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诺奖”反应

后莫言时代对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议题的再审视

张泉

一、莫言获奖后分裂的评价和新生的焦虑

20世纪90年代，对于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诺贝尔奖与中国等问题，中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广泛注意，构成了新时期文艺思潮的内容之一。当年我曾撰文，以截止到199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为对象，对一些分析中国缘何无人获奖的观点，诸如“诺奖”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诺奖”未能“将各国第一流作家罗致在内”，中国文学外文译本的翻译质量差，我们自己向世界推介宣传中国文学不够，中国缺少达到“世界文学最高水准”的作品，等等，一一加以商榷，并提出以下观点：

 

80年代以来，我国坚持改革开放，为跨文化文学交流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确只是个时间问题。时间的早晚一般取决于交流展开的状况、它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一些偶然的因素也会起作用。在不远的将来，总会有一位中国作家获奖的。即便到那时，我们也更看重他在中国被接受的状况。

 

2012年10月10日，瑞典学院宣布18位学院院士的投票结果，中国作家莫言脱颖而出，获得年度六种诺贝尔奖中的文学奖。伴随着中国“大国大时代”的渴望徐徐展开，中国人终于圆了诺贝尔文学奖之梦。

作为第一位得到文学界以及国家体制认可的中国籍诺贝尔奖得主，莫言的获奖当然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即刻在文化界、读书界及文化产业领域引起强烈震动，形成汹涌商机。中国学术界、翻译界也不失时机地对莫言获奖这一重大事件展开了持续、广泛的探讨。其中，有关莫言获奖本身以及中国语境中的“诺奖”等问题的评价，褒贬不一，形成了后莫言时代新的诺贝尔奖焦虑。

乐观者为之欢欣鼓舞：这个奖是颁给中国、颁给百年中国文学的，教会了“我们懂得什么是文学、什么叫阅读，让中国人回归到真正的文学时代”。对国内来说，莫言的获奖证明：中国还是有一流作家的，当代文学已进入到成熟阶段；“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内部发生了奇特的化学反应，空前扩张和释放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能量……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在高校的教学存在方式”; ……对国外来说，莫言获奖的意义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已越来越受到外国文学界的关注，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文学的价值，重申了文学的尊严”；莫言得奖，“等于给当代中国文学盖了一个可以畅行无阻的大印，会在西方掀起一个关注、翻译当代中国文学的新浪潮”；这既是莫言个人的创作成绩，又是西方对中国文化大国地位承认的开始，证明“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伴随中国国力的强盛正在逐渐融入全球，将会一改中国文化一直跟着西方跑路的窘境”；广播电台的所谓“公益广告”，在渲染中国的强大及其在世界上的硬软影响力提升时，也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列为证据之一……

悲观者则为之痛心疾首：莫言的作品“缺乏基本的伦理精神，缺乏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开历史的倒车，只是肯定莫言直逼人性的恶的文学创作，不是傲慢的‘偏见’，就是误导”；莫言获“诺奖”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失去了起码的文学性的水准……中国文学会在找不着北的环境当中撒野”……

形形色色的新焦虑也涌现了出来：获奖后的莫言引起中国文坛乃至全社会的热捧，他的作品“很可能成为典范，甚至成为评判或法则的准绳。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大影响”；鉴于中国当下的文学语境，有可能因莫言的获奖，“就把他和其他有同等创作实力但没有得奖的作家，乃至更广泛的作家群体，在性质上，在层次结构上，都分成两种境界看待”；中国有了“诺奖”得主后，为更有效地促使中国文学早日走向世界，要加强对外翻译，“应该采取中外合作、以我为主的方针”，加速国际化。此外，历史上的多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获奖以后，未能写出更好的作品。1954年“诺奖”得主海明威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没有一个婊子养的得了诺贝尔奖，还能写出任何值得一读的东西来。”有鉴于此，也有学者开始为莫言担忧：“消除了长久萦绕于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文学奖的魅力……莫言在最初的喜悦之后也将渐渐陷入一种文学焦虑：下一步作品该怎么写？他必须面对文学读者的更高的或者更为苛刻的期待”。

