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学霸必须死 徽州丝绢案始末
引言
大明万历年间，徽州府爆发了一场民间骚乱。
这场骚乱规模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前后持续时间将近十年，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真的是纤毫毕现。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骚乱的起因，既不是天灾，也不是盗匪，追根溯源，竟是一位学霸做数学题闹出来的。
第一节 都是学霸惹的祸
这个故事，要从徽州府下辖的歙县说起。
大明共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以及一南一北两个直隶，咱们可以把它们粗略地理解为省份。
南直隶下辖有一个徽州府，历来人杰地灵，无论官场还是商场都是英才辈出，是有名的文教繁盛之乡。其时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同时它还是附郭县——也就是说，徽州府治设在县内，与歙县县衙同城办公。
府县同城，很多府一级的文书档案，自然就存放在县城的阁架之上，以便随时调取勘合。这些关于税粮户籍的案牍十分重要，关乎一县之兴衰，可又超级无聊，全是各种枯燥的数字罗列。所以它们长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隆庆三年（1569年），有一个歙县人忽然对这些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个人叫帅嘉谟，字禹臣。严格来说，他没有歙县户口，不算当地居民，而是个祖籍江夏的军户，隶属于徽州府境内的新安卫。军户是大明特有的一种户籍，世代都是军人，归属于各地卫所——类似于军分区——不过这出身没什么不好，朝中此时有个叫张居正的大人物，也是军户出身，正是冉冉上升的政治明星。
【注释】
徽州府与新安卫：根据《明史·地理志》与《明史·兵志》的记载，明代的整个疆土管理分别隶属于两大系统，即六部、布政使司、府、县这一行政系统，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千户所这一军事系统。明初，徽州府直属中书省，后改属南直隶，下辖歙、黟、休宁、绩溪、祁门、婺源六县，歙县为附郭。新安卫，直隶于中军都督府，虽设于徽州府辖区，其守备衙署亦在歙县，却不受徽州府管辖。
军户：据《大明会典·户部》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管理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记录人户之名字、年龄、居住地等信息，户帖发给百姓，户籍上交户部，作为核实户口、征调赋役的根据。明代人户分军、民、医、匠、阴阳等多种类型，除优免差役者外，其他人必须承担不同的差役，不允许变籍，所担差役亦世袭。其中，军户便是世袭供应军差义务的特定人户，负担沉重，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下，故明人一般以脱离军户为幸。明代诸多著名阁臣如李东阳、万安、刘吉、梁储、高拱、张居正、叶向高等人，皆出自军户。
帅嘉谟在文武两道的表现都很一般，注定仕途无望。他只有一个特长：对数字天生敏感，擅长算学，是个学霸级的数学天才。
可惜在大明，可没多少领域能让这位理科生一展才华。最好的就业方向，就是去当个管钱粮的小官吏。而这个岗位，要求对钱粮税赋的计算很熟悉，需要做大量的应用题来练习。
当时没有教辅和习题集，帅嘉谟一腔做数学题的欲望无处发泄。好在这个苦恼没持续很久，他便发现了一个绝好的题库：歙县架阁库。
徽州府历年的税粮账册，都存在歙县库房里。大明税赋结构很是繁复，徽州又是纳税大户，账册涉及大量加减折算、书算钱粮，这正是绝佳的应用题题例。磨炼好了这门手艺，以后就业便有保障了。
于是在隆庆三年的某一天，帅嘉谟设法接触这些官府账册。一个学霸就这样高高兴兴地开始做起数学题来。
做着做着，帅嘉谟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凭借着对数字的高度敏感，他注意到徽州的历年税赋里有一个疑点：徽州府每年向南京承运库缴纳的税粮中，除正税之外，还有一笔科目叫作“人丁丝绢”，须以实物缴纳，且数额颇大，每年要缴8780匹生绢。
帅嘉谟再往下去查徽州府下属诸县的分账，发现徽州府下辖六县，其他五县都没有“人丁丝绢”这么一笔支出，只有歙县的账簿上有记录，数字与徽州府上缴南京承运库的等同。
换句话说，徽州府每年8780匹生绢的这笔税支，是由歙县单独负担的。
帅嘉谟大为骇异，这可不是小数。为了确保自己没犯错，他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大明会典》。
【注释】
《大明会典》：明代官修的记载典章制度的大全。有明一代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会典》。弘治年间，徐溥、刘健等奉敕修成《大明会典》180卷，至孝宗死，未及颁行。正德年间，李东阳等奉敕重加校订后由司礼监刻印颁行，是为正德本。嘉靖年间续修的《会典》并未刊行。万历年间，大学士申时行等奉敕重修《会典》成228卷，为万历本。文中帅嘉谟所阅者应为正德本《大明会典》。
《大明会典》是一本官方发布的资料集，里面收录了典章沿革以及各级政府税赋资料、行政法规，从弘治朝开始，每代都会进行修订，算是政府法令的一个汇编，亦勉强可以当作年鉴来用，权威性很高。
帅嘉谟在《大明会典》里的徽州府条目下，找到了同样的纳税记录。更重要的是，《大明会典》里只提及是由徽州府承担“人丁丝绢”，并无任何字样表明是歙县独自承担。
按道理，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税目，应该是六县均摊，怎么只压在歙县一处呢？虽然歙县的体量比其他五县都要大，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哪。
帅嘉谟心想，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可不能这么糊涂下去，必须挖个水落石出！
就像所有的学霸一样，帅嘉谟看到眼前出现了难题，不惊反喜，兴高采烈地继续深入挖掘。最终，他在《徽州府志》里找到一条看似无关的古早线索。
【注释】
《徽州府志》：现存明代《徽州府志》有两个版本，一为彭泽、汪舜民等人编修的弘治《徽州府志》12卷，一为汪尚宁等人编修的嘉靖《徽州府志》22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汪尚宁为歙县人，曾官至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退休归里，组织一帮人员重修了《徽州府志》，后来亦被卷入学霸帅嘉谟引起的这场争论。
徽州这个地方，归附于洪武爷的时间很早。朱元璋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称吴王之后，在徽州实施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改元税，称为“甲辰法制”。结果年底核查，行中书省发现数字有问题，于是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搞了一次“乙巳改科”，对很多科目的税额重新做了调整。
【注释】
乙巳改科：据《徽州府志·食货志》记载，吴元年（1364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修订了徽州府的赋税旧制，将六县的“夏税生丝”折麦征收。第二年，即乙巳年，行中书省核查徽州府赋税时发现，该府吴元年的田赋增减额存在问题，派人将府、县所属官吏羁押至省，在严密监督之下，重新更定了徽州府的田赋数额，岁史称“乙巳改科”，其中特别指出了歙县亏欠原额夏麦9000余石。
在这次改制中，朝廷发现歙县的夏麦数量有问题，与去年同比差了9700石，于是对歙县的3646顷轻租田，每亩各加征“夏税生丝”四钱，以弥补夏麦缺额。
【注释】
石：古人把石块凿孔成凹行，用于称量粮食，“石”因此成为容量单位，音（dàn）。《说苑·辨物》载：“十斗为一石”。古代的容量单位有：勺、合（gě）、升、斗、石，为10进制。出自《淮南子·缪称训》的“以升量石”，比喻以肤浅的理解力难以推测深奥道理。出自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朝升暮合”则用以形容生活的艰难。日常生活中，石与合因其过大或过小而较少被使用，人们常用的是升和斗，故有升斗小民、日进斗金、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说法。
这个“补欠夏税”年代太过久远，看起来和“人丁丝绢”全无关系。帅嘉谟凭着天才般的直觉，觉得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于是拿起笔来，粗粗算了一下。
歙县补的9700石夏麦，按照隆庆时的官方换算标准，每石折银3钱，9700石粮食折算成银子，是2910两。而每年“人丁丝绢”补交的生绢折成银子，每匹7钱，所以8780匹折银6146两。嗯，两个数字似乎没什么关联。
【注释】
折率：明初所定的赋税，本是建立在实物财政的原则之上，政府根据需要的物品来确定征收的物品种类，百姓根据各地土产的特点缴纳不同的物品。但是，各地的出产与政府的需要总有不一致的时候，就需要用其他的物品来代替。或者，在政府实物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改征当时具有一般等价物职能的物品作为财政储备，这时就需要有一定的换算比例，即折率。明中叶赋税改革，逐渐以白银作为衡量标准，折率也就主要是折银率了，这一比率主要是由税物要送往的仓库与用途等因素决定。如据嘉靖《徽州府志》可知，嘉靖年间，徽州府夏麦征收，征入当地永丰仓每石征银4.5钱，送往京库（北京）每石征银2.5钱，运往南京光禄寺每石征银6钱。
帅嘉谟到底是个学霸，脑子转得很快。他很快想到，徽州六县彼此相邻，一个县夏麦歉收，其他五个县不可能幸免。他再一追查，发现在同一时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也亏欠夏粮，一共是10,780石，可折银3234两。
2910+3234=6144。
这个数字，和“人丁丝绢”只差2两。
帅嘉谟很快得出了结论：在国初，整个徽州府六县共亏欠夏粮20,480石，以“夏税生丝”为名义补之，折8780匹生绢。按说这笔钱是由六县共同承担的，不知为何，却变成了歙县单独缴纳。
更可怕的是：徽州并不养蚕，歙县的老百姓必须先把粮食卖成银子，拿银子去买生丝，再缴给官府。周转两次，负担更重。
如果从至正二十五年“乙巳改科”开始算起，到隆庆三年，这笔冤枉税足足交了两百多年！
歙县简直倒霉透了。
帅嘉谟做事很谨慎，他没有急着去惊动官府，而是在歙县摸了一圈底。结果他发现，自己并不是最早发觉有问题的，早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已有两个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这个“人丁丝绢”有问题。
他们没有在徽州府本地抗议，而是越级呈文给了徽州府的上级——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而且还不止一次！
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这两个官职的管辖范围可不只有应天府一个地方，而是涵盖了除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之外的整个南直隶地区，其中徽州府也受其辖制。
