关系。[1]

八岁以前，张爱玲领略到的真正有点严重性的不快似乎来自她的弟弟，虽然她弟弟是无辜的。旧式家庭中男孩子地位的尊贵是不言而喻的，她的弟弟比她小不了多少，而且长得漂亮，幼时自然是得宠的人物。不过纵使弟弟夺了她的宠，由她父母那里表现出来的偏爱想必也并非她一眼就能看出来，男尊女卑意识最重，最让她受气也最让她不能忍受的倒是底下的用人：领她弟弟的女佣唤做张干，伶俐要强，处处占先，领她的女佣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张干，张爱玲不服，常与张干争起来，张干常常就要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因为这个家将来是她弟弟的。张爱玲常被她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后来半真半假地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张干也使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小说中一些处处揣摩主人心事、狐假虎威看其眼色行事，又满脑子可笑旧意识的用人形象，比如《多少恨》中夏家的女仆。

从用人那儿受的气使张爱玲发愿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弟弟。但是除了不能变成男孩子以外，要胜过弟弟也太容易了。她弟弟身体没她好，没她聪明，没她会说话，读书也没她强，张爱玲说她“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家中并无别的小孩，弟弟也常是她的玩伴，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她出主意，她的主意经常得自用人给她说的故事，或是看《隋唐》一类说部得来的印象。她喜欢将两人设想成金家庄上两员“能征惯战的骁将”，一个使剑，一个使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这种时候她是喜欢弟弟的，喜欢他的秀美可爱，常忍不住要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也许她认真地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并不多。

不管怎么说，幼年在天津度过的岁月还是愉快的，她在回忆中不无留恋地提到这段生活，形容那个家里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八岁的时候，他们家又搬回到上海。是坐船走海路，第一次见到大海，张爱玲很兴奋，到了上海也还是沉浸在稚童式的对于搬家、换新环境的莫名兴奋中。这个家要比天津那个家闷气多了，是中等人家常住的那种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壁板。但张爱玲的兴致并不因此稍减，她称对于她，“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只是一团高兴很快就蒙上了阴影——她父亲嗜毒成瘾，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不远了。这事给她很深的印象：“……他独自坐在阳台上，颈上搭着一块湿毛巾，两眼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很害怕了。”

张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他早先对张爱玲还是喜欢的，对张很小时就显露出写作才能也有几分得意，曾替张的少时戏作《摩登红楼梦》拟过颇为像样的回目：“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他在寂寞的时候也喜欢同女儿谈谈亲朋间的笑话、琐事。但他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

就在父亲命将不保之际，张爱玲的母亲从海外归来。她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头发不大黑，肤色不白，像拉丁人，张从小一直听人说她像外国人，也一直对母亲的血缘感到好奇。多年以后，这种好奇心促使她去大看人种学书，搜寻白种人史前在远东的踪迹。她母亲当然不是因为长相上的原因而天生对西洋有一种向往。这位黄家小姐是被迫与张家少爷结的婚，尽管古来不知有多少捆绑夫妻，但毕竟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了，旧家庭里的气氛也有所松动，她甚至可以在结婚以后选择出国这条路，离开丈夫、儿女，跨洲越洋去留学——当然也可借此暂时避开不幸的婚姻带来的烦恼。张爱玲两岁时她就同张的姑姑一道赴法国学美术。她决然丢下儿女，而又能够成行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张的父亲此时已在外面娶了姨太太，她或许更觉不堪忍受，而那位遗少因为方结新欢，心神不属，甚至会觉她碍事也说不定，所以也不加阻拦。事实上她前脚走那位姨太太后脚就搬进了张家。

母亲似乎随身把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带了回来。大约是人之将死，其行也善，张的父亲这时痛悔前非，被送进了医院。她母亲按照她的一套来改造这个家。他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张爱玲常坐在地上看她母亲与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看得大笑着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总之，“一切都不同了”。

