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治州县，不为俗吏
宋人笔记《默记》载：按照科举考官们原本的意思，王安石应该排名第一，王珪排第二，韩绛排第三，杨寘排第四。仁宗审定时，发现第一名的卷子中用了《尚书》“孺子其朋”的典故，认为是忌语，将其划掉。仁宗又看第二名的试卷，认为不错，但按当时的规定，已有官职的人不能当状元，王珪在职，也被划掉。第三名韩绛也在职，仁宗于是钦点第四名杨寘为状元。
依本朝惯例，进士考试中取得较高名次，通常是前五名的，在外地任职期满一任后，就可进呈著述，申请京中馆职（馆职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官之统称）。馆职是跻身高级官员的捷径，一般符合条件的士大夫都会循例申请，王安石虽具备条件，但从未提出过。
王安石在签署淮南判官任上届满，被诏回京师，任大理评事。1047年年初，二十七岁的王安石改任两浙路明州鄞县知县，七月，到达鄞州，独当一县。
王安石初任的签署淮南判官一职是州府长官的幕僚，主要是抄抄写写一类工作。知县则是一县主官，凡行政、财政、司法、治安、民政、教育、民俗教化等都在其职责范围。这是王安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大考。
本朝县的长官称县令。遇有繁难大县，皇帝有时直接派京官带本官去掌管，有别于县的本官县令，称“知县”。县官三年一任，由吏部四选负责选拔，人选以进士出身为主，凡恩荫补官的，须经基层历练、考试、上级长官保荐等，才能任官，入粟补官者一概不许充任。而未担任县官的，不能升迁为知州、通判等更高级别的地方长官。
县官是亲民官，大小事务须亲力亲为。宋初，太祖集权于上，削弱地方，地方赋税除小部分作为地方必要的开支，大部分由中央掌控。县官不仅要对上级知州、通判负责，还要接受“监司”的考核监督。因此，县官被许多士人视为畏途，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县官长时间空缺无人履职的现象。
鄞县是明州治所，地处东南沿海，五代十国时，吴越曾在此屯军，修筑过一些水利设施，因年久失修，大都淤废。此地虽有鱼盐之利，但久旱少雨，百姓时有饥荒之虞。
十月，王安石致信两浙转运使杜杞，表示要“乘人之有余，及其暇时，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十一月，他从县城出发，历时十一天，跑了东西十四个乡，考察水利。农历十一月的鄞县已入冬，天寒地冻，王安石此行跋山涉水，栉风沐雨，行程密集。
王安石惜字如金，却在《鄞县经游记》中详记了这次考察全程，明人茅坤点评此文时感叹说：“县令如此，知非俗吏已。”
此次出行后，王安石利用农闲，很快组织十万民工，建造海塘，疏浚东钱湖，外捍海潮，内蓄淡水，解除了困扰乡民多年的水旱之苦。
鄞县号称“大邑”，但民生维艰。在青黄不接、饥寒交迫时，许多乡民不得不以田地作为抵押，向豪强借贷，遭受高利贷盘剥，以致失去土地。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一旦失去，便失去生存的依靠。到任鄞州的第二年春季，王安石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乡民，约定秋收后，加二分利息连本还清。这个做法一举两利，既帮乡民度过春荒，又使官仓的陈粮换成新粮。
1047年三月，因久旱无雨，仁宗下诏令中外官员“共指当世切务，实封条上”。王安石应诏向江淮荆湖两浙制置发运判官马遵写信说：家要富，得资产于国；国要富，要靠天下的财富；天下要富，必靠天地之财。他打比喻说，不出门外广求财源，而在家门内与其子交易，即使把儿子的财富全得到也不能富。这是王安石早年的一篇专论财经问题的文章，茅坤点评说：“论理财是荆公本色。”
宋朝实行盐茶专卖，严禁私人煮盐，但浙东路不少百姓为生活所迫仍铤而走险，偷煮私盐。1049年，浙东转运司下文，要求所辖各县吏民定期交钱，悬赏揭发私自造盐、贩盐的人。接到公文后，王安石致书两浙转运使、右司谏孙甫，提出反对。王安石认为，鄞县百姓缺钱，许多人只能靠卖田交钱。官府奖励相互告发，这是“重告讦之利以败俗，广诛求之害，以失百姓之心。”专卖制度表面上使朝廷得利，实际令下面的百姓受损，上面也无从真正得利，结果公私皆困。
王安石深感当地的教育文化落后，不利于人才培养和移风易俗，于是他首创县学，邀请邻县慈溪的饱学之士杜醇充当教谕。
鄞县成为王安石的改革试验田，他的理财思想也在这时萌发，熙宁变法中实施的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科举改革等，都有他治鄞县的影子。《邵氏闻见录》载：“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为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