这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众声喧哗，与加拿大82岁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在第二年获奖后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反差。也与历史上法国等许多国家对待诺贝尔文学奖的超然态度有所不同。这表明，新时期以来，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大国的崛起步伐形影相随的诺贝尔奖情结，以及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杆的文化认同焦虑，并没有因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高以及莫言的获奖而消解。造成或对“诺奖”盲目升华或全盘否定的原因，依旧来自对莫言的文学成就、对诺贝尔奖及文学奖的历史与机制、对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对文化流通的历史与现状不甚了然。在后莫言时代，有必要对“诺奖”与中国的议题加以再审视。

二、关于莫言的文学成就

就莫言的创作特点而言，已有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认同。“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学术研讨会（北京，2013年12月）的会议主旨，做了言简意赅的概括：莫言由山东高密东北乡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杰出讲述者。他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的完整过程和精神洗礼，通过艰辛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莫言的文学传承丰富驳杂，兼容并包。他接续了由鲁迅开创，后经沈从文、萧红、赵树理等拓展的乡土文学传统；他受惠于全球化时代，接受了包括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尔维诺、肖洛霍夫等在内的世界文学的多重启示；同时，他又在继承和发扬以司马迁、蒲松龄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传统上大彻大悟，实现了全球化与民族化的交融。

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的一个面向各国的奖项。为使多数瑞典文学院的评委能够阅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多了一道把中文作品翻译成西方主要通用语言的程序。这样，翻译问题成了中国“诺奖”讨论中的重点议题之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方面，有外文译本的作家大约有150多位。据统计，新时期以来，译成外文的中国作品有1000余部。以最知名的中国文学翻译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他一人已经翻译了约25位中国作家的50多部作品，除莫言外，还有萧红、端木蕻良、张洁、贾平凹、刘恒、李锐、王朔、苏童、阿来、白先勇、姜戎等。莫言能成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自有其过人之处，比如，著作等身；形成了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独特创作风格；以及他的跨界/跨域的特点——活跃在文化的交叉点、语言的交叉点上，得到海内外读书界的高度认可。

早在1988年，即两岸关系解冻后的第二年，莫言的作品就进入台湾图书市场，至今已出书20多部。从1990年开始，莫言的主要作品被陆续翻译成法语、英语、韩语、日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德语、瑞典语、西班牙语、挪威语、越南语、波兰语、荷兰语、塞尔维亚语等，版本有200多种。在奖项方面，除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1987）、台湾联合文学奖（1988）、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1996）、第二届冯牧文学奖（2001）、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2001）、第一届21世纪鼎均双年文学奖（2003）、《南方都市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第二届年度杰出成就奖（2003）、香港浸会大学第二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2008）、中国作家协会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外，莫言还先后获第四十六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996）、法国“儒尔·巴泰庸”（Laure Bataillin）外国文学奖（2001）、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2004）、意大利第三十届诺尼诺（NONINO）国际文学奖（2005）、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6）、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纽曼华语文学奖（2008）、韩国万海文学奖（2011），等等。经过20多年的跨语言的文化沟通，作为中国当代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莫言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锦上添花，合情合理，实至名归。

诺贝尔文学奖在本质上与形形色色的其他文学奖项没有区别，莫言无从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学“评判或法则的准绳”。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也不会因有谁获得“诺奖”而改变，而是像其他众多获奖国家的文学一样，依旧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过度抬高诺贝尔文学奖，与完全否定它一样，均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国族文化主体性缺位的不同症候。

三、诺贝尔奖及文学奖的历史与机制

毕竟，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和平、经济奖一起，历经世界百余年的风雨征程，共同构建了“诺奖”的权威地位，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只是瑞典文学院一个学术机构的封闭的评选结果。1992年，根据当时有限的资料，我曾举例说明，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迷信与贬责，多源于对诺贝尔文学奖不甚了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前50年的提名报告档案已解密，评委的相关著作陆续出版，评奖的运作机制和程序，委员会内部的诸多争议，浮出水面。但在莫言获奖后，对“诺奖”的迷信与贬责依旧存在。因此，有必要回看“诺奖”的历史。

