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诺奖”反应

莫言：来自故乡和大地的说书人

邱华栋

一

任何一位评论家，要想对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至今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新阶段作一个精确描述，都十分不容易。因为，当代文学是一直不断地生长着的，时刻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这30年，不仅是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学，尤其是小说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涌现出很多杰出的作家，都是值得分析的标本，这些作家中，莫言是一位佼佼者。在我看来，这30年当代汉语小说的发展，就如同中国的GDP总量在不断地追赶西方国家、到2009年已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三一样，我们的小说家也以30年的时间、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个文学思潮和流派，以学习、模仿、借鉴的方式挪移到汉语的写作语境中，并激发和创造出汉语文学本身的创造性因子，形成了文学爆破或者复兴的局面。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出生在山东高密县的农村，家庭人丁兴旺，但是，和当时的大多数中国农村家庭一样处于贫困之中，饥饿感是莫言小时候最强烈的印象。小学五年级，莫言就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回家务农。18岁的时候，他到高密县棉花加工厂当工人，21岁那一年应征入伍离开了家乡。在部队里，从战士、班长、教员、干事、创作员，一路到了副师级创作员，最早写作的短篇小说，因为他自己不满意，原稿都烧毁了。1984年到1986年，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作家班，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莫言转业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属的《检察日报》工作，后又调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专业的写作和研究，并兼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以上是莫言简单的履历。这些外部的履历显然在他的写作中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莫言自1981年开始正式发表文学作品，他最早刊发的是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在一份很不起眼的小杂志——河北保定市办的文学杂志《莲池》上。接着，他最早的几篇小说《丑兵》《因为孩子》《售棉大路》和《民间音乐》都发表在这家杂志上。这带给了莫言以巨大的鼓励，从此，他开始为人所注意，并走上了文学之路。在中国20世纪小说家中，从沈从文到孙犁、汪曾祺、贾平凹，有着一条清晰可见的地域文化小说的流派风格，而莫言的《民间音乐》，其中所弥漫着的空灵和氤氲的感觉，打动了老作家孙犁，获得了他的褒奖，他专门撰写了评论文章给予鼓励。这样，1984年，莫言就怀揣着孙犁的评论和那几篇小说，在著名作家徐怀中的赏识推举下，以优异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军队最高文学艺术学府深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莫言开始系统地阅读外国文学，在那个时期，深受加西亚·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以及阿斯塔菲耶夫和劳伦斯的小说的影响，逐渐地意识到自己的写作方向。1984年初冬，他写出了震动文坛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1985年第2期《中国作家》上，评论家冯牧随之主持召开了这篇小说的研讨会，在往临研讨会的一些评论家的一片赞扬之下，莫言由此一鸣惊人。

二

《透明的红萝卜》原来叫《金色的胡萝卜》，由当时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改成了《透明的红萝卜》，立即使小说饱含了一种别样的空灵和灵动感。小说来自莫言自己做的一个梦，他梦见了在一块开阔的胡萝卜地里，从一间草棚里走出来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身材丰满的姑娘，手里拿着一把鱼叉，鱼叉上叉着一根胡萝卜，迎着初升的金色太阳，向他走来。莫言醒来之后，久久地为这个梦中的形象和意象所激动。他用了两周的时间，就修改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描绘的是他的童年经验，主人公叫黑孩，黑孩幼年丧母，他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经历了外部世界的震撼性影响，但那些外部影响都是通过黑孩自己的感觉来书写的，以个人化的印象和感觉，细腻空灵地描绘了灾难和贫乏的年代带给少年内心的荒芜和惶惑。小说的故事讲述得并不完整，采取了片段式的叙述，需要读者自己去拼贴。最终，读者读完这部小说，留在内心的是一种关于童年回忆的氤氲和恍惚。莫言发挥了他所擅长的感觉的方式，将世界万物在一个孩子的内心印象，以感觉的笔触写出，老铁匠、小石匠、红衣姑娘和透明的红萝卜之间的关系，在黑孩的内心纠结成复杂的、关于世界的最初印象。《透明的红萝卜》在当时的汉语小说语境里出现，改变了当时小说所承载的现实、历史和文化清算与批判的老面目，以内省和感觉的语言方式，将小说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外部符号化写作，引领到更加注重内心和艺术品质的道路上。

