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 五十七岁

1月10日 下午，同周恩来谈话。

1月11日—2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七千人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稿进行讨论和修改。书面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作说明时指出：过去我们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从全国讲，现在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三个指头。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议第二阶段根据毛泽东关于把会议开成“出气会”的号召，围绕各中央局、省委、国家机关的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分别从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的角度作了检查，承担了责任。林彪在讲话中提出，最近几年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陈云没有讲话。毛泽东在一月三十日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这一次我说请他讲话，他说不讲。我说你哪一年讲？他说过半年可以讲。”毛泽东还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这次大会的规模之大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虽然没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但对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贯彻调整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起了重大作用；对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很好的影响。

1月17日 参加刘少奇召集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十九人组成。

2月5日 晚，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彪、邓小平等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拥政爱民春节联欢晚会。

2月8日 上午，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陕西省全体干部会议并讲话。讲话指出：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陕西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开的各种会也是好的，好就好在上下通了气。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责任由谁负？中央省委各有各的账，但有许多事情，责任首先在中央。在谈到关于发扬民主的问题时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肯定是要失败的。只要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讲话着重谈了使认识更加正确的几个方法，即“交换、比较、反复”，指出：我们常讲实事求是，实事，就是要弄清楚实际情况；求是，就是要求根据研究所得的结果，拿出正确的政策。而弄清情况的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可以使本来片面的看法逐渐全面起来。调查研究有各种方法，找有不同看法的人交换意见也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重要方法。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可以作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时，不但要和现行的比，和过去的比，还要和外国的比。作了比较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过一个时候再看看。讲话还结合陕西关中地区的粮食问题，谈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几个办法，指出：关中坝子历史上最高粮食产量为六十九亿斤，年均五十四亿斤，而去年是三十八亿斤。减产原因有天灾、人祸、基建占地、三门峡水库占地等等，这和全国情况差不多。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城市人口增加很多。解决困难的办法有四条，即增产、进口、压人、少吃。我从去年十二月想到现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增产，短期内做不到。过去，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粮食产量基数估计低了，所以对我们的粮产量就估算得高了。进口，受外汇和国际市场货源限制，不可能多。去年如果不是进口一百亿斤，农村的情况会更困难。压人，越早越好，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如并厂、停工、放长假等等。有人讲要保存实力，要看保存什么实力。如果农业垮了，工厂也保不住。少吃，大约要三年到五年，这一条对农民讲清楚比不讲清楚好。这个讲话的一部分收入了《陈云文选》，题为《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正确些》；另一部分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解决当前困难的几条办法》。

△ 下午，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粮食、财政、市场、精简及七千人大会的传达等问题。陈云发言指出：（一）关于当年财政平衡的措施。一是精兵简政，把行政、文教等事业费再减五亿元；二是推迟三年归还去年给农民开的退赔期票七亿元；三是取消粮食奖励价和降低各地自行提高的经济作物价格共四亿元；四是推迟公债还本付息和给资本家的定息共五六亿元；五是动员农民真正在供销合作社中入股，如平均每人拿一元，国家即可少发二三亿元；六是不突破甚至削减基本建设拨款六十亿元的计划。（二）关于市场问题的估计和解决办法。按商业部、国家计委估算，一九六二年购买力是五百七十五亿元，商品可供量只有五百七十亿。但这些商品是鸡毛蒜皮什么东西都算的，如果讲构成，仅粮、棉、油三项就比一九五七年少七十亿元。而且，现在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所以实际差额不只五亿元，而是二十五亿元到三十亿元。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多报的工资总额和社会集团购买力以及商品可供量中不落实的部分，差额还要大。解决办法：一是增产，即增加十亿至十五亿元商品；二是减人，上半年减少七百万城镇人口还不够，要减一千万人，而且应当是拿工资的职工。做到这一条，当年就可以少发二十五亿元票子，第二年就是五十亿元。一九五七年，粮食和棉花产量为三千七百亿斤和二千七百多万担，而城市人口和工资总额只有不到一亿人和一百五十六亿元。现在，粮食和棉花产量不过三千亿斤和一千七百万担，而城市人口和工资总额却达到一亿二千万人和二百三十三亿元。因此，不减城市人口和职工，市场供应是无论如何平衡不了的。（三）关于糖的销售问题。去年销售平价糖八十七点五万吨，高价糖二十六点五万吨，高价糖回笼货币三十三点五亿元。过去国内产糖一年一百万吨左右，去年只产了三十五万吨，但进口一百七十五万吨。今后几年，进口货源不足，因此要压缩销量。为了多回笼货币，准备减少一半居民定量供应和平价定量供应的糖及糖果、糕点用糖，高价糖销量不减，必要时还要扩大。（四）关于工农业恢复的速度问题。如果恢复不会很快那我们只能在两个办法中选择一个：要么多发钞票，但没有物资保证，将来垮台；要么下决心精减城市人口，将来渐渐发展。现在许多工厂不合乎现代化要求，还有许多工厂没有原材料，与其让工人闲着没事干或者欠薪，不如先下去，将来需要，再招收很容易。（五）关于城市人民生活问题。现在城市人民吃不上肉因为用作猪饲料的粮食太少，猪不长肉，宰杀率大幅度下降。身体怎么支持呢？我看可以用豆子顶。一个人一天需要七十克蛋白质，一斤粮食含四十五克，一斤蔬菜含五克，一两豆子含二十克。一斤豆子可以做三斤老豆腐，五斤嫩豆腐。现在大豆年产量下降，但仍然有一百二十亿斤，每年拿出三十亿斤供应城市是可能的。豆子里还含有百分之十八的油脂，吃三斤豆子，相当增加五两多油。和尚、尼姑吃素，但他们吃油和豆腐多一点。所以，如果做到给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豆子，既可增加营养，又能保持实际工资不降低。这件事对城市人民生活关系很大。这个发言收入了《陈云文集》，题为《当前财政和人民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