在具体的分工上，应天巡抚协调各府州县，以赋役为主，也兼管司法、治安；巡按以监察为主，但也插手民政、司法、军事。勉强用现在做对比的话，一个是省长兼军区司令，一个是省高级法院院长兼纪委，找他们两位，算是拜对了衙门。
市里不管，难道省里还不管吗？
第一次接呈文的是应天巡抚陈克宅、巡按宋茂熙，两位很快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彻查。可是他们很快便升迁转走，没人再去追问。接任的巡抚欧阳铎、巡按游居敬，接到了同样的呈文，也给了批复，要求徽州府召集六县合议。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在来回拖延之中，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查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
到底是正义感和乡土情结使然，还是想借此炒作自己？史料不全，不好妄自揣测他的动机。
无论如何，他决定冒着触动利益集团的巨大风险，开始采取行动。
隆庆四年（1570年）的年初，帅嘉谟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提交给了当时的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玩了一个心眼，在讲述缘由时加了这么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户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绢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大概意思是，我说的这个问题，在《徽州府志》里也提到了，这是铁证。
《徽州府志》是徽州府出面编撰的地方志，可信度很高。可是，府志里其实只是含糊地记载了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的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方便行事——殊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一个关键焦点，这个后头再说。
除了偷改了原文，帅嘉谟还发动了情感攻势。他动情地说：
“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20,190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只要缴2905匹。我们徽州府根本不养蚕，却要负担8780匹。当地民众只能卖了粮食，折成银子，从浙江等地回购，这两道手续，让成本翻倍，苦不堪言。更何况，这笔负担若是六县分摊，还能勉强忍受，可现在是歙县一县承担——这一县之税，比浙江、湖广两司都高，根本不合理啊！”
【注释】
细查帅嘉谟所引用之《大明会典》可知，浙江、湖广的各布政司、府、州运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夏税丝绢数分别为3509匹、4992匹，二者共计8501匹。应天等十三府为：应天府、常州府、镇江府、太平府、庐州府、安庆府、宁国府、苏州府、淮安府、松江府、凤阳府、扬州府与池州府。上述各处所缴为丝绵折绢或农桑丝折绢，唯有徽州府缴纳的税项有些不同，乃是人丁丝折绢，有8779匹，与帅嘉谟所说的8780匹稍有出入。
这是帅嘉谟玩的一个统计学小花招。因为大明税制不是统收统解，一个地方往往要向数处交税。
当时浙江、湖广等地的丝绢税，不只解往南京承运库，还有很大一部分会送往太仓银库、丙字库等。从万历年间的税收记录来看，浙江的丝绢税总额高达130,000匹，湖广的总额27,000匹，都远超歙县。
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
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注释】
大明税制：帅嘉谟引用《大明会典》所载各司、府送往南京户部承运库的丝绢税额，来哭诉歙县独自承担的徽州府丝绢税额比浙江、湖广两司的总额还多，实在太失公平。他如此计算，隐含着一个前提，即认定南京承运库记载的税额，就是各布政司、府所纳丝绢税额的全部。但实际上，这样的假设完全站不住脚。因着两京制度，明代的承运库有南、北之分，帅嘉谟引用数据并未将北京承运库算入。并且，地方上交中央的丝绢税并非都送往承运库，部分折银可能送至太仓银库，部分丝绢可能送至丙字库。所以，南京承运库所收纳的，仅是丝绢税额的一部分而已。如下页图表所示，若给《万历会计录》所记载的嘉靖、万历时期各布政司、府、县的丝绢税的总额做个排名，可以发现，徽州府的丝绢税在全国诸府中名列第九，歙县则在诸县中名列第六，都比较靠前，却也与名列第一的严州府、淳安县有相当大的差距，更不能与浙江、湖广二司共计167,544匹的总额相比。
这真是只有学霸才能玩出的手段。
除了在史料和统计学上做手脚之外，帅嘉谟还准备了第三张牌：政治牌。
他呈文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
【注释】
天下之道，贵乎均平，故物有不得其平则鸣。歙县久偏重赋，民困已极，躬遇仁明在位，备陈情款，恳乞均平：普天之下，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均平，故遇见不均不平之事，必须发声抗议，维护公道！歙县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赋税重担这么多年，百姓已贫困至极，无以为生了。幸蒙上天眷顾，遇见您这样仁慈、贤明的御史大老爷，小的有幸向您详细陈明状况，恳乞大老爷均平赋役，救歙县百姓于水火！
短短一段话，先后两次要求“均平”。
隆庆年间，江南正在推行一条鞭法。而一条鞭法的口号恰好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所以帅嘉谟两次“均平”，把这次税赋争议拔高到响应国家政策的高度。
【注释】
一条鞭法：据《明史·食货志》可知，明初沿用两税法，根据官方登记的户籍，田地要征收田赋，分夏、秋两季缴纳；丁要承担多种徭役。后官府借各种理由加征赋税、加派杂役，百姓困苦不堪，大量逃亡以躲避赋税。政府亦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故决定将一州一县的田赋、种类繁多的徭役、杂税合并起来，除必须的米麦之外，都折成银两，分摊到该州县的田地上，按照拥有田地的多寡来征收赋税，官方征收、官方解运，称为“一条鞭法”。这不仅使国家财政收入得以稳定增加，也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提高了效率。
从深层次来讲，一条鞭法的核心要旨，是合并田赋、徭役，取消米麦之外的实物税，统一改为折收银两。所以帅嘉谟在呈文中反复强调“人丁丝绢”是折色实物税，缴纳十分麻烦，这和中央精神紧紧地挂上了钩。
只要此事能借到国策的东风，便能引起应天巡抚的格外关注。
要知道，这一任应天巡抚，对一条鞭政策的推行很下力气。只要他肯表态，这事就成了一半，不，一大半！帅嘉谟之所以有这个底气，是因为这位巡抚太有名气，远非寻常官员可比——他叫海瑞，号刚峰。
【注释】
海瑞：据《明史·海瑞传》等可知，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人，自幼丧父，靠母亲节衣缩食抚养成人，对百姓的贫苦深有体会。海瑞中举后曾至南平任代理教谕，有御史来县学视察，一些学官想要讨好上司，一见面就全身趴在地上行磕头大礼。海瑞则只是作揖而已，他认为学校不是官府衙门，是师长教导学生的地方，不应该屈膝下跪。因此，就有了这样一个画面：身为教谕、站在中间的海瑞，只是作揖，不下跪；两边的学官趴在地上磕头，正如一个“山”字，又像一个笔架，因此海瑞就有了“笔架博士”的外号。海瑞升任淳安知县后，不仅坚决抵制上司的额外摊派，并且积极取消不合理的赋税、杂役，减轻百姓负担。
不用多说了。
其实较起真来，帅嘉谟此举属于强行拔高。
因为这次“人丁丝绢”争议的核心，是税负归属，到底歙县单出还是六县一起出？至于实物折算，只是一个次要问题，跟一条鞭法关系不大。
这就好比两个人为吃饭买单起了争执。谁出这顿饭钱，才是争执的重点，至于这钱是给现金还是刷信用卡，并不重要。等警察来了，其中一位喊一嗓子：“民警同志，你给评评理，为了响应国家鼓励使用信用卡的号召，这顿饭钱该谁出？”警察听了肯定莫名其妙，这两件事根本没关系啊。
但在帅嘉谟的妙笔之下，这个逻辑错误被巧妙地掩盖起来，非但不露破绽，反而显得煌煌正气，高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除了这些，帅嘉谟还准备了第四张牌——解决方案。
他深谙官僚禀性，知道他们最不耐烦的，就是下面的人争吵却又拿不出办法。所以在呈文的最后，他急上峰之所急，十分贴心地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要么按照《大明会典》的原则，六县按照人丁分摊；要么按照《徽州府志》，六县按照田地分摊，折麦再折银再折丝。”
看，方案我都给您做好了，您朱笔批准便是。
这样一来，无论按人头统计还是按田地统计，歙县都能减少至少一半负担。
不得不说，帅嘉谟的这一篇呈文，当真是诉状杰作。开头借了朝廷大势的东风，立意高远，中间数字翔实，论据确凿，层层推论极有说服力。篇尾不忘煽情，描绘歙县人民生活有多艰辛，诉于情感层面。文字、逻辑上玩的小花招层出不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关于帅嘉谟的职业，史无明载，徽州其他五县骂他是个奸猾讼棍。从这份诉状来看，若非状师大手，还真写不出来这等文字。
这一篇雄文递上去以后，效果立竿见影，果然得到了抚院与按院的高度重视。
钱粮税赋，历来都是民政事务的重中之重。隆庆四年二月初十，巡抚海瑞给出批示：“仰府查议报夺。”意思是我很重视，你们好好查清楚。随后，巡按刘世会做出了更详细的指示：请徽州府召集六县负责官吏、乡绅、耆老等民众代表，就这件事进行查证合议。
徽州知府段朝宗接到文书，一看海刚峰的大名，没敢耽搁，立刻发牌催促六县派员过来商议。
谁知道，就在这节骨眼上，竟然出事了。
隆庆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两院批示发出后的第十五天，突然传来消息，海瑞调职，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为何突然从应天巡抚离职，这是另外一篇好大文章，这里按下不表。总之，徽州这摊事，海刚峰是顾不上管了。
海瑞是帅嘉谟最大的倚仗。他突然调任，让“人丁丝绢”案子陡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尽管巡按刘世会还在，尽管徽州知府段朝宗还在，可是没了海刚峰当主心骨，他们可不愿意去触这个霉头。
要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帅嘉谟的主张，对歙县有利，但对其他五县来说可是彻头彻尾的坏消息。一旦议成，他们平白要多交不少赋税。因此对这个提案，五县籍的官员、胥吏、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
要知道，徽州府不比别的小地方，在朝中做过官的人极多。那些致仕的官员与中央关系密切，又热衷于彼此联姻，经营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这里的乡绅乡宦，个个能量巨大，手眼通天。六县纷争，动辄能攀扯出政坛上的大人物。别说徽州知府，就算是应天抚、按两院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注释】