在这气氛中她开始学习做西式淑女了。她跟母亲学画图，又学钢琴，学英语。至少这时候她还并不觉得学做一个淑女是困难的，也没有对此感到不耐，相反，她学得兴兴头头，甚且把家里的一切都看做是“美的顶巅”，她后来称她平生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西洋式淑女的风度的”。作为这风度的一部分，她也充满了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母亲说起它的历史，就要掉下泪来。我们在她的中学作文《迟暮》中还可依稀听到这类感伤的遗响。假如她顺着这条淑女的路成功地走下去，我们是否还有幸得到那位不避俗而又脱俗的作家，也真就难说了。

但这已经是“幸福的家庭”的尾声了。她父亲似乎在把命拣回来的同时也把遗少的脾气找了回来，他不拿出生活费，要她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成了。记性好一点的读者会想起，遗少脾气的男人想着法子弄光女人的钱，这是张爱玲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幕：《金锁记》中小叔想骗来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哥哥用完了妹妹的钱；《创世纪》里孙子哄祖母的钱；《多少恨》中父亲死皮赖脸榨光女儿身上可怜的几个薪水；《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把她的私房钱用得干干净净。这在没落的大家族中是司空见惯的，张爱玲在她们家的圈子里听到、见到的这类事情肯定加深了她的印象。不过她父亲似乎还不是那样不堪的人，生活上也并非华奢靡费、挥霍无度。照张爱玲的说法，她父亲对于“衣食住”都不讲究，单只注意一个“行”字，在汽车上肯花点钱。他弄光她的钱的动机是要把他那位有点新思想的妻子拴在家里。

她母亲自然明白这层用意，两人为此剧烈地争吵，每逢这时吓慌了的用人便把她和弟弟拉出去，叫他们乖一点，他们也早已吓慌了，提心吊胆地在阳台上骑小脚踏车，静静地不敢出声。这一幕给张爱玲的印象太深了，使她很早就领略到无爱的婚姻的不幸，后来她提到父母的离异时带些幽默地说：“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虽说父母离婚后她的生活充满了不愉快，成名以后她却不止一次地在纸上、口头上坚持提醒人们，父母离了婚的孩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幸。[2]

她的父母最后是协议离婚的，两个孩子都跟父亲过，但是条约上写明她可以常去看母亲，这给她很大的满足。父母的离异是一个转折，自此家庭生活在张爱玲的印象中开始掉彩褪色。这种感觉逐渐加深，当她有机会找到一个新的支点，从外部打量生活于其中的封闭环境时，她的感受更加强烈。这个支点就是父母离婚后母亲的家。

张爱玲自她母亲回来后，就是母亲带回的那种生活方式的忠实追随者，在母亲的家的衬映下，父亲的家更有一种颓丧的色彩。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父亲与后母结婚之后）我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作《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对笼罩着这个家的“昏睡”、“沉下去”以及“懒洋洋灰扑扑”的气氛的真切感受，是张爱玲捕捉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当她伏在用人身上从灯红酒绿的起士林回家时，她从瞌睡的朦胧与奶油的回味中品尝到的是懒洋洋的暖意，如同“春日迟迟”的贪睡。同样是懒洋洋的生活，她现在感觉到的是秋天的萧条肃杀，日之将丧，暮气沉沉。前者于朦胧中令人惬意，后者于恍惚中令人沮丧。

父母离婚后不久，母亲又动身到法国去了。张爱玲并不怎样难过，自小到大，她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间极其有限，她喜欢母亲的家是因为羡慕那里的西式的生活气氛和情调，对母亲的依恋倒在其次。母亲走了，姑姑还在，姑姑是同父亲气味不投，与她母亲一起搬走的，母亲的家就是姑姑的家，张爱玲看着就高兴、就觉得安慰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还在那里，那里依然有些她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此时她已在学校里住读，平时不大回家，但姑姑这里她是愿意来的。至少有一段短暂的时间，父母离婚后的孩子未必不幸这类话在她身上是适用的，既然“最初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现在也不过是回复到原先的状态。虽然这一次母亲的短暂出现让她对家里旧式生活的窒人气息生出一种年轻人的夸张的愤激之情，这个家暂时却还止于“昏睡”，太平无事，直到她有了一位继母。

