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
我的启蒙，按传统说法从识字开始，是六岁的时候，到离家三里路的村小上学。
那是1968年的春季，洪水退去不久，万木依旧凋零，村落茅草房东倒西歪，冷风中如蜷伏的拾荒者。正是青黄不接时，老师靠着墙一任太阳照着发青的脸。百十个学生最有生气，嬉戏打闹，一边手提空荡荡的大裤子，一边抽吸着鼻涕，呼吸间显示鼻孔下方鲜红的印槽。书念的是“毛主席万岁”，回家是霉点丛丛的灰白色山芋干，挨饿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
关键是在学校念不到书。
父亲就开始在家里补教我一些东西。所谓“补教”，就是白天我依旧是上学嬉戏，早晚他教我习字，背诵诗文。我的父亲少年时读了十年的私塾。他的老师是他的外公，江苏扬州西北方向里下河地区较有名气的先生。父亲读了十年，随后就接过老外公的班也教了十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停学。私塾的那一套大家都知道的，典型的便是三味书屋的情景吧。不过在我，在我们家低矮的草房里，在父亲，是根本比不上三味书屋的。我相当的孤冷，清晨六时即起，趴伏在面北的窗边的书桌上，在废报纸上临写父亲写好第一行的字（中楷）。冬天的风先刷过北边水塘的冰面，再从细密的苦楝树林里分成细韧的丝线从土墙隙缝穿过，亲临我的腹部。小时候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腹部冷，原来是上身一个小棉袄，下身一条大棉裤，贴身无软绵内衣，因此腹部是两不管的地带，易感冷风很是自然。当然，早上也是空腹的。我一天天写，一天天写。写好字，父亲就来画圈，整体好的，整个字就圈上；一半好的，一半圈上；一角好的，一角圈上。我静静地看父亲画圈。他的五个手指有四个分别用布条裹住，褐色的血迹隐隐可以看到。原来他在冬天里是靠编芦席维持生计的。虽然他有一肚子学问，但在乡间，学问并不值钱。除了编芦席，父亲还学会了炸油条，养猪。尤其是养猪，一窝窝的小猪仔呀，肥壮可爱。他在另一间屋里蹲在地上打芦席，手在芦柴片里翻转，腾挪，舞蹈。于是便经常被划破。这样一双粗糙的手，拿起羊毫批阅居然还是那样的灵巧，如有神助，气韵天成。羊毫尖轻快地行走，椭圆形的大大小小的个个饱满的红色圈圈在我写的字上滚动。正如我家的鸡不停地生蛋。鸡生完蛋都要咕咕嗒咕咕嗒叫几声，父亲也是，批完了也要咕咕。由于练了字，我虽未成为书法家，但毕竟养成了笔性。笔性者，手指上的笔意也。眼见一物，心生一字，手指也就习惯地划一划。这对于我，手上的书写敏感，无疑是生命里悄然而生的小小触须。我现在仍然固执，不用电脑，生怕键盘磨去了我手指上的笔意。杨丽萍有杨丽萍的手指，李云迪有李云迪的手指，铜匠有铜匠的手指，我也有我的手指。
上灯，喝粥，读书。父亲教我《古文观止》。四卷本，纸硬而黄。这是他少年时读的，后来用来教过他的弟子，现在展开在黄黄的灯光下用来教我了。先是短小的，描写的；再是长篇的，议论的。繁体，竖排，圈点。他教一句，我读一句；他讲一句，我听一句。读读，讲讲，背背，抄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似乎是浑茫一片，只有少量词句不停地在脑海里翻转、跳跃。后来我上芜湖师专读中文，读《中国历代文选》等，一看到标题，咦！还真是怪异无比，以前浑浑茫茫背诵的篇章，全都像一群饥饿的猪仔挤在猪栏栅口向着我浅吟低唱。直到现今我在课堂上讲古文，苏轼也好，韩愈也罢，我心里多熟悉呀，多亲切呀，全是一群拥在猪栏栅口的肥壮可爱的小猪。它们抗拒饥饿，当然也个个旋着短小尾巴浅吟低唱。随之，望江武昌湖上的一大片一大片青草味也都漫涌上我的心头了。