徽州府出身官员中身居高位者众多，进入《明史》名臣列传者就有四十多位，在安徽省内，仅次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初因军功任职者众多的凤阳府。特别的是，徽州府出身的官员多是宣德以后以科第进入仕途、官运亨通的。嘉靖、万历时期在朝为官者，绩溪有官至工部尚书的胡松，以计谋擒获倭寇首领、后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胡宗宪；休宁有官至福建兵备签事的汪泗论；婺源有官至兵部左侍郎、赠兵部尚书的汪元锡，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的余懋学，官至兵部侍郎、别号“潘青天”的潘珍；歙县有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汪尚宁，官至兵部侍郎的汪道昆，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许国，等等。
而从徽州知府的立场来看呢？
无论“人丁丝绢”在六县怎么分配，对府里来说都没区别，只要每年凑够8780匹生绢给南京就好。所以这笔丝绢税如果不改，局势平静如初，最多歙县抱怨两句——反正你们交了两百多年了，早习惯啦；若是支持帅嘉谟的主张，把赋税均摊到六县，徽州府得不到半分好处，反而引起其他五县骚动，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
徽州府会怎么选择，不问可知。
帅嘉谟为什么当初不去找徽州府讨公道，反而要越级去向两院呈文？理由很简单，因为他在本地根本得不到支持。
现在海瑞离开，倚仗已去，整个事情立刻推动不下去了。
应天巡按在二月十四日指示六县合议，徽州府随即也发牌催促。但下面毫无反应，恍若未闻。别说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五县，就连苦主歙县，居然也悄无声息。
帅嘉谟一打听才知道，歙县知县房寰正赶上丁忧，县务无人署理。其他五县的知县则宣称要忙着准备朝觐事宜，因循停阁，不办公了。
明代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开始，规定地方官员逢丑、辰、未、戌年，也就是每隔三年，要进京朝觐一次，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查黜陟。这对官员来说，是一件大事。
但问题是，隆庆四年为庚午，隆庆五年（1571年）为辛未，才是朝觐之年。你明年才上京，今年二月份就开始停阁不办公了？
而且还不是一位，是五位知县都这么回答。
很明显，五县已经商量好了，对这次合议采取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尽量拖延下去，拖到黄，拖到忘，拖到无疾而终，然后就天下太平了。歙县在嘉靖朝的两次申诉，不就是这么被拖没的吗？
于是，从应天巡按批示之日起，地方上拖了足足两个月时间。一直到了四月十八日，绩溪县才慢吞吞地回了一封申文。至于其他四县，干脆连回应都懒得回应。
这份绩溪县的申文，是以本县教谕杨存礼的名义提交的，还有几个县中耆老的连署。由教谕出面，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绩溪的态度——此事无关钱粮，是教育问题！
比起帅嘉谟那篇雄文，这份申文的干货不多，刀笔却暗藏机锋。
一开头，杨教谕先喊了一句政治口号：“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然后画风陡然一变，先大骂帅嘉谟“变乱国制，罔上虐下”，是个“假公挟私”的无耻讼棍，又骂嘉靖年呈文的程鹏、王相是刁民。
【注释】
为恳恩遵国典、据府志，均赋救偏，以苏困苦事：本县为了响应府衙的号召，今特遵照《大明会典》《徽州府志》之记载，均平赋税，补救弊政，切实缓解百姓多年之困苦，以示大人的浩荡洪恩！
变乱国制，罔上虐下：（帅嘉谟）实乃假公济私的无耻之徒，他兴风作浪，妄图变乱国家大政，对上欺骗、蒙蔽大人，对下虐待、陷害百姓。
骂了半天，杨教谕终于说到了主题。首先他承认了帅嘉谟的发现，如今的“人丁丝绢”，确实就是国初的“夏税生丝”。但他解释说，根据府志记载，当年朝廷发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责令他们补交“夏税生丝”，一共8780匹给南京承运库。所以这是歙县自己的责任，跟其他县没关系。
然后他又说，这笔税款交了一百七十多年，从来没人抗议过。嘉靖十四年，两个歙县刁民程鹏、王相去告刁状，当时的徽州知府冯世雍主持过一次调查，甚至还去巡院查过版籍，结论是“人丁丝绢”就该歙县单独交。此后三十多年，也风平浪静。谁知道又冒出一个讼棍帅嘉谟，无视组织决定，又要兴风作浪。
杨教谕的这个辩驳，实在毫无道理。
帅嘉谟已经算得很清楚了。按照隆庆年间的折率，8780匹生丝，换算成麦子是20,480石，跟歙县拖欠的9700石根本对不上。即使按洪武年间的折率，也不可能差那么多。杨教谕到底是文科生，没算明白这笔账。
不过技术细节无关宏旨，因为文科生最擅长的，是抒情。
杨教谕动情地写道：“我们绩溪，一共才方圆二十四里，土地贫瘠，民众贫苦，每年丁粮才七百石不到；他们歙县方圆二百二十四里，每年丁粮得六万多石。哪里有把上县的负担转嫁给下县的道理？”
他哭诉完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免得激起民变，这样官府和民众都方便。
杨教谕前面那些话，都是废话，真正的文眼，恰好就在这里。
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恐怕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
这句话非常狠，一下就击中了徽州府的要害。
要知道，这个威胁虽然出自绩溪代表之口，但其实背后是五县的共识。也就意味着，如果此事不令他们满意，将会使整个徽州府大乱。明年就是朝觐考查年，青天大老爷，您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杨教谕这一手玩得很有分寸。如果五县一起威胁闹事，迹同谋反，切不可为。现在四县不吭声，推出最小的绩溪在前头说话，绩溪人口太少，怎么闹，也绝对上升不到谋反的地步。这样一来，既委婉而隐晦地把威胁传达到，又给知府留出了足够的面子，方便日后转圜。
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府往往就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
你看，这就是文科学霸解决问题的思路。杨教谕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是重点。只要点明这事处理不当会引发民变，危及知府的前程，就足够了。
果然，徽州府一看这篇申文，心领神会，不再催促合议。在几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中，这件事慢慢地不再有人提起，眼看就要黄。
当事人帅嘉谟一看，急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岂能无疾而终？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
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他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考虑了一下，发现之前的呈文里，确实有一处很模糊。
国初六县均输的“夏税生丝”，就是如今歙县独输的“人丁丝绢”，这个没问题。那么，“夏税生丝”这个科目，又是怎么被改成“人丁丝绢”的呢？
搞清楚这个关键节点，真相便会浮出水面。
帅嘉谟挽起袖子，又扑到浩如烟海的案牍文书里去。他要在这积存了两百年的六县档案的大海里，找出那根关键的针来。
这次的调查，持续了数月之久。皇天不负苦心人，居然真的被帅嘉谟找到了线索：
奥妙就奥妙在征税科目上。
帅嘉谟翻出了历代户部给徽州的勘合——类似于收据，上面写得很明白：“坐取徽州人丁丝绢。”也就是说，南京承运库要徽州征发的科目，是“人丁丝绢”，而且没有指明由哪个县单独缴纳，一般默认是六县均摊。
而帅嘉谟再去查徽州府发给六县的催缴文书，却发现“人丁丝绢”这个科目没了。只有歙县的交税科目里，多了一个“夏税生丝”。
于是，这其中的手脚，很清楚了。
徽州府在向歙县征税时，用的名目是“夏税生丝”。恰好歙县确实有一笔国初欠麦的“夏税生丝”科目，因此地方并不觉有异。等这笔税收上来以后，徽州府向上递交时，又从“夏税生丝”抽出应有的数目，划归到“人丁丝绢”之下。
这样一来，原本六县均摊的税负，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歙县独扛。“人丁丝绢”这只鸠，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占了“夏税生丝”的巢。可怜歙县百姓不知内情，辛辛苦苦交税，却不知道供养的其实是六县负担。
做这个手脚的人，绝对是个高手。他既熟知国初钱粮掌故，又精通案牍流程，巧妙地利用歙县补交夏麦的这个科目，移花接木，混淆视听，玩了一手漂亮的乾坤大挪移。缴税这种事，一旦形成了惯例成法，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很难改变。就这样，歙县一口气交了两百年“人丁丝绢”而不自知。
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
这个猜测，并非凭空臆测。
在大明府、县这两级的政府里面，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指皂班、壮班、快班，合称为衙役；六房分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知府和知县是流官，干几年就会调走，但三班六房的职位往往为本地胥吏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熟知基层，他们又掌握着专业技能，职务世代相传，自成一个体系。没他们配合，贵为知府也没法施展拳脚。
尤其是六房中的户房，分管钱粮，是胥吏管理的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你说这得多嚣张。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
【注释】
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与民田两种，皇庄、学田、牧马草场、园陵坟地、勋贵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等，都是官田，其余为民田。田地是政府征收赋税的重要来源，明初曾核实天下田地，造有鱼鳞图册，以制定赋税额度，每一次田地的变动都要记录在案。但是，当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富人可以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更可怕的是，被收买的小吏，可以使用高超却卑鄙的手段，使得家有良田千亩的富家在官方记录中表现为无田，富家便可轻松逃避赋税；而根本没有田地的穷家却被登记为田产丰富，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
这笔丝绢税，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事不宜迟，帅嘉谟迅速又写了一篇呈文，简单描述了一下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知道，吏目向来世代相继，如果彻底掀出来，很可能会得罪一大批人，所以他对于成因，只是含糊地提了一句“先年不知弊由何作”，只强调这个税科是被篡改过的，是不对的。
人，可以不追究，毕竟过去快两百年了；事，做错了，就得拨乱反正。