1984年冬天，莫言还写出了中篇小说《红高粱》。这部后来由张艺谋改编成了同名电影而享誉全球的小说，创作动因很简单：在“军艺”召开的一次关于战争文学的研讨会上，有老作家充满了忧虑地说：“年青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因此，很难写好战争年代。”莫言初生牛犊不怕虎，他站起来发言：“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日本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他的发言被在场的人怀疑并且暗地里嗤之以鼻。但是不久，他就捧出了小说《红高粱》，立即引起了震动。小说的叙述方式十分独特，以“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方式，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结合起来，创造出贴近历史情景、复活历史想象的功效。小说讲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发生的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同时，还讲述了那个年代里浪漫、严酷和激情的爱情故事，对战争时期做了全新角度的阐释，小说本身也有着巨大的张力。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之后，接连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小说也获得了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于是，莫言一鼓作气，接连发表《红高粱家族》系列中的《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野种》《野人》等7部中篇小说。在《红高粱家族》的题记中，莫言写道：“谨以此书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我是你们的不肖子孙，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在1984年随后的几年间，对于莫言来说，是一个井喷时期，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他就在国内有影响的《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接连发表了《欢乐》《筑路》《爆炸》《金发婴儿》《红蝗》《大风》《白狗秋千架》等10多篇脍炙人口、想象力奇崛的中短篇小说；出版了3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4月版）、《天堂蒜薹之歌》（《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作家出版社同年4月版）和《十三步》（作家出版社同年12月版）。其中，我发现，《红高粱家族》在第一版是由7个相互关联、但内部结构松散的中篇构成，在后来的定版中，后面两个中篇《野种》和《野人》不见了，也许是因为，后者在叙述时间上已经延伸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和《红高粱家族》前5部的内部叙述时间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一致，因此，后来在编定文集的时候，莫言将《野种》和《野人》作为单独的中篇小说来处理了。

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可能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莫言的写作中的。小说取材于山东某县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县政府因为号召农民大种蒜薹，最终导致蒜薹丰收而无法被收购，愤怒的农民群起抗议，并冲击了县政府，将丰收之后的蒜薹都丢进县政府机关大院里。出身农民家庭的莫言听到这个消息，自然是义愤难平，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这部小说。在小说初版的题记中，他引用了斯大林的一句话：“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说家总是关心人的命运，却忘了关心自己的命运。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这句话莫言后来招认说是他杜撰的，但是他认为斯大林虽然没有确切地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内心里肯定是这么认为的。莫言以关心当下现实的无畏和激愤，写出了这部带有明显批判现实色彩的小说。在小说的结构上，使用了类似结构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民间艺人瞎子张扣的演唱词来“串场”，将虚构的这起蒜薹事件里的参与者高羊和高马兄弟的故事，穿插在其中，演绎了一出当代农村的生活悲剧。小说的叙述语调有着一种明快、迅疾的节奏，在小说的结尾，将这起事件的报道作为对小说人物命运的呼应而结束，体现出莫言作为一个当代作家的正义、良心和关心社会现实的责任感。

长篇小说《十三步》是一部带有实验性的小说。它从一位中学老师方富贵在讲课的时候突然猝死，引发了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死在社会上牵引出的各种反响，将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殊的中国文化和人的基本生态呈现了出来。莫言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似乎进入到一种忘我和无我的境地，他自由地使用人称的转换和场景的转换，人物内心的独白和社会群体的喧哗，多个声音一起喧响。在小说中，第二人称的运用驾轻就熟，将活人的世界和死人的感受全部汇合在一起，对知识分子的悲剧性打量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带给我们关于人生的悲剧性思考。

