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国际化的开始
我感觉自己是世界居民，所以需要掌握很多语言。我也一直这样告诉我的学生：“你们要学习很多语言，一门外语远远不够！”在全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北京都可以说是语种最多的一个地方，是外语教学的天堂，这里有那么多外语教师和学习各种外语的学生，真令人感到兴奋。一位女同学从湖南来北京“蹭”我的课，她说一定要学习拉丁语和古希腊语。我问她：“在湖南有没有教这些语言的老师？”她说：“没有，在全省所有学院中大概一个都没有，教学氛围很单调。”但北京的人才很多，能教古希腊语的老师可能已经有十到十五位！
北京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外语？要解答这个问题，北京最伟大的文物之一，元代留下来的“居庸关”（在八达岭以南）或许大有帮助。这个关口里保存了以梵、藏、八思巴、畏兀儿、西夏、汉文刻就的石板。六种语言、六种不同的文字竟然共存于同一个关口中！世界上哪里还有如此多元化的古代文物？可见，元代的世界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度，但是今天的人大概有很多都没见过八思巴文字（元朝时期创制的蒙古文字）、畏兀儿文字（新疆地区回鹘文字）和西夏文字。中国是一个文字大国，也是国际化的大国。中国的钞票上除了汉字和汉语拼音，还印了四种少数民族的文字：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用阿拉伯文字书写）和壮族文（用拉丁字母书写）。我敢说，没有一个中国人同时很好地掌握这四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当然，也没有必要。但这些文字提醒我们：多学习语言，多学习外语，多学习别人的文字！良好的沟通才会促进彼此的理解，才会缔造和平。孔子说：“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所以，在我的眼中，居庸关是北京最了不起的文物！同时，居庸关也表达了北京的使命：成为各民族之间的“通道”，成为沟通中外的桥梁。北京是一个“学城”和“文都”，但“学”和“文”都是为了建立友好关系，为了“辅仁”。我给北京起的新名便是：“桥都”。
除了居庸关的多语碑板外，北京还有没有外语文物呢？在北京回民区，即牛街的清真寺里有两件顶级的文物，就是波斯人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和布哈拉（Bukhara）人阿里的墓碑。（布哈拉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即中亚。）这两块墓碑都刻于1280年，而且使用了阿拉伯文！这些外文的墓碑让我联想到中国最古老的拉丁语墓碑，那是1952年工人们在江苏扬州市老城墙南门附近发现的两块石碑，关于这石碑已经研究颇多。于1344年竖立该碑的人是一位意大利商人，它是其子安托尼乌斯（Antonius）的墓碑。拉丁语碑文共六行：
+IN NOMINE DNI AMEN 汉译文：以主之名。阿门。
HIC IACET ANTONIUS FILI' 在此安眠安托尼乌斯，
QoNDAM DNI DOMINICI DE 已故多米尼库斯伊利欧尼斯先生的儿子，
YLIONIS QUI MIGRAVIT 他去世于
ANNO DNI MCCCXXXXIIII 主年1344年
DE MENSE NOVEMBRIS+ 11月。
然而，这块墓碑在上海附近，而不是北京。虽然很早就有来自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到达北京，但而今没有元代的拉丁语石碑或墓碑流传下来。北京牛街清真寺能保存古碑，说明在元代和元代以后的北京，回族群体应该已经有固定的区域和社会地位，并且能保护自己的圣所；而同时代在北京形成的天主教团体大概很小，比较弱，无法保护自己的教堂和房产。北京牛街的清真寺据说始建于辽代（966年），当时有一位来自阿拉伯的筛海（Sheik）到北京传教。那时的穆斯林大概人数也不多，但到成吉思汗的时代，中亚和波斯地区有几万穆斯林加入蒙古军队，当他们来到北京时，大汗命他们就地落户，因此北京的回民区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在元朝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比较高。
北京牛街清真寺还有1496年刻的《敕赐礼拜寺记》碑，这尊碑是阿文、汉文写的，是一尊双语碑！这使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1610年在北京去世的利玛窦的墓碑，因为这尊碑也是双语的：拉丁语和汉语并陈。在车公庄外的北京市委党校校园里，利玛窦的碑仍可得见，并且旁边还有德国人汤若望和比利时人南怀仁的碑。他们在康熙年间去世，所以在他们的墓碑上有三种文字：汉语、满语和拉丁语。在今天，无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汉学家很少有人同时懂得这三门语言，但对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讲，他们都要学会这三门语言！我经常感觉到，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我们的祖先，因为我们所学的语言太少。
中国是一个语言大国，而北京恰恰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从元朝的阿拉伯语墓碑和使用六种文字的居庸关，到明朝的阿汉双语石碑、明末的拉汉墓碑以及清初的汉满拉语墓碑，北京保存了最多的外语墓碑、双语纪念碑、多语铭文以及最具国际化色彩的文物，便可以证实这一点。2004年我曾经早上五点出发，晚上回来，骑自行车从通州到清东陵，在那里，我看到了乾隆“裕陵”地宫墙上的诸多藏文咒语。中国真是一个文字大国：在钞票上除了汉字、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外，还有四种少数民族的文字！我上课时经常问学生这都是哪些少数民族的文字，一半的人记不得，但大学生还是知道一些，然而能读出来的人当然极其稀少。我学过一点儿阿拉伯文，能看懂维吾尔语写的“bank”（银行）一词，这让我感到很快乐：只要多学外语，世界会变得很小，到处都能看到熟悉的因素，无论那是来自拉丁语还是阿拉伯语。在我书架上，有满语教材和蒙文词典，我也学过这些文字，所以去故宫看满汉双语牌子时还会遇到一些熟悉的符号。但一切语言都是这般：Use it or lose it。不用之则忘之，不进则退。根据部分17、18世纪来北京皇宫服务的外国传教士所言，学习满文“很容易”，但学习汉语很难。这肯定和文字有关系，因为满文是字母文字，而汉字则是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掌握的文字体系。
因为北京的外语文物比较多，我称北京为“桥都”。北京是中国和外国之间的桥梁，中外交融的城市，外国人走向中国和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城市。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可能是从西安出发的法显（334—422）、玄奘和16世纪从澳门启航的华人。康熙去世后（1723年）才有第一批北京人去欧洲意大利留学，可是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谷若翰、殷若望、英巴桐、吴露爵……他们在那不勒斯学习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几年后归国，在中西交流史上，他们应该拥有重要的地位。
北京是我的“桥都”，中外的桥梁之城，而沟通中外的工具就是语言和学术，正如孔子所说，“以文会友”，用文化来促进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