2月11日 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到北京医院向李克农遗体告别。十三日，李克农公祭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祭，陈云、邓小平、董必武等陪祭。李克农是九日逝世的。

2月15日 将一机部关于要求冶金部安排氮肥厂大型高压容器用特殊钢带生产的报告批转化工部负责人。批示指出：对一机部所提意见，必须先试而后行，未经国家鉴定不得制造。至于试制用的材料，要冶金部生产是不可能的，只能由外国进口。对一切新倡议应该注意和鼓励，但同时又必须十分慎重，没有把握决不行动。

2月17日—28日 继续主持召开冶金工业座谈会，听取冶金部负责人关于有色金属工业问题的汇报。

2月18日 致信吴宗锡、李庆福，说唐耿良、张鸿声、张效声三位同档演出《林海雪原》，比单档演出时效果好得多。看来，多找几个书艺高的艺人共同加工新书，很有助于新书水平的迅速提高。对别的新书也不妨一试。

2月21日—23日 出席由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西楼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财政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问题。七千人大会之后，发现当年预算中有三十亿元赤字。如把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财政收入中的水分扣除，赤字还要加大。为此，会议进行深入分析，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地大幅度地调整。二十三日，陈云在会上发言，指出，当前经济困难有五个主要表现，即：农业有很大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用多发钞票弥补财政赤字的做法导致了通货膨胀；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在发言中还提出解决这些困难的六项措施，即：把十年经济规划分为恢复阶段和发展阶段；继续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计划机关应把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刘少奇在插话和作会议结论时指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摸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他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统一认识。陈云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国务院会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由李富春、李先念和他共同传达西楼会议精神。

2月24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伯达、康生、杨尚昆等出席刘少奇召集的会议，讨论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的定稿。