要老老实实坦白的是，当时，我并不愿意跟父亲在灯下读古诗文。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时不时地突然高声朗诵甚至吟唱起来，让我难为情。初，父亲教我轻声慢读的时候，只有两三个玩伴靠在家门口偷看，我偷瞄他们一眼，他们便抓耳挠腮起来。我很不好意思。少顷，父亲放声吟诵起来，成年的黑黑瘦瘦的乡民和十几个高高低低的少年全挤在门口，黑夜中一片戏谑的笑声。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是湖区，叫漳湖，属安徽省望江县。我的老家则在江苏省江都县。父亲用的是苏北的乡音呀，这是我当时感到最最难听的声音！白天与小伙伴游戏，小伙伴就会模仿我父亲的声音冒一句话出来，这在我是既羞且恨。特别是看到三五个村妇团在一处，时而头碰头议论，时而大笑，我就疑心她们是在嘲笑我家念书。
就是在这样的乡村背景下，我在父亲的逼迫下，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现在回想起来，只恨自己没有跟父亲多读多写一些。他的古文背得多熟啊，他的小楷写得多好啊。他可以把方格文稿纸的一个格子一分为四，写进四个间架和谐、笔画犀利、生机夺人的繁体字！当时我悄悄模仿，也有几分痴呆的劲儿。唉，可惜，初中过后，我就到高中住校上学去了。
结合我现在的工作看，我的这段幼学经历，确有几层启蒙意义。一是学，如果没有我这样的父亲，我必定失去打基础的时光。二是教，他当年给我上课的言行举止，一直活在我心上。父亲38岁生我，80岁与我永隔。对于他的记忆大多是他讲课的样子。比如他讲王勃“落霞”句时，朗诵的重音、节奏，始终在我耳边回荡；讲解时起身手舞足蹈，身影在墙上、地上游动与腾挪。煤油灯，灯花如豆，而他的身影却特别的高大。这样的一幅幅画面始终历历在目。我现在上课，手脚动作的幅度也很大，大约也遗传了我父亲的教师天性吧。三是思维。父亲教文，喜从一字一词入手。教我《郑伯克段于鄢》在花生地拔草之时。烈日当空，万籁俱寂。我和父亲半跪在地，拔除花生苗边的杂草。这草，父亲说叫“蔓”。一边说一边用手在沙地上划这个字。然后说出“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一句。再由句带出整个故事。我特别注意着手上从花生苗棵里或抠或抓或拔的草。这草的生命力真强，根部的沙土干燥如粉，它居然将金丝般的藤挥向沙地，此时的沙地滚烫滚烫的，沙中指甲大小的蛤蜊的碎片不经意地折射烈日的光芒。我现在上课也习惯于从字词入手，力求牵一发而动全身。父亲大约会想到我的教学也吐露着他当年的气息吧？四是人格。父亲在乡民之间是十分孤独的。为谋生计，他不能不辛苦劳作；但又坚守其读书人君子固穷的一面。他之前本是有了干部工作的，但个性又使他合不了群。唉，他的艰难，我过了50岁才稍稍明白。
1982年夏天，我20岁，远赴宣城寒亭当中学教师。带上的书不多，四整册《古文观止》、四残册《幼学》（杭县施锡轩编）、两厚册《辞海》（陆费逵主编）、一部《论语》（杨伯峻译注）、一本怀素和尚的食鱼帖和一本钟绍京小楷。这些书大都是父亲用过的教科书，《论语》和字帖是我买的。现在回过头来看，30年前带的这几册书现在依然是我工作和学习的支撑，也是我心灵成长的源泉。如果说父亲的耳提面命是对我的一度启蒙，那么这几本书对我的指导则是二度启蒙和三度启蒙。
你肯定不知道寒亭的，对吧？
浅灰色的暮霭下，远看便是墨绿的一大片杂树林，走近了，才知道树林一小堆一小堆的，林子里散落着几排旧瓦房。瓦色杂青，青中偶尔有一丝深红闪现。要看到这一抹深红，最好在夕阳半弱的时候。树下的小公鸡有了情绪，干哑地鸣一声，深红呼应着便在暮色中收色了。
这，就是我所怀念的寒亭中学。
寒亭是什么地方？它在哪里？我告诉你，从上海沿318国道西行至宣城再西行，20里长桥，40里寒亭。一个乡级小镇。
我住的这间房是我的天堂。地面是干黄板结的土，墙角长着一棵高30厘米左右鹅黄色的小树，原来这是墙外一棵树的根伸了过来，另辟了一路。天花板是芦席所铺。深秋的后半夜，如果你醒了过来，会听到上面有鼠蛇相搏的声音。有时是老鼠方阵出动吧，大约有几十双鼠脚所组成的步伐急速地在我所仰听的芦席天棚上哗哗地闪过去。学校没有自来水。吃用的水，自己到山坡下的河里去挑，一人一天一担足矣。