1993年，莫言出版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酒国》。小说在刚出版的时候，并未引起注意，但在后来，这部小说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在我看来，《酒国》文体庞杂，是一部非常明显地结合了侦探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还带有后现代小说和元小说的艺术特点，因此，它既是一部小说，又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中间夹杂了大量作者和一个文学青年李一斗关于文学创作的通信和李一斗自己的文章。同时，又将莫言那奇崛的想象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注入其中。小说借用了侦探小说的外壳，描述检察院侦察员丁钩儿前往一家煤矿调查一桩吃婴事件，并且在权力、美酒和女人之间周旋的故事。在结构上，莫言尝试了多条线索共同推进，构成了互文性，既虚构了一个小说，又以探讨小说的写法的方式，最终解构了小说，使小说具有了庞杂的、多重的结构、主题和意义。小说还探讨了中国国民性，探讨了中国人喜欢喝酒的原因，因此，它在多年之后依旧是最值得研究的莫言的小说之一。《酒国》在2001年获得了法国“儒尔·巴泰雍”外国文学奖。

1993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食草家族》，在小说的题记中，莫言说：“这本书是我于1987—1989年间陆续完成的。书中表达了我渴望通过吃草净化灵魂的强烈愿望，表达了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膜拜，表达了我对蹼膜的恐惧，表达了我对性爱与暴力的看法，表达了我对传说和神话的理解，当然也表达了我的爱与恨，当然也袒露了我的灵魂，丑的和美的，光明的和阴晦的，浮在水面的冰和潜在水下的冰，梦境与现实。”和以中篇小说串起来的《红高粱家族》一样，《食草家族》在结构上是由几个中短篇小说构成，但它们都有着同一的语调、主题和语感。《食草家族》显然和神话、梦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它远离了历史和现实的层面，而是进入到一个地域、一个种群生活的神话原型和传说里去了。《食草家族》由六个章节构成：《红蝗》《玫瑰玫瑰香气扑鼻》《生蹼的祖先》《复仇记》《二姑随后就到》《马驹横穿沼泽》。其中，从篇幅上看，《马驹横穿沼泽》是一个短篇，其他五个是中篇。阅读这部小说，我们似乎进入到一片洪荒的世界中，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还在吃草，刚刚从水世界里进化到岸上，为了脚趾间是否还残存着进化未完成的脚蹼而感到恐惧。那是一个原始的、地域文化的、神话和民俗的、巫术横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所熟悉的20世纪的中国历史的一些片段被镶嵌进去，具体的历史时间段是模糊的，但是却又是可以感觉到的。人性的、历史的、梦境的、现实的、神话的、民俗的、爱情的、暴力的、权力的和慈爱的，都在一个平面上，以六个侧面的方式展开来，而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都是进入这部小说的门径，随你解读。

三

莫言72岁的母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一年之后，他开始写作他最具雄心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这部60万字的巨著在《大家》杂志上连载，并且获得了该杂志的10万元文学大奖。作家出版社于同年12月出版了单行本，不久，就遭到了文化保守势力的批判。首先，《丰乳肥臀》这部小说的书名就使得那些卫道士们感到恼怒。其实，这个书名就是“母亲大地”的意思。它是一部献给中国母亲的颂歌，是一部饱含了浪漫色彩和历史伤痛的小说，它篇幅巨大，主题宏阔。莫言想借助这部小说表达他对母亲和大地、对饱经沧桑、饱受蹂躏的20世纪中国人民的景仰。小说塑造了上官鲁氏这个母亲形象，她活到了95岁，经历了20世纪各种政治、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磨难，艰难地生育了8个女儿和1个儿子，晚年信仰基督教。小说的核心人物是她的第九个孩子上官金童，他一出生，就迷恋母亲的乳房，后来得了现代生理学所说的“恋乳癖”，只要离开女人的乳房，他就没法生活，从而成为小说中一个核心象征。小说中，母亲养育孩子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在个体生命的身上打下深刻烙印的历史。小说中，在中国大地上较量和驰骋的各种力量，共产党、国民党、游击队、土匪、日本侵略军、地主、传教士等纷纷登场，以各种关系纠葛和缠斗着，演绎着历史和生命的激情与荒谬。最终，莫言通过这部小说，将20世纪尤其是后半叶的中国大地上的风云变幻，以种种人物命运的纠葛呈现了出来。男人如同落叶一样在历史中飘零，而母亲则如大树一样顽强生活，并且不断地生儿育女。小说有着宏大的内部结构和追求，我想，应该是印证和达到了哈金所说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水准。莫言自己说：“《丰乳肥臀》集中地表达了我对历史、乡土、生命等古老问题的看法，毫无疑问，《丰乳肥臀》是我文学殿堂里一块最重的基石，一旦抽掉这块基石，整座殿堂就会倒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丰乳肥臀》在当时被攻击和批判，还是影响了莫言的写作，导致他心绪不佳，在1995、1996、1997年三年中，只写了一出话剧《霸王别姬》。

