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创作成就及其获奖的意义

陈思和

莫言获奖已经是事实。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毕竟是中国作家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理解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欧洲国家）的地位不断增高的见证。中国现代作家从鲁迅开始，就有过多次被提名，但那时，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西方文字出版的寥寥无几。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影响逐渐扩大，起初还是中国官方组织翻译出口，后来逐渐通过西方汉学家翻译介绍，但基本上还是在高校或者汉学界流通。到了新世纪以后情况出现了根本变化，中国一线作家的作品，如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等人的小说，都是由欧美国家的主流出版社主动来推动翻译，使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商业图书市场，这就证明了中国文学在国际上影响力的提高。莫言的获奖不仅仅是莫言本人的成就被认可，它也包含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在国际上赢得了关注。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学在新世纪以来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这是100年中国现代文学的艰难历程和痛苦经验所换得的。

莫言创作成就及其获奖的意义，我的看法如下：新世纪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飞跃发展，这在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近百年来饱受苦难、贫困、战争、耻辱的长期折磨，一旦经济迅速起飞，过程中必然要拖泥带水，藏污纳垢，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导致社会各种矛盾尖锐爆发：繁华与腐烂现象同体共生，贫富不均加剧，社会矛盾和伦理冲突骤然尖锐，外在的狂欢假面舞会掩盖了内在的紧张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等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学创作，迫使文学直面社会转型中的大量感性的生活素材，也迫使中国文学重新回到100多年前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大师们的立场和视角。在重振雄风的新世纪中国文学行列里，以莫言为代表的中国当代作家们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人到中年，经过30多年的历练，最终形成了丰富的表达自我的成熟风格，而他们的美学追求，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在这个作家行列里，除了莫言以外，至少还有贾平凹、张炜、王安忆、张承志、阎连科、余华、刘震云、韩少功、苏童、格非、林白，等等。

莫言是当代最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在新世纪连续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生死疲劳》（2006年）曾荣获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另一部《蛙》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两部小说都以非常尖锐的描写，艺术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苦难历程，中国农民对于土地与生命权利的孜孜不倦的追求。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为了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采用了过激的土地集体化的政策，控制了农村的所有生产资料；同时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制止农民无节制地生育。而土地与生育，是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所寄托了全部人生理想的两大领域，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生育是农民家族生命延续的基本形态，这两者结合起来，成为农民的生与死的全部意义的隐喻。在中国，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莫言那样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难以言说的悲痛；也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如此尖锐地表达出中国农民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真实处境及其软弱而无效的反抗。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刻画了西门闹死后冤魂不散坚持申冤，农民蓝脸为维护自己的土地而苦斗终身；在《蛙》里写了农村医生“姑姑”的残忍、疯狂以及变态心理，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典型，这些人物故事以独特的中国经验，为人类表达追求自由的理想提供了新的美学探求。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莫言在创作中表达了对农民苦难的强烈愤怒和深刻同情，但是这些小说作品都是第一时间在中国国内正式出版，而且因为其尖锐的批判立场和有趣的叙事形式赢得大量读者的关注和尊重；莫言在文学领域的巨大影响已经是一个客观社会存在。这首先要归功于莫言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与把握，其次要归功于他的魔幻神秘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形式。前者使他始终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壤里进行写作活动，并且在中国读者群体中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很像他的前辈鲁迅先生，一辈子在深刻批判中国社会，但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祖国，这需要高超的生存智慧和战斗能力；后者使他的小说叙事始终建立在一种形式奇特、感觉陌生，甚至是表达晦涩的先锋文学结构之上，如《生死疲劳》《蛙》的叙事结构都套用了中国佛教传统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的荒诞形式，以及创造性地利用了《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代小说中的动物、地狱、幻境等神秘意象，使他的尖锐的现实性和批判性都包裹在丰富的叙事艺术中表达出来。艺术的力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文汇报》201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