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日本电影100年》中文版序

中国和希腊自古就有所谓事物表象的哲学认识。电影19世纪由法国人发明，后来作为一种西方的现代事物来到我们东亚的城市。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当时进电影院都是一种时髦的行为。当西方的观众对亚洲、非洲的异国情调叹为观止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心怀向往，通过银幕看到了将要到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榜样。

然而情况并不止于此。我们的先人早在电影到来以前便享有丰富的大众戏剧文化，他们在接受电影这个新生事物时往往把它看作传统戏剧的延展。日本有一种叫作“净琉璃”的传统文艺，它与木偶剧密切结合，发展为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日本观众把电影看作了由西方传来的新型净琉璃。于是，当他们尝试自己制作电影的时候，非常自然地从净琉璃和歌舞伎中借用了众多题材。可以说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正因为有了京剧和粤剧这样的戏剧传统，中国电影才在情节剧领域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不错，东亚的电影发展史，就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的发展历史，但它不仅仅如此。不要忘记一个事实：电影是在本土已有的戏剧文化背景之下发展起来的。日本电影的历史算来不过百年，但我们要理解这一百年的历史，就必须要了解电影到来之前的百年文化史。而这种文化融合本身就是一部东亚现代史。

日本人最早发现中国电影是1935年。左翼电影人岩崎昶（Iwasaki Akira，1903—1981）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为配合无产阶级运动而从事电影活动。但是在日本当局接二连三的镇压之下，活动事实上陷入停顿，无法找到新的出路。当他听说蔡楚生在莫斯科电影节获奖的消息后，马上赶到上海。在电影院里他观摩了正在公映的《渔光曲》，被深深地感动了。岩崎昶访问了明星、联华、艺华、电通等电影公司，会见了沈西苓，还有史东山、应云卫、岳枫等电影人。回到东京后，岩崎昶马上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见闻。他在《电影的艺术》（『映画の芸術』）一书中，就电影在中国起到的重要文化作用，以激动的笔调写道：“在这里谁都无法轻视电影。甚至可以说，电影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而其他艺术要从属于电影。人们认为电影是最高级的文化现象，电影人作为认真的艺术家受到尊敬，电影界的每一件事都会立即引来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任何电影人或者影评家都希望，当某国或某城市的电影处在登峰造极的时代，自己正好就在现场。岩崎昶的这篇文章让我们能够窥见强烈的幸福感和乌托邦激情。它们来自如下的执着信念：当领先世界水平的电影诞生之时，本人正好就在现场。但是，当时的日本正在对中国发动军事侵略，岩崎昶如此看好的上海电影根本无法在日本公映，广大影迷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日本从纳粹德国那里学来电影管理办法，于1939年制定了《电影法》。只有岩崎昶一人勇敢地站出来反对，结果被投入牢狱。这就是在日本最早介绍中国电影的故事始末。

生于1953年的我，看到的第一部中国电影是《烈火中永生》。那是1965年，当时我是东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在一位左翼美术老师的推荐下，我和几个同学去电影院看了这部影片。好像是在重庆的街道上，一位高声向群众呼吁并散发抗日传单的少年深深地打动了我。不，也许是一位姑娘。或许他并没有散发抗日传单，而只是呼吁人们起来战斗。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请允许我的记忆有些模糊。后来我找到了译成日文的原著小说，立刻醉心地读了起来。因此，当第二年北京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传来，我等立刻跑到书店求购日文版《毛主席语录》也就毫不为怪了。我常想，如果自己当初生在北京，恐怕毫无疑问会参加红卫兵运动。此后，升入高中的我，由于参加政治运动而被迫辍学，进饼干厂当了工人。我的工作非常单调：每天磕4000个生鸡蛋。当时唯一安慰我心灵的事情就是看电影。

如果说我也有过类似战前岩崎昶的体验的话，那就是1986年在东京的放映厅里看陈凯歌的《黄土地》的那一刻。这部完成后经过两年才辗转来到东京的电影，着实让我进入如痴如醉的状态。我被影片所感染，从导演试图挑战历史神话的勇气中，我读到了一位艺术家的良知。很快我了解到，这位我从没听说过的导演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拥有同一个时代。当我知道了他和他所属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们的电影，我对中国电影的热情才真正一发而不可收。

不久，我得知还存在着岩崎昶在半个世纪前发现的上海现代主义电影，我被上海电影在情节剧方面丰富的想象力所折服。作为电影史学家，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做这样一件工作：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电影和同时期的东京做一个比较。我们还可以设定第三项——给这两个电影大都会带来巨大影响的好莱坞的存在。美国在当时它的殖民地马尼拉开拓的电影产业，也将列入比较的视野。

这本被译成中文的日本电影史，是我有关电影的著作第一次翻译成中文。自己的著作能够在产生了上海电影、培育出第五代导演的国度里翻译出版，我实在感到高兴。这是一部专门讨论日本电影史的书，但我绝不是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我的著述不仅有日本电影，还包括中国电影、韩国电影、泰国电影、以色列电影。我认为，日本电影绝不是孤立的现象，必须在东亚这个更为广阔的、知性的电影史的大脉络中才能真正对它有完整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欢迎中国的新读者对我的小书提出批评。

而且这本小书能够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100年之际在中国翻译出版，实在令人再高兴不过了。迟早有一天，会有中国人独自撰写的日本电影史问世。那时会有一个对日本电影的全新批评，其角度与文化背景对于日本人来说都将是始料不及的。迄今为止，我通过与中国的电影人、知识分子的对话学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电影的知识和智慧。我也希望将来和未来的日本电影研究者对话，得到另外一种思考日本电影的可能。如果这本小书多少有助于这一天早日到来，身为作者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四方田犬彦

2004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