1997年底，莫言由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工作，稍后，于次年开始，又接连发表了《牛》《师傅越来越幽默》《30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野骡子》《拇指铐》《蝗虫奇谈》《司令的女人》等10多篇中短篇小说，出版了散文集《会唱歌的墙》。1999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红树林》。《红树林》是一部当代题材的作品，这和莫言转业到《检察日报》并负责影视剧本创作的工作有关。我认为，这是莫言的长篇小说中水准最低的一部，这可能跟迁就了影视剧有关系。一开始，我甚至怀疑这就是一部电视剧的剧本，但是，阅读之后，根据结构、语言、形式和语调来判断，我觉得，这还是一部小说。《红树林》讲述了南部省份的一桩案件，可以说，是一部带有社会犯罪小说和侦破小说的外形，但其内里还是有着强烈批判现实精神的作品。不过，主题先行和作者对题材本身的陌生——它离开了莫言所熟悉的山东高密东北乡这个他所缔造的文学故乡和国度，写起了在海南生产珍珠的姑娘，写起了濒临灭绝遭到了大面积破坏的红树林，和由此导致的刑事案件，自然有点别扭。当莫言离开了对故乡的叙述和打量，他立即显得气脉不足，因此《红树林》是比较一般的作品，不过，由于其高超的叙述技巧和语言风格，并不失莫言的水准罢了。

2001年，莫言出版了长篇小说《檀香刑》，这是莫言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在20多年的写作经验积累之后，莫言打算跃上更高的台阶，于是，《檀香刑》果然达到了新高度。总体看，《檀香刑》是一部历史小说，但又是一部当代小说。最近30年出版的大量历史小说中，我看到的，都是那些描绘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伪历史小说，这些小说有着一种媚俗的气息，大都沦为了休闲读物，丧失了历史批判的激情和对历史情境的文学呈现，都在外部打转。而《檀香刑》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杰作，它打着历史小说的幌子，却颠覆了历史小说，同时，又从本土文化历史资源中获取了创造性灵感和源泉。按照莫言自己的说法，他要在这部小说的结构和叙述上“大踏步撤退”——在结构上，它分为“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将中国传统小说结构化为自我结构，章节的安排和古代章回小说有呼应关系，但是又真正地抵达了现代小说的终点。表面上看，它从传统的中国小说，甚至是民间文学当中吸取了相当的营养成分，有很多民间说部的外型，也有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子。而且，这部小说首先强调了声音，对声音的强调恰恰是现代小说的特点，莫言写这本书的时候，着重写了内心的声音、火车的声音、地方戏猫腔的声音，这些声音带着历史的全部信息，这声调高低、音质各异的声音，不断地把小说的叙述推向了真正的高潮。它的大部分叙述，都由小说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构成——在小说的第一和第三部分，全都是主人公自己来叙述故事的来龙去脉。在叙述人的讲述当中，小说的内部时间也不是线性的，而是交叉重叠的，从过去回到了未来，又从未来回到了现在和过去，从而把一个发生在1900年清朝即将结束统治的历史事件描绘得异常鲜艳和复杂、激越和斑驳、生动和宏阔。对小说内部时间的探询、对小说内部空间的探索，是20世纪以来西方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后现代主义小说所着力突破的地方，莫言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对此显然已经了然于心。小说中，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批判非常激烈和彻底；比如对凌迟和檀香刑这样的中国古人所发明的酷刑的逼真描绘，是小说最触目惊心的地方。阅读这样的章节，是需要读者有强健的神经的。对酷刑的真切描绘，是莫言的小说叙事走向狂欢化的高潮叙述的最后铺垫。而狂欢化的叙事，在莫言过去的小说杰作当中，像在《红高粱》《欢乐》《食草家族》以及《天堂蒜薹之歌》里，都有着那样一种狂欢的叙述语调和氛围。在《檀香刑》当中，莫言再次找到了这种狂欢化叙述的调子，通过把小说人物逐渐推向行刑台进行凌迟，从而让小说主人公把一出无比悲壮的历史话剧在一阵紧似一阵的语言的激流里，推向了大结局的大悲大喜的高潮乐章之中——在小说的结尾，几个主人公全部在行刑场所出现，这一幕就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场景汇总那样，所有紧紧纠缠的人物关系，都一次了断了，在一个舞台上全部有所交代，达到了最终的、死亡的狂欢之后的平静与死寂，小说也就完美地结束了。