我在宣城呆了六年，先寒亭后杨柳。这六年，是我从教的起步期。如果从工作上看，差强人意。23岁，在北京《中学语文教学》和山西《语文教学通讯》分别发表文章；面向全县开课，全体高中教师都来指导。24岁到26岁间分别成为《语文教学通讯》“封面人物”、选入《语文学习》“点将台”（后改为“名录”）和《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新秀”栏目，完成《积累·思考·表达》书稿（后由语文出版社出版）。这些年的每一个月，我在全国四大语文期刊上同时发表文章，有时同一刊物同期发两三篇。我的激情来自哪里呢？父亲的《辞海》继续对我新一轮启蒙。
父亲送给我的《辞海》，每个夜晚都是我必定欣赏、阅读和对话的朋友。两册，约厚20厘米，纸脆而黄，用拇指的肚子轻顶左下角便自然翻开。父亲说过，《辞海》的解释是正解。在我，没有查的东西，翻读竟也有无穷的乐趣。随手一翻，随选一则词条，一读便有新知，便有心得，便有写作冲动，便有联想，便有超越的力量。灯光，光线如风。灯光呵，就如同春风发出号令，飞鸟从冰原上起飞了，泉水在石缝间远行了，新绿在残雪中拱起了，黑压压的文字全都在灯光下舒展身姿，挺立纸面了。生命的气息，扑面而来。一字下手，带出一组词条，若干词条又引导你想象和联想。上下四方，山川草木，文史科技，全都呈现出鲜活的画面，使你置身其中，恍惚如醉。有的词条带你走进幽谷深涧，感受碧水的冰凉；有的词条带你探视夜空的繁华，视线在中天碰触游移的星辰。有的词条如天外来客，如枝头红杏，如沙石击窗，如春水拍岸；有的词条如知交话别，如夕阳熔金，如肥猪拱土，如犍牛夜鸣……比如这个“冰”字，本作“仌”，冻也。冰炭，冰轮，冰霜，大多好解。冰翁呢？“妻父也”。冰檗呢？梁启超知道的，他的书斋叫“饮冰室”。冰檗，就是饮冰食檗，谓处境清苦。又指妇女苦节。一个“节”字出来了，词的意境也就翻进了一层。由此又想到“饭疏食，饮水”上来，体会颜乐。有趣的是，由“仌”想到“寒亭”的“寒”。寒字多么有趣呀：白屋贫了，人在屋子里，睡在草上，草之下有冰碴，有水印；寒意起了，人影在灯下蜷缩，故事纷至沓来，唐诗宋词也就分蘖成绿。总之，我就是这样使文字感召于我，使我痴迷于文字。旅途上，看到地名，先解字，再索取相关历史人物、诗文。几个小时的头脑风暴，串联相关内容大体上可以装上一麻袋。父亲与我在9月的艳阳天收获花生，一拔，二摘，三晒，四拣，第五道工序就是入袋。花生抵着袋壁，一片丰收的感觉呵！父亲会说“颗粒归仓”，特别要讲一个“归”字是何等的好。总之，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文字联想。
我读《论语》已30年了。恰巧可分三段，有三种读法。20岁到30岁，大体上是读“字”，我很认真地研读了杨伯峻的《论语词典》。30岁以后，大体上是读“理”，主要是研读教育教学的基本道理。后来出版《语文教学时习论》，“时习”就是由《论语》而来，所谈的想法和所做的教学探索，基本上都围绕着“时习”而展开。40岁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我读《论语》主要是读“人”。读孔子，读孔子弟子，读《论语》记叙的故事中人的表现，当然也包括用当代的眼光，思考“人”的教育问题。人，是一个思想者。近三年，我以“孔子思考论”为题为《上海教育》杂志写专栏，小有长进。
