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淮安，是苏北平原上一座古老的城市。它处在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和滔滔东流的淮河交汇的联结点。清朝的漕运总督衙门便设在这里。当铁路兴建以前，淮安是南北交通通常都要经过的地方，也是苏北的重要物资集散地，经济比较繁荣，文化也很发达。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清晨，周恩来诞生在这座城内驸马巷中段的一所宅院里。

周恩来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绍兴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的大家族。说起来很有趣，鲁迅（周树人）大概也是出身在这个家族的。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还提起过这件事：“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但到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字攀龙）一辈时，他们这一支就离开绍兴，迁到了淮安。

周起魁为什么要移居淮安？这同绍兴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那时候，绍兴的社会里除劳动者外，中上层中比较多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出路一般是应科举，绍兴人却大批地去当师爷，到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师爷不算是官职，是由主官聘请的幕僚，所以被尊称为老夫子。在县衙门里，刑名师爷管司法，钱粮师爷管财政税收，他们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因为师爷中绍兴人特别多，人们常把他们称为“绍兴师爷”。商人的出路则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周起魁因为当师爷来到淮安，后来，代理了安东、阜宁、桃源等县知县，并做过海州直隶州知州。在他当师爷的时候，同二哥周亥祥合买下了驸马巷这所宅院。从此，就定居在淮安。

周起魁有四个儿子：贻赓、贻能（后改名劭纲，字懋臣）、贻奎、贻淦。他们和周亥祥同住在一起。按照封建大家庭的规矩，叔伯兄弟间的排行，分别是四、七、八和十一。劭纲便是周恩来的父亲。周起魁五十多岁就死了。他生前不事生产，身后只留下自己居住的房子，并没有田产。到周恩来的父辈时，家庭的经济景况已经相当衰败。

周恩来的母亲姓万，小名冬儿，因为排行十二，大家都叫她万十二姑。外祖父万青选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出身，以后在同属淮安府的清河县（一九一三年改名淮阴县）做了九年知县，就定居清河。万十二姑读过五六年家塾。她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结婚后，生了恩来（字翔字）和他的两个弟弟：恩溥、恩寿。恩溥比恩来小一岁，恩寿比恩来小六岁。

周恩来幼年时的小名叫大鸾。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父贻治病危。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特别看重有没有后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人们头脑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贻淦那时结婚还不到一年，没有子女，心里很难过。为了使贻淦在弥留之际得到一点安慰，也使他留下的妻子陈氏能有所寄托，恩来的父母尽管那时只有这一个孩子，还是把他过继给贻淦。两个月后，贻淦去世了。幼年的周恩来由守寡的嗣母陈氏带在身边抚养。

陈氏的娘家在苏北宝应。她出身于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庭，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那时才二十二岁。她因为年轻守寡，从不外出，就把全部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对恩来的抚养和教育上。周恩来称陈氏为“娘”，而称自己的生母为“干妈”。陈氏给他请来一个乳母，是当地人，叫蒋江氏，一起住在西院的两间小屋里。周恩来四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五岁起，送他进私塾读书。嗣母对他的要求很严格，每天黎明时刻，就把他叫起来，亲自在窗前教他读书。有一次，恩溥玩刀子，几乎伤了他的眼睛。于是，陈氏更不许他轻易出去，整天把他关在屋内念书。空暇时，就教他背唐诗，给他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

直到陈氏去世前，周恩来几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嗣母的教育，对幼年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是异常深刻的。四十年后，他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他又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他还讲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

一九〇四年，六岁的周恩来随同父亲、生母、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居住，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外祖父家里人很多。家族间发生了纠纷，常要请他生母去调解。她在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地听别人把情况说清楚，然后再发表意见，使问题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周恩来经常跟着生母去，在旁边听着，学到许多办事的方法。万家的藏书很丰富，使他能大量地自由阅读。周恩来从小便喜欢看书，他所读的第一部小说《西游记》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内看的。他很聪明，性格中又有着活泼的一面。在外祖父家，同辈的孩子比较多，常在一起玩，使他度过几年比较欢乐的童年生活。

这时家里的经济景况已经越来越不好了。父亲为人老实，胆小，能力比较差，到清江浦后，只谋得一个月薪十六元的小差事。家里常靠借钱过日子。他的生母又劳累，又愁闷，很快就一病不起。那是一九〇七年上半年的事。夏天，嗣母带他到宝应她堂兄家住过两个月，仍回到清江浦。第二年七月间，嗣母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周恩来对陈氏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他写过一篇《念娘文》，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对记者说到：“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两个母亲的死，使周恩来的生活陡然发生变化。料理完丧事，家里已是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到湖北去谋事。

周恩来弟兄怎么办？只剩一条路：秋冬之交，他领着比他更幼小的两个弟弟（九岁的恩溥和四岁的恩寿），重新回到淮安那个残破的老家。

回到港安，等候着他们的是艰难而凄凉的日子。那时，周恩来还只有十岁。可是，父亲和伯父在外地谋生，收入都很微薄；叔父贻奎从年轻时起就偏瘫在床；家里有什么事需要人出头的时候，周恩来已算是全家最年长的男子，尽管他年龄还那么小，却没有别人可以代他承当。

周家没有土地，只有那所自己居住的房屋，有一段时间一部分房屋也给抵押出去。要债的人络绎上门。有时伯父寄些钱回来，才还掉一笔账。借贷无门时，就只能把母亲的遗物拿到当铺去典当。但是，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各种礼仪和规矩特别多，即便里边已那么破落，外头的场面还得硬撑着。周恩来后来回忆道：“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墙上贴上一张纸，按照封建家庭的习俗，“要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

这副生活的担子，沉重得几乎不是童年的周恩来所能承受得了的。但他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并承担起这一切。他这时还到东门附近表舅龚荫荪的家塾里读书。龚荫荪的思想倾向维新，到过日本，家里除许多古籍外还有一些宣传近代西方文明的新书和报刊，周恩来曾把他称作自己政治上的启蒙老师。龚家的表姐们和他共同学习，在一起做组诗等游戏。只有在这里，他还可以获得一点短暂的欢乐。此外，那两年多的时间里，留给他的只有令人窒息的痛苦的回忆。

可是，在他面前，一时没有第二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这种凄凉的经历，使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难，磨炼了同他的年龄似乎很不相称的那种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对封建家庭和习俗的强烈憎恨。

到他十二岁那年，伯父周贻赓（字曼青）在奉天（今辽宁省）度支司（相当于财政局）俸饷科已升任科员，生活稍稍安定一点。周恩来平时常同他通信，家里有什么难处理的事总是写信同伯父商量。伯父自己没有子女，十分喜爱这个侄儿的才学，也很同情他的处境，就在这时写信要他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生活。

这在周恩来生活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后来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