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与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

莫言

我1955年出生于中国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今年已经57岁。按照我们老家人的观念，50岁就应该算个老人啦，但我总感觉到自己还没有长大，总感觉到人生的道路还很漫长，文学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这非常滑稽，但小说家能够保持一颗童心，也许是件好事吧。

我5岁的时候，1960年，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苦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一阵阵地紧缩。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有一段时间里，村子里有几个女人连续自杀了，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徒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某些本质的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

我读书到小学五年级，因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而被赶出了校门。那时候我只有11岁，参加不了沉重的劳动，只能到荒原上去放牧牛羊。当我赶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与我同龄的孩子们在校园里嬉笑打闹时，心中充满难以名状的痛苦。我非常希望读书，但我已经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到了荒地里，我把牛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着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在天上叫的声音。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的。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像。我们那地方流传着很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到湛蓝的牛眼和映在牛眼里我的倒影。有时候牛会把我拱到一边，因为我妨碍了它吃草。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试图与还在吃草的牛谈心，但鸟儿不理我，牛也不理我。我只好继续幻想。许多年后，我成为了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到了小说里。许多人夸奖我想象力丰富，甚至有人夸张地说我是中国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也有许多文学爱好者希望我告诉他们如何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我曾经说过，我最初的写作动机，既不高尚也不严肃，我也曾说过，我之所以要写作，是因为我想过上一天三顿吃饺子的幸福生活。对不起，又与饥饿、与食物有关。我也曾经说过，之所以写作，是想挣点稿费，买一双皮鞋，买一块手表，回村去吸引姑娘们的目光。对不起，依然很庸俗，很功利。但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已经有条件实现每天三顿吃饺子的梦想，我已经不愿穿皮鞋不愿戴手表，但我的写作一直在继续，这不得不使我认真地审视，到底什么是我真正的写作目的？我回顾了几十年来的写作经历，观照了我目前的写作和心理状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真正的写作动机，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是想用小说的方式，表达我内心深处对社会、对人生的真实想法，这也是中国作家巴金先生晚年所大力倡导的“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的意思。另外，我认为，对小说这门艺术的迷恋和探险般的试验与创新，是支持着我不断写作的力量源泉。

我从小就不乏说真话的勇气，甚至可以说，说真话是我的天性，但我的勇气和我的天性在我少年时期遭到了挫折和压抑。那是一个一句话说不好就可能带来灾难的时代，我的母亲对我喜欢说话的天性忧心忡忡，她一再告诫我要少说话。这也是我后来更名为“莫言”的原因。我更换了名字，但我并没有改掉天性，只要我一拿起笔，话语就如决堤的江河滔滔而出。我想，少年时期我少说了的话，都在后来的写作中，变本加厉地得到了补偿。

从我少年时期，我就感到社会上，包括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两套话语体系。这种现象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人们在公开场合说的是冠冕堂皇的假话，明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要歌颂美好幸福的生活，明明对某些人满怀感激却要当众骂他们猪狗不如，明明对某些人恨之入骨却要对他们感恩戴德。只有到了家里，面对着自己的亲人，人们才开始说一些与事物的真实面貌相符的真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甚至到了现在，说假话、空话、大话，一直受到褒奖和鼓励；而说真话则会受到压制、打击和残酷的迫害。这就使整个社会充满了诸如一亩水稻生产12万斤稻米的谎言，这就使许多人丧失了说真话的勇气和能力，这就使整个社会弄虚作假成风，事实的真相被歪曲、遮蔽。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文学，也只能是虚假的文学。而这种粉饰现实的虚假文学，长期占据文学的中心地位，只有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当我们这批作家崭露头角之后，这种现象才得以逐步纠正。

我从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登上文坛，一直到2006年发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20多年来，人们对我的创作，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赞扬者认为我开辟了中国文学新的时代，批评者认为我的作品里展示了残酷，暴露了丑恶，缺少美好与理想。我欢迎批评，但我决不盲从。我认为敢于展示残酷和暴露丑恶是一个作家的良知和勇气的表现，只有正视生活中的和人性中的黑暗与丑恶，才能彰显光明与美好，才能使人们透过现实的黑暗云雾看到理想的光芒。

当然，我的小说引发赞誉和批评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我无畏地写出了社会和人生的真相，还因为我大胆地借鉴和学习了西方文学中的技巧，像福克纳、海明威、卡森·麦卡勒斯、斯坦贝克、菲茨杰拉德、诺曼·梅勒、索尔·贝娄、厄普代克、托尼·莫尼森、菲利普·罗斯等美国作家的作品，都对我的创作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我曾经多次说过，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一个句子“他嗅到了冰的气味”，激发了我的灵感，使我写出了很多篇小说。他虚构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郡，则使我认识到，一个作家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学地理，建立一个虚构的文学共和国。于是，在我的小说里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的地理名称。从此，我就像一个演员登上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我就像一个穷小子得到了一把打开宝库的钥匙；写不尽的故事，从文学的高密东北乡像河水一样奔涌而出。我与我的同行们的锐意创新，引发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革命。许多评论家都在关注、研究我的创作，他们有的把我归为“寻根派”，有的把我划为“先锋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新感觉派”，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有的认为我是中国的“意识流”，但我不停地变化，使他们的定义都变得以偏概全。我是一条不愿意被他们网住的鱼。

经历过这个向西方文学广泛学习和借鉴的阶段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这样做并不是对学习西方的否定，而是进一步的肯定。因为，只有广泛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之后，才能获得一种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参照体系，才可能在比较中发现东西方文学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才能够写出具有创新意识的既是中国的又是亚洲的和世界的文学。

人类社会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要保存旧的事物，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新的事物。只有充分交流，互相学习，才可能创造出新的文化与艺术。我相信，在本世纪，亚洲文化必将产生更大的影响，作为亚洲文学重要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也必将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繁荣将改变世界文学的格局。

在当今这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世界上，文学的影响正在日渐式微，这是一个令人痛心但又无法改变的事实。文学不能解决军事冲突，文学不能制止恐怖行为，文学也不能解决金融危机。面对着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问题，文学都是没有力量的，但文学不应该自动退席，文学家不能退缩到地洞里保全自己，文学家应该积极地关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用文学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文学家应该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和立场上，思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这声音将是非常微弱的，甚至是被人嗤笑的，但如果没有了这些声音，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单调。

（《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