这部小说给我的感受很复杂，从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影响莫言的各种元素：传统说部、民间说唱、意识流、莎士比亚戏剧、魔幻现实主义、地方史志，等等。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在评论这部小说的时候说：“莫言已成‘正典’。他巨大的胃口、充沛的体能，他的欢乐和残忍，他的宽阔、绚烂，乃至他的古怪，20多年来一直是现代汉语文学的重要景观，《檀香刑》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从小说的第二句开始一直到小说的最后一句，莫言一退十万八千里，他以惊人的规模、惊人的革命彻底把小说带回了他的故乡高密，带回中国人的耳边和嘴边，带回我们古典和乡土的伟大传统的地平线。《檀香刑》是21世纪第一部重要的中国小说，它的出现体现着历史的对称之美，莫言也不再是一个小说家，他成为了说书人。”李敬泽给予《檀香刑》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它将是一个标杆，是我们从传统文学文化资源中获得再生性力量的一个开端，“它写出的是我们的历史，但它也在形成文化和文学的未来的历史”。

四

2003年，莫言出版了他的第九部长篇小说《四十一炮》。这部小说系由莫言过去的一个中篇小说《野骡子》发展而来。当地人喜欢把吹牛撒谎的人叫“炮孩子”，小说是第一人称叙述，讲述主人公罗小通这个“炮孩子”在一座庙宇中，向一个和尚讲述他童年遭遇。他的讲述真真假假，谎言和夸张、真实和掩饰都有。罗小通的身体长大了，但是精神状态却留在了童年状态里，这种样子刚好和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里面的侏儒奥斯卡身体处于儿童的状态、精神却已经是成人相反。莫言显然受到了启发，并且反其道而行之，将罗小通这么一个对成人世界感到恐惧的少年的讲述滔滔不绝地铺陈而出，把一个作家对少年时代的留恋，对童年时光的回忆，以及对眼下这个被权力不断地破坏的世界，都做了变形的展现。小说中，总是有着一种难言的悲戚和义愤，在小说的最后，似乎是在想象中，罗小通向他厌恶的各种人开了41炮，射出了41发炮弹，把他厌恶的一切炸得粉碎。于是，一种在讲述中完成的少年记忆的复原图，就构成了现在的小说《四十一炮》。这部小说为莫言摘取了2004年度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不过，自《檀香刑》出版之后，人们期待着莫言对自己能够有更大的超越，但是《四十一炮》还不能构成这种超越。