2月26日 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国务院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重要讲话。讲话丰富了在西楼会议发言的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起了重大作用。讲话中指出：对存在困难这一点，大家认识一致，但对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取得认识的一致，需要时间和事实的证明。把各种不同的看法说出来进行讨论，有利于使认识趋于统一。（一）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第一，对农业困难是大是小，恢复起来是快是慢，有不同估计。一九六一年与一九五七年比，粮食产量大约减少八百多亿斤，去年进口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进口八十多亿斤。农业生产条件与“一五”时期相比，在水利和机械方面要好一些，但在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等方面要差，仅耕地一项，增减相抵，净减一亿亩。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恢复快慢的估计不同，决定了财经工作采取步骤的很大不同。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第二，有人认为这几年基本建设规模是合适的，发生问题是因为有了灾荒，农业扯了腿。据我看，现在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不仅在农业受灾时负担不了，正常年景也维持不了。第三，现在的通货膨胀虽然不同于国民党垮台前的恶性通货膨胀，但也是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外汇储备，多发六七十亿元弥补财政赤字。第四，城市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过去一年里，农民在自由市场上以相当于正常价格十亿元的物资换去了三十亿元的钞票。对此，高级干部中也有不同看法。自由市场对促进生产有利，但农民高价出售农副产品所得到的钞票，要想办法换回来，否则就有农民不愿意继续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的危险。第五，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对此大概没有不同意见。（二）关于克服当前困难的有利条件。第一，改进农村工作的“十二条”、“六十条”贯彻后，农民积极性有显著提高。第二，粮食、家禽、猪的产量在回升。第三，几年来扩大了的工业、交通的生产能力将会在经济恢复中起作用。第四，人民在克服困难、恢复经济中会同我们党合作。我们做的好事同犯的错误相比，是好事多，对此，人民会作出公正评价。目前的困难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造成的。第五，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三）关于克服困难的办法。第一，把十年经济规划明确地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从一九六〇年算起，大体上要五年；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恢复阶段要求有更多的集中统一，一切步骤都要稳扎稳打。第二，“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要精减的职工不单是来自农村的，还有一部分城市的人。现在减有困难，将来减更困难，还是早减为好，否则没有出路。第三，制止通货膨胀。办法是：严格管理现金；从重工业方面转移一部分原材料给轻工业，再进口一部分原材料，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回笼货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去年重点是城市，这次重点是农村，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通过经济斗争、业务经营、行政管理三方面对策，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第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要逐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用四百万美元进口尼龙，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用于高价馆子。第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要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经济作物不恢复，国家就没有商品来保证城乡供应，同农民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等价交换，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应当增加对棉农的奖励粮，多进口一点化肥，要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第六，把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目前，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第一位的问题，计委、经委要把这些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对工作部署要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看准了的就要集中统一，全力以赴。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选》。

2月底或3月初 中共中央酝酿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刘少奇、周恩来主张陈云任组长，陈云表示自己身体不好，当组长不合适，可以当成员。最后，议定李富春任组长，周恩来、陈云等为成员。

3月1日 主持机械工业座谈会。

△ 因过度疲劳，心脏病复发。此后一年时间里，心脏病常常处于发作状态。

3月4日 同前来住所探望的周恩来谈话。

3月7日、8日 出席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会议进一步研究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七日的会议上讲话，指出：（一）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了三年多时间，现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更复杂，许多问题还没有摸清楚，建议不忙于搞指标，主要谈财经形势，摆情况，把问题搞清楚，讨论方针，研究措施，统一思想。（二）今年的年度计划要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安排。定后不要再变动，不要像往年那样“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调整计划的实质是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要拨一点钢材，造一些机帆船，争取使大中城市平均每人每月有半斤鱼吃，还要保证每人每月半斤猪肉，争取明年年底再增加半斤。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是政治问题。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的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今年的计划，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工业也要首先照顾维修、配套，维持简单再生产。满足了当年生产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设。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设。今年如此，今后也要如此，使人民的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花了几十年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要准备对今年年度计划中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插话：可以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三）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搞综合平衡。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按比例是客观规律，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另外，“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过去几年基本上是按长线搞平衡，这样做的最大教训就是不能平衡。结果，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总之，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只要综合平衡了，指标低一点，也不怕。”这比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好得多。“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争取在一定的时间内，使工业产品品种齐全，质量良好，技术先进，适应需要。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再前进就比较快了。”（四）在恢复时期，物资管理应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集中。生产过程也是物资调度过程，如果无权调度物资，也就无法统一指挥生产。要总结经验教训，包括集中过多和分散过多的经验教训，研究出一套科学管理办法来。（五）计委、经委、农办要认真研究农业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拟定农业生产指标。（六）计委要把主要精力由搞工业、搞基本建设，放到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来。建国初期，中财委统管财政经济。那时，我着重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二是基本建设投资，对于同国力不相适应的部分，我当时的办法就是“砍”，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能承担的程度才定下来；三是劳动力，如果物资不够，就不准增加人。基本建设和劳动力这两条管住了，计划大体也就管住了。（七）对于目前形势、方针、措施以及工作重点摆在哪里，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全面一些，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这个讲话收入了《陈云文选》。

