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视野中的莫言

陈众议

莫言获奖是一件大事。曾几何时，每逢10月长假，总有媒体朋友来电询问有关情况。老实说，我猜过，骂过，上过央视新闻直播间。这几年再也不想接受采访了，结果“当啷”一声，“诺奖”落到了老莫头上。首先，它意味着“诺奖”的转向；其次，国人的“‘诺奖’情结”可以就此打住；再次，大江健三郎和所有关心中国文学的朋友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莫言的“获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诺奖”的转向，但是，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况且“诺奖”也远非评价文学的唯一标准。撇开今年，从最近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拥抱理想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大都颁给了一些有着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人大都对所在国家政府持批判甚至否定态度，这几乎也是瑞典文学院的一贯选择。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倾向更为强烈地凸现出来。在这之前，譬如冷战时期，这个奖项也曾落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身上，譬如萨特、聂鲁达、马尔克斯等，从而体现出相对的包容度。当然，这种包容度在冷战之前就更为明显。因此，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原则并非铁板一块，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理想主义”原则过于宽泛。

就个人而言，这10年的得主鲜有我心仪的，其中包括我的研究对象巴尔加斯·略萨。我对他的后期创作持保留态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右倾。早年，他对专制、对贫穷和落后口诛笔伐，对劳苦大众、弱势群体怀有深切的同情。后来，虽然他在反独裁、反专制方面是一贯的，但明显站到了个人主义（小我），甚至自由资本主义一边。再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的表达更为辩证，也经常兼顾地缘差别，作品有更大的包容性，内容更为厚实、风格更为鲜明。这之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愈演愈烈，甚至常有拥抱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勒克莱齐奥，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关心人类原生态文化，对一些非洲原始部落、拉丁美洲印第安部落也充满了同情。这种关心多元文化和弱势群体（民族）的心志值得尊敬。总体说来，最近10来年的这些获奖作家在艺术追求上（无论题材、主题、方法）具有相对一致的严肃性。但就个人审美而言，我以为至少耶利内克和穆勒是被高估的。前者所体现的审美乖僻很难引起我的共鸣，而后者偏激的意识形态色彩让我无法苟同。

身在知名的文学研究机构，在过去很多年间，我也曾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过心仪的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在所推荐的外国作家中，有以色列作家奥兹，因为他的民族和解意愿令人钦佩，而且他努力选择不偏激、不极端的“第三条道路”，并认为生活首先是一种妥协。但这未必符合瑞典文学院评委的口味。我个人揣测，最终影响到评选结果的，除了18位评委外，还有欧洲王室、西方政要、历届“诺奖”获得者及知名文学研究机构，批评家和作家的意见只是参考。撇开意识形态和获奖者参差不齐的事实，这样一个奖项上百年执着地拥抱和重视文学这个“无用之用”，在一个唯利唯实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道彩虹。然而，它不是衡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如今，莫言得奖了。这是一个奇迹。老实说，我一直在悄悄地以个人的名义向瑞典文学院推荐他，因为这毕竟是介绍中国作家的一种方式，倘使命中，则不仅中国文学，即使世界文学都将受益。但是，在成功之前我对此一直讳莫如深，当然更不可能告知莫言本人；现在说说倒已无妨，因为这是我分内的工作，却没有任何邀功之意，盖研究外国文学终究是为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以及争取其他国家读者的了解和承认。但这么多年以来，鉴于该奖的取向，我心底里并不相信瑞典文学院的这个弯会转得这么快，故而也不像老友大江先生那样不遗余力，几乎到了赤膊上阵的地步（关于这一点，我的同事、日本文学专家、大江先生的好友和译者许金龙可以作证。他一定记得老人家说过，“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不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的优秀代表，那是不公平的”）。因此，莫言的获奖可以说是情理中事。虽然，我一直认为像他这么优秀的中国作家远在近年进入诺贝尔家族的许多作家之上，但西方整体的右倾趋势着实令我乐观不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对于“诺奖”还是世界文学，莫言的获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标志着“诺奖”的又一次转向，即它终于转向了中国作家，肯定了莫言非凡的文学价值，他的想象力、睿智和自我超越的精神，同时通过他肯定了中国文学；这对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不失为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不同意将莫言框定为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确曾受到，甚至持久地受到拉美作家的启发，譬如他们从先锋到整合、从个人幻想到集体无意识的强大转变；但在很多时候或更深意义上，他与拉美文学的关系属于美丽的神交。简单说来，莫言的想象力来自他对生活的艺术提炼与擢升，尤其是他对故乡、对土地的深沉眷恋和由此生发的无奈叹息、不懈抗争。

莫言貌似“以不变应万变”，而骨子却不失为是一种持守。话要说回来，我不认为莫言得奖意味着我们的文学一劳永逸地成功了，更不意味着西方的偏见和有色眼镜将从此不复存在。高兴之后，祝贺之余，我们得平静下来，冷静而坦然地面对这一事件。所谓任重道远，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正因为如此，我不妨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说说莫言及其获奖的意义（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容后呈献给读者）。