以上所讲的“三读”换言之就是我喜用的“回读”。三读，不过是各有侧重的读，很多情况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如果说“三读”是分段有重点地读的话，那么“回读”就是用思想贯穿“三读”，循环往复地生长思想地读。回者，转也。一是转过头回顾前读。前读后读打通，思想空间顿然焕发生机。如“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的“人”很值得琢磨，用“一般人”“别人”来解，字面意思而已。杨伯峻就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杨伯峻只能用“宪问”的“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的“人”来类解。这当然是很好的研究态度与方法。依照杨的方法，如果把“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拿来义纂，则我们的思想认识就更有活力和机趣了。二是把前后读演绎为思考方式：循环深思。我喻之为“挖井”。先开一大圈，在一平面上读；再挖一中圈，在新开的平面上读；续之又挖一小圈，又获得新平面，再读……如此深挖下去，就是不断接纳新水源的过程。挖井越深，接触的土层就越多；不同土层的水都可以源源而来，这，大概是“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又一情形吧。我写“孔子思考论”，先写“思考论”，由“思考”划出“思考与讨论的方式——问答”一块，于是写“问答论”;“问答”是由弟子与师之间展开的，不同弟子有不同“问答”，于是写“弟子论”；孔门弟子个性纷呈，充满理想，于是写“诗性论”；孔门弟子的诗性是由理想与志趣为动力系统的，于是写“志趣论”。如此等等，回也，转也，环也，进也。
读，写，我就是这样一头驴。写作之前，我都要打腹稿。打腹稿是在散步中完成的。薄暮时分，我沿陆家浜路向东步行，抵轮渡站，花五角钱上船，过江。再沿世博大道向南向西，一直走到卢浦大桥下的后滩。再搭乘中国馆3号线回家。这基本上是我每个周末的功课。当我搭上3号线时，一篇提纲基本拟就了，我就很轻松很饱满地回家了。天气好，看一眼江景。立在江边，看浦西的高楼在晚霞中安详地挺立着。货轮在江面驶过，波浪就像轻灵的雁阵向两岸荡漾，一片红霞常常在这雁阵的波浪上晕染开来。不过，也恰恰就在此时，我的思考恍惚症也不期而至。比如卢浦大桥，大概与《论语》与孔子没有什么关系吧？也未必。有一次，我就迷茫恍惚中想到那桥下走来一个人叫尾生。有人说尾生高直，就是因为他站立桥下守信用，因涨水而死。孔子对此怀疑，说，有人向他讨点醋，他不说自己没有，却到邻居那里转讨一点给人，他怎么算得上直爽呢？我就在3号线车上把这个故事反复回味几次。有时，想着想着，便又想到父亲。有一次，一下车，抬头只见我的父亲还真的在前面行走，那穿旧了的蓝色咔叽中山装，那咖啡色裤子，消瘦的样子。我快追几步，定睛一看，原来是别人家的老人。呜呼！恍兮惚兮，我非我乎？
黄荣华，1984年7月参加教育工作。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1984年毕业于江西九江师专，199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现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育组组长。2014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7年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教师奖。著有《穿行在汉字中》《生命体验与语文学习》《上海名师课堂·中学语文黄荣华卷》《中学古诗词鉴赏十讲》《诗自远方来·〈诗经〉二十六讲》等多种；主编《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现代传译课程》《中华古诗文阅读》《中华根文化·中学生读本》《著名中学师生推荐书系》等十多种；发表《语文学习的第一要素是生命体验》等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