帅嘉谟还提出另外一个重要论据：“人丁丝绢”明明是人头税，那应该就是按人口收取，单独让歙县缴纳，难道其他五个县一个人都没有吗？
隆庆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帅嘉谟正式把这篇呈文提交徽州府，满怀期待能够得到回应。
应该说，这次的呈文比上一次的更有说服力，新提出的两个证据也都很合理。可是报告递上去，毫无动静。徽州府这次连回复都没有，置若罔闻。
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换了其他人，大概就认命了，可是帅嘉谟没有退缩。这个耿直倔强的数学学霸，意识到从徽州府和应天两院都得不到支持，遂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进京上访！
我找你们领导去！
这里要特别插一句，帅嘉谟的这个行为，在别的地方可能惊世骇俗，但在徽州，还真不算出奇事。
徽州这个地方，民风彪悍。这个“彪悍”不是说他们好打架，而是说徽州人好打官司。
中国老百姓一般都有逃避打官司的倾向，爱打官司的人，会被当成“刁民”。地方官考评，也以“涉讼事少”作为民风淳朴的标准之一。但徽州人的做派，和如今美国人很相似，动辄兴讼，有事没事就喜欢对簿公堂，所以盛产精通法律条文的状师、讼师——号称“健讼”。
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讼。家家自为簿书，凡闻人之阴私毫发、坐起语言，日时皆记之，有讼则取以证。”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
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
所以帅嘉谟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
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
当时大明中枢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备份。南京这套备份政府，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诸司，都是膏腴之地，天下半数税赋，皆出于这里。南京户部的影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
帅嘉谟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但从各种官府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都察院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以帅嘉谟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
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为稽查六部百司之失，一向喜欢搜集民意，风闻奏事，找他们管用。
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对京官来说，这事太小，又不涉及中枢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思不大。帅嘉谟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撕破脸。他所求的，只是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
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嘉谟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都察院的批语：“典有所遵，赋当均派，合从抄出酌行。”意思是，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
这个批语，正是帅嘉谟梦寐以求的结论。
南京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了一句“候本处巡按衙门题”，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项人丁丝绢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歙县。其各县有无别项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议处。”
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歙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
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嘉谟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帅嘉谟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
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丝绢”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五县籍贯者。帅嘉谟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
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卫的讼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
要不，把他干掉算了。
这也不是第一回了。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人丁丝绢”的歙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条冤魂。
帅嘉谟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逃脱。具体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但帅嘉谟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逃回了老家湖广江夏县避祸。
帅嘉谟这一逃，让好不容易启动调查的丝绢案陷入停滞——提告的苦主都没了，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这件事终于再度沉寂下去。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个小地方。
隆庆五年，毫无动静。
隆庆六年（1572年），也毫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帝即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但徽州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至于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
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
可到了万历三年（1575年）的年初，已沉寂四年的徽州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地掀起一阵巨大的波澜，震惊朝野。
第二节 六县大辩论
万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令，要求缉拿帅嘉谟。
逮捕令是这么写的：“今照帅嘉谟，既能具词呈告抚按，必为有力之家，有谋之辈，何为捏作在外，屡提不到。中间必有主使之者，拟合行提。为此，仰县官吏速究帅嘉谟有无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辈奸恶，渐不可长，设法缉拿解府，从重问拟，庶足以警余奸，毋得迟违。”
这个缉拿帅嘉谟的罪名，实在有点莫名其妙：你帅嘉谟有本事去两院告状，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直躲在外头，一定非奸即恶！
太不讲道理。帅嘉谟外出避祸，可不是自己情愿的。何况户部隆庆五年下的文，时隔四年，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不配合调查，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迟钝了。
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仓促拟成。从逮捕令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有点气急败坏，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
这份急就的逮捕令，很快下发到了歙县。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误，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因为帅嘉谟是军户，隶属新安卫，所以这事必须跟卫所协调。
军户历代都得当兵，户籍寄在各地卫所之下，自成体系。地方民政部门如果碰到涉及军户的事，必须知会卫所。
半个月以后，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在新安卫的协助下，歙县总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叫帅贵。一问方知，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只留下帅贵看家。
知县姚学闵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徽州府，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无凭拘解”。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执法，跨省执法需要凭据，我们歙县可拿不出来。
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件事上，一点也不热心，毕竟帅嘉谟是在为本县利益奔走。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说什么，只好先把帅贵拘押了事。
没想到，这事才过了十几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嘉谟。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旧事重提，先把关于“人丁丝绢”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然后回顾了各级各届领导对此事的批示。紧接着，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踪：“回途遇害，羁縻远避，未申情款。”