到了2006年，莫言出版了他的第10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形成了某种再度超越自我的架势。《生死疲劳》使莫言再度回到对多变、复杂、荒诞和鬼魅的中国现当代史的讲述当中。莫言总是能够为自己的小说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如果他没有找到某种让他兴奋的形式，即使小说已经开工了，他也会突然兴味索然，停工不干了。在和莫言的一次交谈中，他告诉我，他曾经有过写了10万字，忽然就再也写不下去、完全推翻了初稿的经历。《生死疲劳》套用了佛教里的六道轮回的故事。地主西门闹被枪毙之后，在随后的岁月里不断地转生为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蓝千岁，在他（它）转生的过程中，中国当代农村历史的风云变幻戏剧性地在他（它）的眼睛里重现。小说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和“结局与开端”，形式上采取了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的形式，除了第五章，每一个章节都有对称的章回回目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处，叙述似乎回到了起点，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和小说的开头完全一样，从而形成了一个叙述的圆环。《生死疲劳》的叙述依旧保持着一种狂欢的语调，把地主西门闹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讲述得充满了令人叹息的狂笑和悲喜。人生的生死悲欣、欢乐与苦难的互相转换，如同慈悲的大河，缓慢地流过我们的脑海。莫言是有野心的，他通过《生死疲劳》完成了对中国半个世纪土地问题和农民命运的一个重新讲述，并创作出了中国人经验中的史诗篇章。尽管有人说这部小说显得过于粗砺，但我仍旧觉得，在莫言的小说中，《生死疲劳》是一部上乘之作，是可以和拉什迪的杰作《午夜的孩子》相媲美的作品，是21世纪一部很重要的汉语小说。这部小说获得了《十月》优秀作品奖（2007年）、香港“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2008年）等奖项。

仔细阅读莫言的10部长篇小说，我觉得，从《檀香刑》《红高粱家族》到《丰乳肥臀》再到《生死疲劳》，这4部长篇小说从内部的叙述时间上有着连续性，即从1900年一直到2000年这100年。有些小说的情节，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这4部小说加起来共170万字左右，也许可以看成是一个更加巨大的小说，它所使用的文学技法，包括了中国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民间说唱文学、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等混杂元素，共同构成了一幅人物众多、命运跌宕、波澜壮阔的画卷。其他6部长篇小说中，《天堂蒜薹之歌》《酒国》《红树林》，对当代中国社会注入了强烈关切，在手法上将结构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荒诞小说的特点结合。而《十三步》《食草家族》和《四十一炮》，则分别从叙述人称、神话原型和意识流与声音的多层次展示来进行的文学实验之作，对地域文化和神话、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对童年记忆的深刻还原，都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也是很好的作品。

莫言的小说总是有着巨大的雄心。他的小说有着大象一样的体量和气质，他的讲述总是如同大河一样泥沙俱下，滚滚而来，因此，精致和婉约、拘谨和小心绝不是莫言的美学风格。他的小说反而逐渐地获得了一种中国新小说的气派，因为，他的小说从故乡出发，又超越了“故乡”，表述了20世纪中国人复杂的经验，并传达出了中国精神。莫言关于文学的理论，有两篇文章值得特别关注。一篇是《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在这篇文章里，莫言谈到了长篇小说的长度、难度和密度是长篇小说保持自己尊严的标志，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作家的热烈响应。还有一篇文章，是他的演讲词《试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九大关系》，分别从文学和阶级、文学和政治、文学和生活、文学的思想性、文学和作家的人格、文学与继承和创新、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上述问题的看法，生动而妙趣横生。莫言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当代中国作家之一，他获得过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并继巴金之后，成为第二个获得了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的中国作家，其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在很多国家出版，为中国当代文学争得了世界性声誉，并且多次被大江健三郎等作家和学者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自《檀香刑》出版后，莫言就宣称，他要“大踏步地撤退”，撤退到从中国本土、古代和民间中去寻找小说再生样式的状态里，因此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我想，敏感而才华横溢的莫言这么做，绝对是意识到了当代汉语小说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语言还是形式，无论是主题还是内容，都因受到了过多西方小说的影响而显得欧化了。因此，要写出“中国气派”的小说，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必须从自己的文化资源里、从故乡民间文化中寻找再生性资源。这谈何容易啊，但莫言做到了。在他晚近的小说中，在某种中国小说的形式外壳中，都洋溢着一种现代精神。可以说，莫言从欧洲、美洲和亚洲作家那里，借鉴了很多小说的技法、形式和美学观点，创造性地写出了独特的、有着鲜明的自我烙印的作品。他强有力地将“小说的大陆漂移”这个命题进行了续写，并把世界的目光转移到了亚洲，转移到了中国，使一片神奇的、苦难的、光芒四射的大陆——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文学的新形象，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浮现出来。

（《杉乡文学》201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