3月9日 离北京赴南方疗养。

3月10日—4月17日 在杭州疗养。其间，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相符，与他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同时，两次请姚依林到杭州，同他商议可否将国家征购粮数字定死，超产部分归农民；在农村当前形势下可否采取分田到户的办法，以及就此向毛泽东提出建议等问题。

3月10日 刘少奇将陈云、李先念、李富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批示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并提出在中央会议讨论修改后，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

3月12日、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中央批转陈云、李先念、李富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批语。会上，刘少奇提议中央财经小组还是由陈云任组长，李富春任副组长。李富春说：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我当陈云同志的助手。会议就此作出决定。陈云在外地听说后，表示组长人选以不变为好。刘少奇答复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3月16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随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陈云、李先念、李富春的讲话整理稿，于次日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同意以中央名义批转陈云等人的讲话，发至省、军级参阅，并表示同意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十八日，中央发出《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语言上的一致，中央认为，今后十年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部分有发展；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主要是发展，也还有部分的恢复。前一个阶段主要是恢复这一点，一律不要向外讲，在党内和党外，仍然一律称为调整阶段。三个讲话下发后，各省、市、自治区反响很大，纷纷要求扩大传达范围。四月二十六日，中央发出补充通知，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市级。这三个讲话，特别是陈云的讲话，对大家认识全局，正视困难起了很大作用，从而也坚定了全党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四月十九日，中央办公厅下发了中央关于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为组员的通知。

3月22日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由田家英率领的赴湖南韶山农村调查组全体人员，表示自己对农业还熟悉，工业就不熟悉了，不如陈云同志。

4月2日—4日 中共中央财经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关于调整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都存在着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完成调整任务，要争取快、准备慢；争取好，准备差。对一九六二年的计划，必须大幅度调整。有些问题情况弄清楚了，就要断然处置。会后，中央财经小组起草了《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报告全面地分析了国民经济形势，指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严重困难，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措施。草稿形成后，由薛暮桥带往杭州向陈云汇报，经陈云同意后，于四月下旬报送中央。

4月16日 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思想，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此前，当陈云在外地听说刘少奇正要人编辑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的讲话和文章后，多次表示不同意这样做，尤其不同意印发。刘少奇答复说，可以不广泛印发，只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四月中旬，毛泽东阅读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在重要之处画了线。

4月18日—6月23日 在上海疗养。其间，收到田家英在湖南韶山等地农村调查的情况报告。报告反映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要求，陈云看后称赞这个报告“观点鲜明”。五月十六日，田家英向正在上海的毛泽东当面汇报了这一调查情况。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5月7日—11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主要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稿，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部署。会议同意中央财经小组对经济形势的分析，统一了对各项重大措施的认识，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调整，切实按照农、轻、重次序进行综合平衡，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指出：要做的事情很多，中心任务是两个：一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二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会后，中央财经小组进一步修改和补充了这一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于五月二十六日发到全国贯彻执行。

5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决定》指出：全国职工人数在去年年末的基础上再减少一千零五十六万至一千零七十二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在去年年末的基础上再减少二千万。

5月 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谈对长篇传统弹词《玉蜻蜓》的整理工作，指出：传统书目的整理不能离开时代条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这几年的整理工作在剔除封建、迷信和色情内容方面有成绩，但对什么是“封建”要好好分析，不能过激。如果过激了，狭隘地运用阶级观点，就要脱离群众。我们的工作要照顾群众，不脱离群众，这样才能发挥领导作用。这个谈话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关于<玉蜻蜓>》。

6月3日 致信周良，说去年夏天在苏州一别，又快一年了。在这个时间内，收到过你寄来的“评弹研究资料”，其中有许多是很有价值的。我认为，你们做了有益的工作，希望你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封信收入了《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题为《做好评弹资料的搜集工作》。

6月4日 复信周建人。信中指出：农民生活困难，中央已经知道，但不能不控制向农村投放的钞票。现在全国货币流通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将近一倍，其中城市所占比重由三分之二降为三分之一，农村则由三分之一增到三分之二。退赔工作延期三年和取消粮食奖励价格是为了控制向农村投放的钞票，因为，农民手中钞票多了以后，就不愿意再向国家出卖农副产品和小土产，而北方各省能同农民交换的工业品很少，这将使经济形势更加不利。因此，目前要向农民做些解释工作。同日，将周建人的来信转送刘少奇，并附信说，他已答复周建人，说明农民生活困难中央已知道以及不能不控制向农村投放钞票的理由。此前，周建人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陈云并刘少奇，反映农村人民生活困难，建议按期兑现给农民的退赔期票。这封信收入了《陈云文集》。