帅嘉谟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也没提谁是主使。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那凶手从何而来，昭然若揭。这一句指控，真是绵里藏针。
当然，对于徽州府，帅嘉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今奉爷台仁恩催议，千里奔归，伏乞作主，怜悯偏苦，洞察奸弊。”意思是，今天您既然催促我，我便千里星夜赶回，希望您能为小人做主。
这句话，算是针对徽州府“屡提不到”给了一个解释。
在呈文的最后，帅嘉谟又提出了一项新证据：顺天八府，也有“人丁丝绢”这个税种，皆为诸县分摊，没有例外。
这个顺天八府的税种虽非决定性证据，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同样是“人丁丝绢”，人家都是分摊解决，怎么就你徽州府这么特殊呢？
看来他在江夏县这几年，根本没有心灰意冷，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搜寻证据，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范围。
不过帅嘉谟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相当蹊跷。
徽州府的缉拿令发于三月初九，到了三月二十四日，歙县才搞清楚帅嘉谟的下落。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送到也得四月初了。而到了四月初十，帅嘉谟的呈文竟然已经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头。
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里地，帅嘉谟从接到报信返回徽州，到撰写呈文提交官府，只用了十七天时间，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
除非，这封呈文，帅嘉谟早就准备好了。
除非，徽州府的动向，歙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
这才符合实际情况，帅嘉谟为歙县万民请命，歙县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明面上歙县乡绅们不便公开支持，但私下肯定会给予支持。
从种种蛛丝马迹能感觉到，帅嘉谟和歙县之间，早在暗中密切联络，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动作。
无论如何，帅嘉谟的再度出现，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大概是嗅到空气里什么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徽州府这回的态度积极得可怕，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两天之后，四月十二日，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帅嘉谟的呈文转发给歙县，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丝绢案，你们好好详查一下。
这个命令，很有意思。按道理，这件事应该是六县合议，再拿出个章程。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让歙县先去详查，岂不等于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
没想到，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歙县竟然就发了一篇申文给徽州府，洋洋洒洒好长一篇。
这篇申文，出自知县姚学闵之手，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申文的开头气势十足：“歙县为蔑制蔑悖典，射害殃民，恳恩遵照《大明会典》，均平绢赋，以苏偏困事。”
姚学闵的申文，简单来说就是两点：第一，《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输“人丁丝绢”8780匹，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第二，“人丁丝绢”被人篡改成了“夏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
这篇申文，基本就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书，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不光背书，还要赤膊上阵。
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户房舞弊之事，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能隐晦表示。而姚学闵根本不多顾虑，直接撕破了脸皮，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
知县大人表示，徽州府的户房，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世顶名缺，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歙县没人在府里，只能被人欺负。所以“人丁丝绢”被篡改成“夏税生丝”这件事，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
【注释】
世顶名缺：明代的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不仅不得在本籍任职，且不能久任；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故有“流水的官、世守的吏”之说。户房的书吏，是衙门内六部胥吏的一种，负责办理夏税秋粮的征收、丁差徭役杂课的派遣，绝对是大有油水的肥差。
这故事的真假，没法查证，反正姚学闵说了，这是“父老相传”。
姚学闵一介知县，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猛？谜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
为了壮大声势，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这些乡宦大多是退下来的本籍高官，虽然无权，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不容忽视。
事实上，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
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向徽州府展现出肌肉。
【注释】
皇权不下县：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在帝制中国，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但他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管理整个国家，官僚体制即为皇权的执行者或工具。而实际上，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县以下没有任何行政单位。所以，在县衙门到百姓家门口这个范围，是地方乡贤、宗族在发挥重要作用，中央的权力进入不了与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故有“皇权不下县”之说。
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
汪尚宁，歙县竦口人，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汪道昆，歙县千秋里人，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文名极盛，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为“后五子”之一。后人猜测《金瓶梅》的作者时，汪道昆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可见这人的实力。
【注释】
兵部左侍郎：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明代的兵权分为两部分，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与训练，而征调军队的权力归属于兵部，二者互相制约。兵部左侍郎，正三品，兵部尚书的副手，辅助尚书负责各地驻军的粮草、军队的调动以及军队官员的任命，相当于现在的总后勤部、总参、武装部、国防部等部的副部长。
江珍，歙县溪南人，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
【注释】
贵州左布政使：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明朝的地方政府权力乃是一分为三的，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民政，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名，都指挥使司负责军事，最高长官分别为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三权并立，互不隶属。贵州左布政使，从二品，为贵州省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省长。
方弘静，歙县人，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
【注释】
南京户部右侍郎：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明廷原本定都金陵，明成祖朱棣夺位后迁都北京，但依旧保留了金陵陪都的地位，改称南京，并设置了南京六部。其中，南京户部右侍郎是南京户部尚书的副手，辅助尚书征收南直隶与浙江、江西、湖广三布政司的夏税秋粮，督责漕运和全国盐引勘合，负责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虽不及北京的户部侍郎，但也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
程大宾，歙县槐塘人，进士，官至贵州按察使。
【注释】
贵州按察使：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按察使，执掌一省司法监察之权，纠察官员风纪，澄清吏治，铲除奸暴，断案平冤；并对布政使、都指挥使有监察之责，将情况上告吏部、都察院，以备考核。贵州按察使，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政法委书记的总和。
曹楼，歙县雄村人，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
【注释】