自1901—2013年这113年间，根据瑞典文学院终身院士们的投票结果，诺贝尔文学奖已颁发106次。期间，1914年、1918年、1935年、1940年、1941年、1942年和1943年这7年，因战争未颁奖。1904年、1917年、1966年以及1974年这4年，获奖者为两人。合计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位作家获奖。其中，法国15人，美国、英国各10人，德国9人，瑞典7人，意大利6人，西班牙5人，苏联、波兰各4人，挪威、丹麦、爱尔兰各3人，瑞士（1919年、1946年）、智利（1945年、1971年）、希腊（1963年、1979年）、日本（1968年、1994年）、南非（1991年、2003年）各2人，比利时、印度、芬兰、冰岛、南斯拉夫、以色列、危地马拉、澳大利亚、哥伦比亚、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特立尼达、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土耳其、秘鲁、中国、加拿大各1人。按照评奖工作的当事人、瑞典文学院院士埃斯普马克的说法，可以把100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的演化，分为1901—1920年、1921—1930年、1931—1945年、1946—1977年、1978—1985年和1986年以后六个阶段。

分阶段来看，第一阶段，1901—1920年，即“理想主义”和“中立政策”时期。20年间有12个国家的20人获奖。各国获奖人数依次为：德国4人（特奥多尔·蒙森，1902年；鲁道尔夫·欧肯1908年；保尔·海塞，1910年；盖哈特·霍普特曼，1912年），法国3人（苏利·普吕多姆，1901年；弗雷德里克·米斯塔尔，1904年；罗曼·罗兰，1915年），挪威（比昂斯滕·比昂松，1903年；汉姆生，1920年）、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1909年；魏尔纳·海顿斯坦姆，1916年）、丹麦（卡尔·耶勒鲁普，1917年；亨利克·彭托皮丹，1917年）各2人，西班牙（何塞·埃切加赖，1904年）、波兰（亨利克·显克维支，1905年）、意大利（乔祖埃·卡尔杜齐，1906年）、英国（吉卜林，1907年）、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1911年）、印度（泰戈尔，1913年）、瑞士（卡尔·施皮特勒，1919年）各1人。

第二阶段，1921—1930年，即“伟大的风格”时期。10年间有8个国家的10人获奖。各国获奖人数依次为：法国（阿纳托尔·法郎士，1921年；亨利·柏格森，1927年）、爱尔兰（威廉·叶芝，1923年；萧伯纳，1925年）各2人，西班牙（哈辛特·马丁内斯，1922年）、波兰（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1924年）、意大利（格拉齐亚·黛莱达，1926年）、挪威（西格里德·温塞特，1928年）、德国（托马斯·曼，1929年）、美国（辛克莱·刘易斯，1930年）各1人。

第三阶段，1931—1945年，即“普世价值”时期。15年间有9个国家的10人获奖。各国获奖人数依次为美国2人（尤金·奥尼尔，1936年；赛珍珠，1938年），瑞典（埃利克·卡尔费尔德，1931年）、英国（约翰·高尔斯华绥，1932年）、苏联（伊万·蒲宁，1933年）、意大利（路伊吉·皮兰德娄，1934年）、法国（罗杰·加尔，1937年）、芬兰（弗兰斯·西兰帕，1939年）、丹麦（约翰内斯·扬森，1944年）、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45年）各1人。

第四阶段，1946—1977年，即“追求艺术创新”时期。34年间有17个国家的34人获奖。各国获奖人数依次为：法国6人（安德烈·纪德，1947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952年；阿尔贝·加缪，1957年；圣·琼·佩斯，1960年；萨特，1964年；萨缪尔·贝克特，1969年），美国4人（威廉·福克纳，1949年；欧内斯特·海明威，1954年；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索尔·贝娄，1976年），英国（艾略特，1948年；罗素，1950年；丘吉尔，1953年）、瑞典（帕尔·拉格奎斯特，1951年；埃温特·约翰逊，1974年；哈里·马丁逊，1974年）、苏联（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肖洛霍夫，1965年；索尔仁尼琴，1970年）各3人，西班牙（胡安·希梅内斯，1956年；阿莱克桑德雷·梅洛，1977年）、意大利（萨瓦多尔·夸西莫多，1959年；埃乌杰尼奥·蒙塔莱，1975年）、德国（奈莉·萨克斯，1966年；海因里希·伯尔，1972年）各2人，瑞士（赫尔曼·黑塞，1946年）、冰岛（拉克司内斯，1955年）、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1961年）、希腊（乔治·塞菲里斯，1963年）、以色列（萨缪尔·阿格农，1966年）、危地马拉（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聂鲁达，1971年）、澳大利亚（帕特里克·怀特，1973年）各1人。