张爱玲自小便模模糊糊地知道，姨太太、继母这一类的角色是家庭生活中的侵入者。两三岁时她父亲在外面讨了姨太太，有次要领她到小公馆去玩，她便不从，在父亲怀中乱踢乱打地挣扎，最后是打着才去的。姨太太是个年岁比她父亲大的妓女，泼悍粗野，有堂子里的习气，张家被她闹得鸡犬不宁，她甚至掷痰盂砸破了张爱玲父亲的头，弄到族中人看不下去，逼了她走路。仆人们或者受过她的气，或者因她的出身、因为正房偏房的意识而愈加对她的做派看不入眼，那一日都称庆道：“这下子好了！”但是至少在张爱玲的生活中，这位姨太太并没有构成什么威胁。相反，因为毕竟是鹊巢鸠占，名不正，言不顺，为了想在张家站稳脚跟，她倒是肯下功夫去培养感情，敷衍张家的大小姐的。她不喜欢张爱玲的弟弟（大约也有看张爱玲的父亲态度行事的成分），因此一力抬举张爱玲，领她去看跳舞，又为她做最时兴的衣裳。有次替张做了件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向张讨好道：“看我待你多好……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张很当真地说：“喜欢你。”（多年后她对自己因年幼不懂事说出的这句话仍有“耿耿于心”的内疚，那仿佛是“见利忘义”的举动，是对母亲的某种背叛。）

然而继母与姨太太是不同的，而且她现在已经到了懂事的年纪。当她姑姑在夏夜的小阳台上初次把就要有一位继母的消息告诉她时，她哭了。旧说部和报上连载的鸳蝴派小说中无数关于后母的故事早已让她对后母的形象得出了恶劣恐怖的印象，而今她竟要扮演那类故事中饱受虐待的悲苦角色——她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这当然只能是她的“狂想”。后母非她所愿地进了门。照她后来的文章判断，这位后母应该是孙宝琦的女儿[3]，应该也是位“大家闺秀”了。但这位闺秀是不带多少闺秀气的，也吸鸦片，而且刻毒阴鸷，有变态心理。张爱玲因为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所以虽然一直受到冷漠刻薄的对待，暂时却还没有领教到后母的淫威。在家里上演的那一幕“后母故事”中，最初的受害者是她弟弟，张爱玲在家里看到弟弟和小时带她的保姆受后母折磨，非常不平，但是因为实在难得回家，也就客客气气地敷衍过去。直到她母亲第二度从海外归来，她才与后母有了正面的冲突，而且正是那场冲突最终使她离开了父亲的家。

她母亲是她中学毕业那一年从海外归来的。张爱玲对父亲的家早已积下无穷的怨愤，而且她“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的，母亲的归来自然使她欣喜。她在旧家庭中长大，知道其间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且现在她是在后母的治下，也知道父亲的脾气，这份欣喜在家里必不敢流露无遗，甚至有意无意间要加以掩饰也说不定。但是父亲还是察觉了她态度上的变化，多少年来一直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向着那一边，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与前妻的芥蒂、积攒下来的怨恨无疑也更加重了他对女儿的愤怒。他甚至觉得她辜负了他，以他的自我中心，他会以为他一向器重这个女儿，待她要算是好的。

张爱玲与父亲的关系立时陷入危机，他看她怎么都不顺眼了。所以当张爱玲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时，他马上大发雷霆。张爱玲原先就有模糊的预感，知道此话题极难措辞，然而她的战战兢兢最后反倒让她取了糟糕的“演讲的方式”。她父亲一口咬定她受了别人的挑唆。这个“别人”当然是指她母亲。她后母当场就以泼妇骂街的架势骂了出来，那口吻是我们在张爱玲以旧式大家庭作背景的小说中时常领教的：“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也只好做姨太太！”