江西右参政：据《明史·职官志》记载，各布政司内参政一职，从三品，人员不定，因事而设，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等事，分担布政使的职能。明代的江西布政司设有督粮道一人，负责征收、押运漕粮；督册道人员不定，负责督造鱼鳞图册、黄册等，以作为当地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的根据；分守道人员不定，负责向各府、直隶州传达催办布政司的公事。曹楼所任之江西右参政，即为上述三道之一。
江东之，歙县江村人。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要到后年才考中。再后来，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
【注释】
御史：江东之弹劾冯保时任山东道御史。据《明史·职官志》记载，明代都察院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主要负责纠察内外百官之风纪。若在京，则稽查两京衙门审理刑狱案件有无拖延、枉曲，并巡视京营、仓场、内库、皇城等；若外派，则为巡按，代天子巡狩，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位卑却权重，负责纠察地方官吏、举荐人才、断理冤案、督察税粮与户口、督修水利等公共设施、检查学校教育等。山东道御史，相当于现在中纪委派往山东的巡组组长。
要说徽州，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底蕴深厚。区区一个歙县，随随便便就拽出六七位还在世的进士高官助阵，个个身份显赫，地位不凡，简直就是全明星队，别人眼睛都要被闪瞎了。
有他们背书，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歙县这次突开重炮，绝对是筹谋已久。从徽州府发文到歙县回复，一共就三天，若是临时准备串联，哪里来得及？
歙县乡绅们一定是早早开始筹划，就等着突发奇袭，打五县个措手不及。
可是，歙县哪儿来的胆量，把所有的矛盾都摆到台面上跟五县打对台？就算有乡宦联署，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
很快答案就来了。
五月十日，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必须仔细地检阅会典、府志、赋役等文件，会同五县通查，一有结果，立刻上报。
注意，此前包括海瑞在内，历届应天巡抚、按两院给的批复，都是“仰府查议报夺”，没太多倾向性，就算催促六县合议，也是不急不忙。
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明显偏向歙县，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一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而且鲍希贤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复，而是让兵备道发出宪牌。
【注释】
宪牌：在明代，官府发出的公文告示，称为信牌，而兵备道、巡按御史、巡抚等均属监察官员，他们发出的信牌，称为宪牌。
所谓兵备道，是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负责整饬兵务的机构，独立于地方官府而存在。它虽有军方色彩，但兵备道长官却经常挂着一个按察使副使的头衔，所以兵备道也算是半个司法线上的机构，有受理诉讼的职能，而且手里有武装力量，必要时可弹压地方。
南直隶没有按察使，但是有巡按御史，同样属于兵备道的上级主官。
徽州附近的兵备道，全称叫作“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道”，简称徽宁兵备道，由兵备副使冯叔吉兼领。由他出手发出宪牌，是暗示徽州府，这次别再用“恐生民乱”当理由了。真闹起来，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
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嘉谟之前，歙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
这一回，上有应天巡按、兵备道副使支援，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上下一起发力，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底气十足。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独闯敌阵，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摆明车马要做正面决战。
面对这空前的压力，徽州府自然无从抵挡。五月十日兵备道的宪牌发出，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转发给五县，催促他们前来合议。大家要注意，这个五月十四日，是宪牌送到五县的时间。也就是说，徽州府几乎一收到兵备道的文书，一点没耽误，立刻转发出去了。
可见徽州府是真吓坏了。
面对歙县蓄谋已久的突袭，其他五县一时间蒙了。这事不是早黄了吗？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
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过来商议。这回，五县不能像上次一样装聋作哑了，必须有所表示才成。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婺源县。这是仅次于歙县的大县，实力位居五县之首，更是朱熹老夫子的乡贯故里。知县吴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算得上神速了。
可惜速度虽快，质量却很糙。这篇申文的论点，和当年绩溪杨教谕的一样，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被罚补交“夏税生丝”8780匹，历年输送，与其他五县无关。至于“人丁丝绢”，那是南京承运府的事。
这个论点破绽很大，无甚新意。不过这也没办法，一共没几天时间，吴琯再有才，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
不过吴琯到底也非庸人，他后来官至给事中，说明头脑很好使。他在申文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
查阅黄册。
黄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上面征派赋役，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它是一手资料，最具权威。黄册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开始攒造，十年一届，从无中断，涵盖每一个大明府县，具体到户，是中国档案史上的一个奇迹。
吴琯的逻辑是：如果《大明会典》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只要去查黄册档案，自然知道谁对谁错。
按照规定，每一届的黄册都会抄送数份，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底，原册送交南京户部。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但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一查便知真伪。
吴琯此举，独辟蹊径，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除此之外，他也效仿歙县，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虽然阵势不如歙县，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徽州真的太厉害了，只是辖下两县打架，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
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绩溪县也加入战团，同样是知县领衔。
有了婺源县争取时间，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把突破口放在了“独征生丝”上。
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徽州一共六县，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这根本不合理，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大明会典》里就写明“征于宜兴县”；宁国府进贡木瓜，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所以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丝，《大明会典》一定会单独写出来“征于歙县”。
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罗列了一大堆反例：松江府的绿豆，只由华亭一县征收，上海县就不必去管；淮安府的药材，只由山阳县征收，睢宁、赣榆两县不用交；金华府的麻地，只征武义县，至于丝、纱二项，则从汤溪征发，其他县不必缴纳。
列完这一大堆，陈嘉策表示，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大明会典》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帅嘉谟的质疑，纯属见识太少，毫无道理。
哦，对了，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只好翻箱倒柜，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
婺源、绩溪两县打起头阵。到了六月十三日，休宁、祁门两县终于桴鼓相应。
休宁的知县陈履，应该也是个学霸级的人物。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兵强马壮，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数字。
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
歙县“夏税生丝”补夏麦9700石，折绢4000多匹；而每年歙县却要缴纳“人丁丝绢”8780匹。多交的4000多匹，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
关于这个质疑，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在乙巳改科中，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还在其下辖的登瀛、明德两乡，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以及抄没程辉祥、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这些土地，都重新丈量造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
亏欠夏麦、抛荒桑园田地、抄没田地，这三项加在一起，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3斤。每24两生丝，折绢一匹，所以总数是8779匹整，没有任何问题。（原始资料即如此。）