第五阶段，1978—1985年，即转向“不知名作家”时期。8年间有7个国家的8人获奖。各国获奖人数依次为：英国2人（埃利亚斯·卡内蒂，1981年；威廉·戈尔丁，1983年），美国（艾萨克·辛格，1978年）、希腊（奥德修斯·埃里蒂斯，1979年）、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1980年）、哥伦比亚（马尔克斯，1982年）、捷克（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1984年）、法国（克洛德·西蒙，1985年）各1人。

第六阶段，1986年以后，实现“国际性”和“文学性”时期。28年间有23个国家的28人获奖。各国获奖人数依次为：英国3人（维·奈保尔，2001年；哈罗德·品特，2005年；多丽丝·莱辛，2007年），美国（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年；托妮·莫里森，1993年）、德国（君特·格拉斯，1999年；赫塔·米勒，2009年）、法国（高行健，2000年；勒·克莱齐奥，2008年）、南非（内丁·戈迪默，1991年；库切，2003年）各2人，其余17个国家均为1人：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1986年）、埃及（纳吉布·马哈富兹，1988年）、西班牙（卡米洛·塞拉，1989年）、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1990年）、特立尼达（德里克·沃尔科特，1992年）、日本（大江健三郎，1994年）、爱尔兰（谢默斯·希尼，1995年）、波兰（维斯瓦娃·辛波丝卡，1996年）、意大利（达里奥·福，1997年）、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1998年）、匈牙利（凯尔泰斯·伊姆雷，2002年）、奥地利（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2004年）、土耳其（费利特·帕慕克，2006年）、秘鲁（马里奥·略萨，2010年）、瑞典（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2011年）、中国（莫言，2012年）和加拿大（爱丽丝·门罗，2013年）。

在诺贝尔奖起始阶段即“理想主义”和“中立政策”期的最后两年，中国才发生与西方接轨的新文化运动，文学开始从传统到现代的激进转型。这个阶段，非欧洲国家获奖者只有印度诗人泰戈尔。在第二阶段“伟大的风格”时期，欧洲以外的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进入获奖者名单。在第三阶段，获奖者有一位非欧美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追求艺术创新”的第四阶段，新增的欧洲以外的国家有以色列、危地马拉、日本、澳大利亚。在注重发掘“不知名作家”的第五阶段，有一名非欧洲国家作家获奖。到了转向“国际性”和“文学性”第六阶段，非欧洲国家有了明显的增加，包括非洲的尼日利亚、埃及、南非，美洲的墨西哥、特立尼达、秘鲁，亚洲的土耳其、中国。

以上统计数据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标准，越往后，越刻意追求国族和地域的均衡，大幅度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有1位获奖者的国家和地区已达21个。属于欧美文化的加拿大，也是迟至2013年才有作家首次获奖。但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置身于欧洲文化系统的瑞典的奖项。由于各种制约因素，无论是在国别和观念上，“诺奖”又只能以欧美为中心。比如，仅法国一国就有15位作家获奖。瑞典人口900万，不足北京的一半，已有7位作家获奖。像其他许多文学奖项一样，“诺奖”一直饱受非难。批评不仅来自欧洲以外，也来自欧美、瑞典国内以及瑞典文学院评委会内部。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诺贝尔文学奖多数评委熟悉欧洲主要语言。使用非欧洲主要语言的候选作家，需要翻译，就多了一层沟通障碍。考察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获奖作家的创作语言不难发现，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是使用欧洲主要语言进行创作的。比如，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奖与他的语境不无关系：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他曾留学英国，他的诗作《吉檀迦利》“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1913年颁奖词）。南美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智利女诗人米斯特拉尔（1945年）曾在欧美一些国家任外交官。拉丁美洲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曾侨居法国多年，在出任驻法国大使后的第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南美洲智利的巴勃鲁·聂鲁达（1971年）有在欧洲担任外交官的经历。非洲首个获奖者尼日利亚的索因卡（1986年），曾留学英国专攻英语，也是用英语写作的。墨西哥的帕斯（1990年）的母亲是西班牙移民的后裔，使用西班牙语，他本人有过在欧洲担任外交官的经历。南非的戈迪默（1991年）为英语小说家，父亲是立陶宛人，母亲是英国人；库切（2003年）曾移居英国，1969年在得克萨斯大学获得英语和语言学博士学位，用英语写作。美洲特立尼达原为英国殖民地，获奖者沃尔科特（1992年）被誉为“今日英语文学中最好的诗人”。土耳其的获奖者帕慕克（2006年）被认为是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秘鲁获奖者略萨（2010年）实际上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