6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蒋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自年初以来，台湾当局成立了反攻大陆的最高领导机构，加紧扩军备战。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蒋匪帮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妄图窜犯大陆》的时评。由于人民解放军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群众、民兵进行了充分的迎战准备，新华社又对蒋介石集团的阴谋作了公开揭露，蒋军被迫放弃了军事冒险。

6月24日 由上海回到北京。

6月下旬—7月初 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邓小平当时答复：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6月30日 上午，同前来住所看望的周恩来谈话。

7月6日 晨，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上午，应田家英要求同他谈话。田家英陈述了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并说这是临时性措施，是权宜之计，等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听后说：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

△ 下午一点，致信早晨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说身体比发病时好些，但体力仍很差，要恢复到发病前的状况，恐怕还要二三个月时间。信中还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此前，有的同志曾劝他不必急于向毛泽东提自己的建议，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

△ 下午四点，前去毛泽东处谈话，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几天后，毛泽东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毛泽东批评了邓子恢、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

7月8日 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开会。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提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7月9日 中午，同前来住所看望的周恩来谈话。

7月15日 离北京赴北戴河疗养。

7月17日 邓子恢去毛泽东处谈话，力荐“责任田”，说“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毛泽东没有表示意见。

7月18日 毛泽东同杨尚昆谈话，其中讲道：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杨尚昆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7月20日 毛泽东召集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并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

7月25日 收到毛泽东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阅看的《波兰农业社会化》一文。该文刊于《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资料》第一一一〇期上，内容是说波兰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还说建立合作社——国家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是通过农业小组升入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

7月28日 致信邓小平并转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信中说：“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近来我心脏的病况很坏，体力也极衰弱，为了力求避免心绞痛的再次暴发，力求避免心肌梗塞，我请求不参加北戴河的各种会议，都请假。特此报告。”邓小平转报毛泽东后，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同意，送刘、周、朱、陈阅后，交尚昆存。”

8月6日—24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又称北戴河会议）。会议之前，于七月二十五日开始举行了预备会议。会议原计划主要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后来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毛泽东在大会、小会的多次讲话及插话中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会上点了邓子恢、田家英的名。会后，毛泽东再次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

9月22日 同李先念、叶季壮等研究再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五百万吨粮食的问题。

9月24日—27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之前，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举行了预备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批判了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和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全会通过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文件；宣布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专案审查；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有关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说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刘少奇在讲话中将党内对困难的态度分为三种，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利用暂时困难向党进攻，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会上，毛泽东赞成刘少奇关于只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的提议，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决定使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能基本上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中断了继续纠“左”，使“左”的思想和错误倾向更加发展，对党以后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陈云因病没有出席会议。

10月1日—12月6日 广东沿海军民全歼先后登陆和空投的九股国民党武装特务。

10月3日 由北戴河返回北京。

10月10日 由北京赴苏州疗养。在苏州期间，同市文化局和市评弹团负责人谈评弹《孟丽君》的改编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指出：书中有些地方古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11月28日 在一封信中谈到自己的身体情况时说：身体比一个半月前好些，但要恢复到三月发病前的状况，恐怕要相当长时间。

本年 经过贯彻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经济状况开始明显好转。主要表现是：城市职工又减少八百六十万人，农村劳动力增加一千五百万人；大牲畜改变了连年减少状况，开始回升；化肥、拖拉机、排灌动力机械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增加；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加二百五十亿斤，达到三千二百亿斤；生猪达到近一亿头，扭转了连续四年下降的局面；钢产量六百六十七万吨，比上年又减少二百多万吨；基本建设投资完成七十一亿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四十四点一；轻工业产值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百分之四十二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七；财政收支相抵，结余八亿三千万元；年末货币流通量比上年减少十九亿二千万元，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五；全国人均消费比上年，粮食增加十一斤，猪肉增加一斤六两，棉布增加二尺五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