陈履的调查成果，还不仅止于此。
歙县明明不产丝，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
陈履考察了一下，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明德、仁礼、永丰、孝悌等几个乡里，本来是有桑园的，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显然，生丝是歙县特产土贡。在洪武十年（1377年）、二十四年（1391年），永乐十年（1412年），成化十八年（1482年），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到了弘治十四年（1501年），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
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得去外地买丝，但当年它明明可以靠自产。朝廷征丝绢税，只可能是从歙县收。
至于《徽州府志》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很简单，因为《徽州府志》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当然得掺私货啊！
至于为什么在《大明会典》的记载里，只写“人丁丝绢”征于徽州府，没写独征于歙县，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没必要。会典是国家级档案，只记录到府就够了，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根本荒唐。
陈履的回答，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帅嘉谟就是当面辩论，恐怕也会感到非常棘手。
相比之下，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申文写得极其乏味，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没办法，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申文由县丞刘守德代理撰写。
又过了一个多月，七月二十一日，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
前面有吴琯、陈嘉策、陈履三员大将坐镇，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在申文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歙县那么大，就算减了丝绢税，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根本扛不住呢！
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肆意互喷，口沫四溅。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
五县经过反击，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田赋一事，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他们一打听，立刻坐不住了。赢了还好，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
这可不行，得出把力，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一时之间，六县民众摩拳擦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
徽州风俗一向健讼，百姓一碰到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没法调停这个纠纷。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有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两院、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
面对这种窘境，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
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或者说，徽州府怎么敢拿出结论来啊？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连民间都争吵不休，甚至已经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六县民怨都在蓄积，谁敢去惹？
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到了万历三年年底，十二月初一，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
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人丁丝绢”8780匹，均摊六县。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遂哄骗歙县先垫上。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改入“夏税生丝”的科目里。从此以后，徽州在歙县征收“夏税生丝”，向上缴纳“人丁丝绢”，瞒天过海两百年。
对于吴琯、陈嘉策、陈履三个人的反驳，帅嘉谟却未置一词。
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再次转发六县，要求合议。这篇转发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突然重启丝绢案的调查。
按照公文要求，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头。从这些信息中，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
原来早在年初，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责问徽州府，四年前让你们查勘“人丁丝绢”的事，到底查得如何了，徽州府这才想起来。
隆庆五年，帅嘉谟进京告状，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一道文，催促徽州府查勘。后来帅嘉谟失踪，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也就搁置不理了。
谁知道，时隔四年，户部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来文催促。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文书前头写得清清楚楚：“奉圣旨：户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奉圣旨？这是惊动皇上了？
不对，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这个“奉圣旨”，其实是代表内阁的授意，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
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你说徽州府慌不慌？所以从万历三年二月开始，徽州府一反常态地积极推进丝绢案的查证，而且处处偏袒歙县，结果惹出来了一场六县大辩论。
如今吵到年底，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行到五县。五县立刻跳了起来，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纯粹在自说自话。
这次五县不单干了，正式抱团，合着发了一篇《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他们懒得多费唇舌，核心意思就一条，即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伏乞查明，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如系六县公赋，甘派无词；如系歙县额科，乞严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
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是不是，用证据说话！
歙县不甘示弱，立刻回帖嘲讽：“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岂各县抗违不回，延挨会计，歙苦无伸，恳恩差人守提，早赐均摊归结。”
翻译一下：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仔细核查，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查明白了好回话。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拖拖拉拉，至今未有结果，害我们歙县有苦却无处申冤！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早将这笔重税分摊六县，以示公平！
你们自己都不肯把县里的档案拿出来对账，百般拖延，还好意思提查黄册的事？
然后两边又跳起来开撕，撕得昏天黑地。
巡按宋仪望看到这一幕，赶紧写信提醒徽州府：“歙民积愤已久，五县纷争亦力，示以均平之情，酌以通融之法，虽有偏心，无可复置私喙矣。”
可见上头也知道六县此时闹成什么模样，生怕酿成民乱，所以话里话外透着一股“别讲道理了，和和稀泥，赶紧把这事平了”的意味。
上下的压力，全落在了倒霉的徽州府身上。
徽州府心想，得，我过不好年，你们谁也别想过好。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徽州府给五县下达了一封催提公文，态度前所未有地严厉：“将该县人丁田亩数目文册一并，星火申报，毋徒执词混扰，致碍转夺，此系至紧事理，难容延缓，如违，提究该吏不贷。”要求五县把县存档案都上交，不许拖延，不许不给。
按说这会儿距离过年只有半个月不到，按中国人传统，有什么事过完年再说。现在徽州府连这个传统都不顾了，看得出来，知府是真急眼了。
于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婺源知县吴琯再一次披挂上阵。
吴琯这一次，带来了更犀利的武器，死死盯住帅嘉谟的几个论点咬。
第一，帅嘉谟说“人丁丝绢”和“夏税生丝”折算出的数字不对。
他算错了！
乙巳改科，是在当年四月一日发生的。歙县一共亏欠9766石9斗3升6勺——这个数字估计是一个处女座的人查出来的，所以针对该县轻租民田3646顷，每亩额外征发四钱生丝。这笔赋税，在洪武年间正式记入黄册档案。
而按照当时的折率，生丝1两折麦7升。歙县亏补的9766石9斗3升6勺麦子，补生丝9041斤，算下来正好是7升麦子补丝1两。完全对得上。（原始资料即如此。）
吴琯还顺嘴嘲讽了一句，这事帅嘉谟你怎么能拿银子来算？国初到现在，银钱变化太大，根本无法做参考。你可真外行。