这样来看，非欧美国家的作家中，例如，使用阿拉伯语的埃及作家马哈富兹（1988年），使用日语的川端康成（1968年）、大江健三郎（1994年），使用中文的高行健（2000年）、莫言（2012年），等等，则要借助文学翻译进入评选程序。他们获奖，的确更为不易。同时，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将其视为瑞典文学院不懈努力扩大获奖者范围的结果。

瑞典文学院最重要的工作是编纂语言大辞典，18位成员中的三分之二是语言学家，评“诺奖”是他们非主业的例行工作，很难期望他们个个对世界各国文学了如指掌。由于世人对“诺奖”的不切实际的过度期待，往往造成了对瑞典文学院的苛责。这有失公允。也不可能对“诺奖”的既定评选路数带来任何改变：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来自任何国家的作家，这些作家“沿着理想的方向，在文学领域创作出最杰出的作品”（“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诺贝尔遗嘱）。“文学奖也不是非要发给所谓一时最成功的作家——所谓‘最好的’作家。这样的作家不存在。真正的作家是特立独行的——他们各有各的目标、标准和价值”。评给他们“是为了推广和传播优秀的文学”。

四、中国式焦虑及其依旧延续的原因

综上所述，“诺奖”与综合国力、与国家整体文学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诺奖”授予小国作家、离散作家或使用不通用语言的作家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奥地利左翼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奥地利人口800万，她是有奥地利血统的第23位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第一位文学奖得主。1980年，“诺奖”授予了长期流亡国外的波兰无名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法国诗人弗雷德里克·米斯塔尔（1904）使用的普罗旺斯地区古老的奥克族语、以色列的阿格农（1966年）使用的希伯来文、美国的辛格（1978年）使用的意第绪文等，都是现今使用人数极少的语言。中文写作并不是通往“诺奖”的路障。

实际上，中国一直无人获奖，焦虑的不止是中国，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同样尴尬。

“诺奖”有只颁给在世者的规定。解密档案还揭示：20世纪30年代，“诺奖”评委确有颁奖给鲁迅的意愿，因鲁迅过早离世而作罢。1988年，已入围预选的沈从文，于5月10日逝世。如果是10月20号去世的话，当年“诺奖”就是沈从文的了。瑞典文学院的书记阿兰曾公开说：“特别想把奖颁给中国作家，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得到中国方面强有力的提名……我们就是给中国作家和‘诺奖’评委之间牵线、做点事。”

在未找到合适的中国作家人选的情况下，“诺奖”评委会实际上一直在刻意突出“诺奖”中的中国元素。

1938年，长期住在中国的美国作家赛珍珠获奖，获奖理由特别提到：“她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丰富和真正史诗气概的描述，以及她自传性的杰作。”2000年，法国人高行健获奖，颁奖词中有“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样的字句。高行健的获奖，填补了汉语文学在“诺奖”中的空缺。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给高行健的亲笔信中，特别予以强调，感谢“高行健以中国文学丰富了法国文学”。高行健本人有意用法文发表获奖感言《文学的理由》。“诺奖”评委表态说，我们奖给你是想奖给中国作家，你为什么不用中文？结果，他的获奖感言最终用中文演讲。