父亲对她的恼怒以及对她母亲的记恨最后借了她与后母发生冲突之机一股脑地向她发泄出来。事情的起因微不足道：日本人进攻上海，父亲的家在苏州河边，夜间听见炮声难以入睡，她便到母亲处住了两星期。回来那天继母责她不向自己报告，张回说已对父亲说过，继母便道：“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说着就打了她一个嘴巴。张爱玲从小到大大约从未受过这样的侮辱，何况打她的是她一向怀恨在心的后母，她本能地要还手，却被两个老妈子赶来拉住。后母早已一路锐叫着“她打我！她打我！”奔上楼去，恶人先告状。喊声在空气里回荡，四下似乎顿时静止凝固，她心里分明地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张爱玲总是能用她于一瞬间捕捉到的物象来为这一类似真似幻的一刹那作证：“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4]

等着她的是一顿毒打。她父亲冲下楼来，揪住她拳足交加，吼叫着要打死她，她只觉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直到她挫下身去，躺倒在地，他还揪住她的头发，又是一阵踢，直到被人拉开。这时候的张爱玲没有惧怕，不哀求，也不大哭，而且可以看出，逼急了她是要自卫的，她虽然没想到抵抗（母亲嘱她遇到这种情形万不可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待父亲走了之后却按照她的“法制观念”立刻要去报巡捕房。得知大门锁着，她又试着撒泼，叫闹踢门，想引起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她所受的淑女式教育没有教会她如何应付这一类事情。大门里面显然是封建家长的一统天下，最后被拘禁起来的不是她父亲，而是她。她被监禁在一间空房间里，父亲并且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这时候，往日仅仅给她颓丧、雾数之感的家露出了另一重面目：“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突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其后她患了严重的痢疾，“差一点死去”。她父亲不请医生，也不给药。一病半年，她常躺在床上出神，这时候，关禁闭时尖锐的恐怖感转化为白日的梦魇：“……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朦胧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不同于父亲重病时的害怕，这里的恐怖有更深广的内容，她似乎被借助于突发事件窥见的一种真相震慑住了。

由“春日迟迟”的慵懒惬意，到“沉下去，沉下去”的感受，再到梦魇式的恐怖，这是一个逐渐变化的心理感受过程。这个过程构成了张爱玲对“家”，对旧式家庭生活方式的完整经验，它们是她对这种生活的发现——每一种感受都在某种程度上照亮、透视了这种生活的某一侧面。它们是相互补充、浑然一体的。有时令她厌恶、痛恨，有时又让她感伤眷恋。后面的感受并不取消前面的感受，假如那种梦魇式的感觉是真实的，那么幼时领略到的那种温馨也并不虚假。何况就是在那“懒洋洋灰扑扑”的气氛中，也还有她吝惜的东西。她后来承认她有时候也喜欢父亲的家：“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她也曾带了几分调侃地揶揄自己把母亲家看得什么都好，将父亲家看得一无是处，说她那时像个“拜火教的波斯人”，把世界强行分作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的两半。

假如张爱玲一直坚持着她那时的立场，我们就无法解释她后来何以没有成为一个愤怒青年式的激进作家。

然而理解、感受的涵容升华是一回事，在现实中她却不能从容取舍，何况她现在是在那样的处境中，她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离开这个家。

注释

[1]这一点甚至也反映到她的许多比喻上，她经常以一些带有室内性质的物象去形容她所要把握的对象，比如《金锁记》中“年轻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球，陈旧而迷糊”；《茉莉香片》中“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的园子“仿佛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支金漆托盘”，“只看见绿玻璃窗里闪动着灯光，绿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块”……各种类型的都有，举不胜举，《传奇》小说风格的纤巧精致，带有室内的性质，与此不无关系。

[2]《苏青张爱玲对谈记》。

[3]《表姨细姨及其它》中说：“我称我继母的姐妹‘大姨’、‘八姨’、‘九姨’以至于‘十六姨’。她们父亲孙宝琦有八个儿子、十六个女儿。”可知她继母是孙的女儿。

[4]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似乎也染上她本人的感受方式，在大祸临头或是“心酸眼凉”的一刻往往怔忡着，映入眼帘的物象分外明晰地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