首先，我必须说明，世界文学浩如烟海，没有人可以穷尽它。我们只能管窥蠡测，取其一斑一粟。因此，大处着眼、小处说事是必须的。在我看来，世界文学的规律之一是由高向低，一路沉降，即形而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倘以古代文学和当代写作所构成的鲜明反差为极点，神话自不必说，东西方史诗也无不传达出天人合一或神人共存的特点，其显著倾向便是先民对神、天、道的想象和尊崇；然而，随着人类自身的发达，尤其是在“人本”取代“神本”之后，人性的解放以不可逆转的速率使文学完成了自上而下、由高向低的垂直降落。如今，世界文学普遍显示出形而下特征，以至于物质主义和身体写作愈演愈烈。之二是由外而内，即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包括情节）逐渐被内心独白所取代，而意识流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由外而内的一个明证。之三是由强到弱，即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小，即从神至巨人至英雄豪杰到凡人乃至宵小的“弱化”或“矮化”过程。神话对于诸神和创世的想象见证了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古希腊悲剧也主要是对英雄传说时代的怀想。文艺复兴以降，虽然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但文学并没有立刻放弃载道传统。只是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才开始大行其道。而眼下的跨国资本主义又分明加剧了这一趋势。于是，宏大叙事变成了自话自说。之四是由宽到窄，即文学人物的活动半径如何由相对宏阔的世界走向相对狭隘的空间。如果说古代神话是以宇宙为对象的，那么如今的文学对象可以说基本上是指向个人的，其空间愈来愈狭隘。昆德拉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就曾指出，“堂吉诃德启程前往一个在他面前敞开着的世界，最早的欧洲小说讲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似乎是无限的”。但是，“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再往下，对爱玛·包法利来说，视野更加狭窄”，而“面对着法庭的K，面对着城堡的K，又能做什么？”但是，或许正因为如此，卡夫卡想到了奥维德及其经典的变形与背反。之五是由大到小，也即由大我到小我的演变过程。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情感教育”还是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说，都使文学肩负起了某种集体的、民族的、世界的道义。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则从不同的角度宣告了东西方先民的外化的大我。但是，随着人本主义的确立与演化，世界文学逐渐放弃了大我，转而致力于表现小我，致使小我主义愈演愈烈，尤以当今文学为甚（固然，艺贵有我，文学也每每从小我出发，但旨向和抱负、方法和视野却大相径庭，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比史学更真实、比哲学更深广，恰恰在于其以己度人、以小见大的向度与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一旦置于大我的立场和关怀，小我的自省和完善也就有了可能）。

上述五种倾向在文艺复兴运动和之后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莫言的小说见证了某种顽强的抵抗。譬如他对传统的关注、对大我的拥抱、对内外两面的重视等，貌似“以不变应万变”，而骨子里或潜意识中却不失为是一种持守、一种既向前又向后的追寻。

其次，莫言的想象力在同代中国乃至世界作家中堪称典范。他的想象来自生活，从红高粱家族，到母亲，到如梦历史，到酒国同胞，到猴子和蛙，活生生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父老乡亲得到了艺术的概括和擢升。没有生活的磨砺和艺术的天分是很难对如此神速变迁和纷繁复杂进行如此举重若轻的艺术概括和提炼的。且不说他的长篇小说，就以《师傅越来越幽默》为例，从劳模到下岗工人再到个体户的变化如果没有想象力和尴尬、无奈的幽默作介质，必然清汤寡水、流于平庸。

再次，欧洲、美洲、大洋洲及亚洲的发达邻国都曾经历或正在经历奈斯比特、托夫勒等人所说的第二次、第三次浪潮。欧洲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在流浪汉小说至现代主义作家的笔下慢慢流淌，以至于马尔克斯以极其保守乃至悲观的笔触宣告了人类末日的来临。当然，那是一种极端的表现。但我始终认为中国需要伟大的作家对我们的农村做史诗般的描摹、概括和美学探究，盖因农村才是中华民族赖以衍生的土壤，盖因我们刚刚都还是农民，况且我们半数以上的同胞至今仍是农民，更况且这方养育我们以及我们伟大文明的土地正面临不可逆转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冲击。眨眼之间，我们已经失去了“家书抵万金”“逢人说故乡”的情愫，而且必将失去“月是故乡明”的感情归属和“叶落归根”的终极皈依。问题是，西风浩荡，且人人都有追求现代化的权利。让印第安人或摩梭人或卡拉人安于现状是“文明人”站着说话不腰疼。但反过来看，从东到西，“文明人”“文明地”又何尝不是唏嘘一片、哀鸿遍野。端的是彼何以堪，此何以堪；情何以堪，理何以堪？！这难道不是人性最大的乖谬、人类最大的悖论？！

莫言对此心知肚明。他的作品几乎都滋生于泥土、扎根于泥土。他代表了诸多重情重义、孜孜求索、奋力雄起的中国作家，就像他在书法中所表达的那样。

（《文汇报》201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