如今，中国终于因莫言加入了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诺贝尔文学奖俱乐部。对人口最多、快速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向第一迈进的中国来说，这是雪中送炭。瑞典文学院的焦虑解除了，但中国式的焦虑依旧。难题彻底留给了中国。

中国与“诺奖”，聚合了文学圈内/圈外、体制内/体制外、官方/民间、文学/社会、中国/世界等二维立场的纠葛，在后莫言时代，议论纷纷仍将会持续下去。

从现象来看，中国获奖少，似乎是文化交流逆差造成的，即外国文学输入多，中国文学输出少。新时期以来，不断有学者呼吁：“我们在花大力气把外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同时，却忽视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工作，即把中国文学佳作介绍到全世界。”一些人坚信，“重要作品一旦拥有世界上影响最大的语言——英语的版本，就会迅速走入欧美主流文学视野，从而使作品走向世界迈出坚实的一步。”因此，翻译问题一直是“诺奖”讨论中的一个热门议题。莫言获“诺奖”后，国家新闻办、外文局、中国作协趁热打铁，于近期启动“2013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以吸引国外高手参与到翻译中国文学的行列中来。这也可看作急于抹平“文化交流逆差”的焦虑之一。

其实，大规模的文学对外译介的国家行为，即所谓的“走出去”战略，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在进行：外文版的《中国文学》（1951—2000年）、《熊猫丛书》（1981—2000年）、《大中华文库》（1995—）、金水桥计划（2003—）、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缅怀过去，展望未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丛书》计划（2005—）、中国出版走出去工程（2005—）、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2006年）、《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书库》（2007—）、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为调动外国人翻译中国书的积极性，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05年设立“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表彰致力于介绍、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外国出版家、翻译家和作家，至今已举办7届，来自美国、法国、荷兰、俄罗斯、德国、埃及、阿根廷、瑞典、印度尼西亚、意大利等国的39名人士获奖。这些由国家持续投入人力、财力，旨在输出中国文学的文化工程，在其他国家实属罕见。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源于国家主动的文学输出无助于改变“文化交流逆差”。

那么，如何看待和扭转“文化交流逆差”？引入近代世界史上与殖民相关的制度殖民、新殖民和后殖民三个阶段的方法或背景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形成中外文化交流逆差的根本原因，不是翻译，而是世界近代史上的殖民语境变迁格局。这是一个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

体制殖民时期，即从16世纪的地理发现到1945年以后的300年。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列强，通过野蛮的军事占领，在亚非拉建立起一个个殖民地，在杀戮和掠夺的同时，输出现代物质文明、政治架构和人文价值观。中国的特点是，在体制殖民期的后期（1840）沦为半殖民地，一直局部被殖民。20世纪30年代以后，脱亚入欧的日本逐步成为中国最大的和唯一的殖民者。

新殖民时期，即从1945年世界体制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到20世纪70年代。前宗主国以军事基地、跨国公司、和平队的形式，试图继续对原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引起新兴国家对老牌帝国主义的抗争和批判。这个时期，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中，中国彻底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百年屈辱史，仰首走上了建设独立自主民族国家之路。由于与外界隔绝，中国较少受到西方新殖民主义的影响。

后殖民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产品特别是文化产品的输出成为聚集财富、输出价值观的主要方式。开始实施开放政策的中国大陆，逐渐进入世界一体化，不得不置身于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批判潮流。

文化传播的规律是从高位文化流向低位文化。只有当本土文化负载普世价值观的时候，文化的流向才会改变。以翻译为例，有调查说，20世纪百年间，中国翻译的西方书籍近10万册，而西方完整翻译的中国书籍不到500册。具体到文学，只有译语国家的主动译入，大大超出源语国家被动译出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中国文学成为外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容，就像外国文学百年来在中国的位置一样，而不再仅仅是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们的兴趣对象的时候，文化输入和输出的平衡问题，才有实际的意义。

放在世界近代史的背景中，中国在30年多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愈加彰显。

远在1935年，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说过：“差不多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改变殖民遗产，只有通过改革开放。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是文学外译、文学“走出去”工程所能成就的。莫言获奖后中国的“诺奖”焦虑依旧存在，说明中国文学与世界乃至中国与世界的跨文化传播，还在路上。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