治鄞县给予了王安石经验与信心，他以民生为念，勇于改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大考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并且赢得了当地百姓的爱戴。他离任后，鄞县百姓集资为他修建祠庙，即使在后来朝廷发起清算王安石的运动，祭祀活动仍不绝，一直延续至清代。
《鄞县志》记载了撰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的一段话，对王安石治鄞县给予了极高评价，其文说：“故相国荆文王公，庆历中尝以廷尉评事来为鄞令。于时，年甚少，气甚锐，而学甚富，其志意之所存远矣。蕞尔一邑，固区区者，宜若无足以为。而公初无不屑之心，日夜惟以为民兴利除害为事。跨今盖一百九年矣，而其所兴造之迹尚班班可考。遗民子孙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
返回京师后，王安石被授为殿中丞。1051年，朝廷特赐召试甄擢，王安石一再推辞。不久，外任舒州通判。
舒州是大别山区一座环境清幽的山城，这里为春秋时期皖国封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王安石深入各地体察民情，他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高峰。
在《感事》诗中，王安石写道：“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
在《兼并》诗中，王安石分析民生凋敝的原因：“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苏辙晚年时指责这首诗为“诗祸”，认为王安石“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青苗法实行后，“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足见这首诗在当时的影响。
数月后，欧阳修又荐他充馆职，朝廷要他召试赴阙，他上《乞免就试状》谢辞。
1054年三月，王安石舒州任满，回京除集贤校理，他再次以“家贫口重”为由，四次上书力辞。朝廷改任群牧判官，王安石仍力辞，后在欧阳修劝诫下，接受任命。
群牧判官负责全国马政，待遇优厚，王安石心有他属，不断向朝廷上书，终于在1057年七月，出知常州。
常州属两浙路，地处全国最富庶的太湖地区，物产丰盈，是漕运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对支持京师用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江南运河自镇江至杭州长八百里，从春秋、秦、汉陆续开凿，至隋炀帝时改进扩大，全线开通，成为东南地区最重要的南北航道。但常州一带地势复杂，高低不平，加之河道日久淤塞，水流不畅，既影响漕运，又极易引发水患。
王安石到任不久，即从所辖各县调集民工，疏浚境内运河。司马光之兄司马旦时任宜兴县令，受常州管辖，他极力反对开浚工程，认为劳民伤财。此时，恰逢秋雨连绵不断，督工者纷纷托病不就，夫役叫苦不迭。王安石只好宣布停工，开浚运河一事，就此作罢。王安石本想在常州久任，但不到一年，1058年二月便被调往饶州，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
1058年十月，王安石接到调他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的诏令，他上书宰相富弼，请求到州郡为官。富弼没有理会。
在三司度支判官任上，王安石写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朝野引起震动。这一时期，王安石还写了著名的咏史诗《明妃曲》，诗中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认为，失去宠爱的阿娇留在宫中，还不如远嫁的王昭君。其深意在于：如果不受皇帝赏识，即便身处朝堂，也无异于被贬他方。这或许可以用以解释王安石长期谋求外任的原因。
宋朝地方官三年一易，任满即调离，加之实行回避，本地人不许在本地当官，因此，宋朝没有真正的“地方官”。三年一易固然有利于防止官员结党营私，却引发了一个制度性问题——官员们难以真正熟悉一方。
王安石入仕后长期在江南地方为官，从幕僚当到知县、知州，再到路一级的监司长官，有了解地方，熟悉基层的考虑。王安石后来也在中央朝廷的多个衙门工作，成为深谙中央、地方政府运作的高级职业文官，这为其日后晋身王朝的政治中枢准备了条件。
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