第二，帅嘉谟说，《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征收“人丁丝绢”8780匹，没说具体由哪个县交，那么当然是六县均摊，否则该注明是歙县独输。
他弄错了！
此前陈履已经举了不少反例，这次吴琯准备了更充分的“弹药”。
浙江的“夏税丝绵”，是从杭州等八府征收，温、台、处三府不用缴。但《大明会典》里只写浙江布政司征“夏税丝绵”，为什么不注明杭州等八府呢？
因为这是《大明会典》的写作原则：在直隶，言府而不言县；在各布政司，则言省而不言府。如果事事注明，《大明会典》得多厚啊？
再说帅嘉谟举的那两个例子——常州府茶叶注明产自宜兴、宁国府木瓜注明产自宣城，那是特产贡品好吧！跟田赋有什么关系？
第三，帅嘉谟曾经提出一个理论：歙县亏欠夏麦的同时，其他五县也亏欠，六县亏欠的总额，恰好与“人丁丝绢”的税额对得上。
他算错了！
吴琯对这个疑点，也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
乙巳改科之前，歙县产麦19,632石，产米17,688石；婺源产麦8315石，产米8315石。次年歙县产麦亏欠的同时，婺源产麦8000石，确实亏欠300石麦，但是大米丰收了，远比8315石要高，所以根本不需要补麦，自然更不需要转嫁到歙县头上。
第四，帅嘉谟说户房的五县小吏偷偷篡改税收科目，哄骗歙县。
吴琯对这个质疑，简单回复了一句：歙县长官又不是白痴，就算歙县长官白痴，老百姓也不傻。这么大的税额，都要真金白银往外掏，哪里是改改数字就能瞒过去的？
说完这个，他又不阴不阳地补了一句：“你说徽州户房被五县小吏把持，但别忘了，现在的南京户部尚书殷正茂可是你们歙县的。”潜台词是，你说把持户房的人会徇私偏帮本乡，那把持户部的堂官岂不更会徇私喽？”
吴琯提到的这个殷正茂，来历可不简单。他是歙县人，当年巡抚广西，跟俞大猷联手平定了韦银豹的叛乱；总督两广军务时，击破了打着“倭寇”旗号的海寇，光复了惠州、潮州两地，可谓战功累累，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此时正好改擢为南京户部尚书。
而南京户部，恰好管着丝绢之事，所以吴琯把这事挑明，是怕殷正茂会偷偷偏袒歙县。
在文章末尾，吴琯又强调了一次此前五县揭帖的要求：尽快查询洪武十四年的册籍，搞清楚怎么回事。
两天以后，帅嘉谟没回复，反而是歙县知县姚学闵拍马而至。
不过这回他没有大马金刀地跟吴琯力拼，反而施展出了缠斗功夫，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歙县的税负，实在是太重了。大老爷请看，徽州的四司银16,212两，歙县要负担5361两，其他五县共负10,851两。砖料银708两，歙县负担234两，其他五县共负473两。军需银12,215两，歙县负担4032两，其他五县共负8183两。这些都属于正税之外的杂税，歙县负担了徽州的三分之一，沉重无比。你们怎么忍心把‘人丁丝绢’又砸在我们头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从道理这个层面，胜负的天平开始倾向五县。吴琯的犀利攻势，几乎击溃了歙县的每一个论点，让姚学闵不得不采取守势，不再正面搏杀，改打感情牌。
不过事情总算有那么一点进展。在申文结尾，姚学闵也同意，应该尽快调查黄册，找到原始记录。
这份申文，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没办法，发出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七日了，眼看都到年根底下了，有什么事还是等过完年再说吧！
于是争吵几方各自回家，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大年。一直到万历四年（1576年）的二月，祁门、绩溪、休宁、黟县才相继回复。他们的态度很鲜明，支持婺源县的意见，催促尽快开查黄册。
与此同时，五县又扔出一条更具爆炸力的证据。
他们把自己县内的土地档案翻出来，合编了一部《五邑查明丝绢缘由呈词》。这篇呈词很枯燥，但是相当有杀伤力。里面是每一县从乙巳改科后缴纳的赋税定额与增减之变，极为详尽。
原文既长又烦琐，我姑且贴出其中休宁一县的赋税报表，让大家看看效果。
原额夏税麦八千九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二合二勺，秋粮米一万八百四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六勺。改科多麦九百九十三石二斗二升一合八勺，该银二百一十四两八钱五分一厘三毫。加米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石四斗八升八合，该银五千七百四十七两九钱七分一厘七毫。麦米共银六千六十二两八钱二分三厘。该县国初钱粮当歙三分之二，今照数平抵外，比歙多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七钱三分五厘，歙将何者相抵。
细致到了这地步，可见古人在数据方面一点也不含糊。
注意看最后一句“歙将何者相抵”，每一县的报表结尾，都会加一句“歙将何者相抵”，意思是我们的赋税清清楚楚，你们歙县哪个税目相抵了？
每张报表重复一遍，一共重复了五次，形同五次咄咄逼人的质问。
是文一放出，懂行的都知道歙县大事不妙。歙县也觉得这个实在难以回应，立刻辩称这是各县自己修的，未必准确，还得看朝廷黄册才能定夺！
于是，双方经过将近半年的大辩论，慢慢地把焦点集中到了黄册上。
万历四年四月，歙县和其他五县几乎同时上书，正式要求调取洪武十四年黄册。头大如斗的徽州府在五月十八日正式向南京户部提出申请调阅。
黄册是朝廷的重要档案，历代的档案存放在南京的后湖——玄武湖——库房。这些都是朝廷机密文件，不能随便调取。想查询，必须得到南京户部批准。
其实在这之前，歙县早已经偷偷派人去南京，暗暗地想抢个先手。不料户部直接把去的人踢了回来，理由是“越申”。因为黄册库是户部下属机构，不是什么小州县都能随便来查询的。要查，得徽州府提申请。
休宁县、婺源县也偷偷派人去申请查询，被黄册库以同样的理由踢回。虽然三县都未得逞，但可见彼此在水面下的斗争有多么激烈。
这次徽州府出面申请，南京户部终于批准。徽州府赶紧组织了一支调查团，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休宁县学训导组成，准备开赴南京查阅。
应天巡按宋仪望是个老江湖，他有点担心就算查了黄册，恐怕徽州人还是会纠缠不清。无论查询结果对哪边有利，另外一边一定会大闹特闹。为了避免这些麻烦事，宋仪望特意委派了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再加上徽州府推官舒邦儒——江西余干人，以中立第三方的身份，加入审阅黄册的队伍。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骚乱，宋仪望还指示徽州府，把诸县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先控制起来。去年六县大辩论的时候，除了几位知县唇枪舌剑之外，民间议论纷纷，涌现了几个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在县里影响很大，要么为本县摇旗助威，要么频繁越级上书、上访、上告，还随时会向老百姓通报最新进度。百姓闻胜则喜，闻败则怨，民间全靠他们才鼓噪出如此之大的声势。
在宋仪望看来，下面的民怨都是被这些大嘴巴忽悠起来的。眼看查阅黄册在即，可不能让这些人生出变数，先关一阵再说。
于是连同帅嘉谟在内，还有五县的黄棠、程文昌、汪福髙、吴敏仕、胡国用等影响力最大的几个老百姓，被尽数控制起来。不过帅嘉谟很快被释放了，因为他作为首倡之人，必须赶赴南京。
消弭了这个变数之后，徽州府调查团于万历四年七月十三日动身，于七月二十三日晚抵达南京。二十六日，调查团向南京户部投文，次日得到召见。户部尚书殷正茂勉励了他们一番，说：“二百年黄册，岂有可改易之理，各自安心。”然后派了负责后湖管册的一个姓王的户科给事中、一个许主事予以协助。
不过这两位一听调查团的请求，都面露难色，说时间这么久了，可未必查得到啊。调查团急了，我们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看一眼，无论如何还请协助。
八月初二，调查团终于进入后湖，见到了梦寐以求的黄册。紧接着，他们眼前一黑。
黄册十年一造。洪武十四年恰好是第一批黄册攒造的时间，从那时候算起，到万历四年，一共造了十九批，积攒起来的黄册数量，可谓浩如烟海。
别的不说，单是徽州府相关的黄册就装满了足足二十个架子。光是搬运工人，就得临时雇用一百五十人。而调查团能查卷册的呢？一共就歙县县丞、婺源县县丞、休宁县学训导三个人，外加一个编外的帅嘉谟。这四个人埋头去查，估计查完得八月底了。
关键他们还不能亲自入库去查。黄册库的规矩，外人不得入库，以防有篡改涂抹的情形。想查怎么办呢？得由黄册库的官吏找到相关档案，先抄一遍，再把抄件发给他们。这么做很安全，很负责，就是效率极其低下。
可是，又能怎么办呢？等呗！调查团的几个倒霉蛋一撸袖子，开始吭哧吭哧地翻起故纸堆来。
这些可怜孩子没料到，就在他们辛苦工作的同时，徽州府又出事了。
八月十四日，歙县一个叫许一纯的生员，突然上书徽州府，提出了一个新理论：“黄册的记录，并没那么可靠！因为那都是本地人所修，想要篡改实在太容易了。而《大明会典》是朝廷修的，更具有权威性。如果黄册跟《大明会典》矛盾，应该以后者为准。”
这一下子，五县舆论哗然。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实在荒唐。黄册是国初朝廷派员监修，当地人怎么可能篡改？而《大明会典》是政府法规手册，二手资料怎么跟原始资料比可信度？
不用问，这是歙县知道黄册查询结果对自己不利，开始造势了！
五县毫不含糊，立刻具文反击，两边的话越说越难听。你骂我“罔上规避，侮文蔑法乱政”，我骂你“五县奸刁，妄行捏奏”，甚至还有好多百姓跑到官府门口，哭着要求“恳天作主，剿虎安民”。瞧瞧这用词，剿虎，这是恨不得把对方当土匪给剿了。
结果正如宋仪望所担心的那样，闹事者关了一批，又来一批，抓都抓不完。在他们的煽动下，诸县立刻又沸腾起来，局势又一次大乱。
倒霉催的徽州府一面四处安抚，一面催促南京那边尽快拿出一个结果才好。
这一等，就等到了九月中旬。调查团终于完成了工作，整理出一份从洪武十四年到隆庆六年的黄册抄件。
随之而来的，还有帅嘉谟的一份报告。
在报告里，帅嘉谟说，洪武十四年造的黄册，缺损甚多，尤其是最关键的“乙巳改科”以及当年四月一日改科的记录，完全丢失。
没了？
没了！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傻眼了。
六县人民都望眼欲穿，指望着黄册来主持公道呢。之前你说得那么热闹，现在你告诉我，档案丢失，死无对证，那怎么办？
帅嘉谟对此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在报告后半段写道：从乙巳年改科到洪武十四年造册，前后差了十六年，很有可能五县改窜黄册、府志在先，造册在后，不足为信。然后抛出一句话：
“切思《大明会典》乃祖宗立法垂统之宪章，黄册乃民间遵文攒造之图籍……岂奸反指府志黄册为成法，而妄奏藐《大明会典》、部劄为私书。”
意思是说：朝廷存的黄册原始记录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相信《大明会典》的权威性。
得，事情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
全白忙活了。
说实话，帅嘉谟这个主张，实在强词夺理。资料汇编怎么可能比原始记录还可靠？无非是《大明会典》对歙县有利，所以他才死死咬住这一点。
消息传回徽州，给本来就激烈的舆论又泼上了一勺油。徽州府各县民众几乎气炸了，放弃了讲道理，直接改成人身攻击。再后来干脆开骂，污言秽语，什么都泼上来了。六县几乎到了开战的边缘。
第三节 稀泥与暴乱
徽州府的这个乱象越闹越大，户部终于看不下去，迅速下发了一道公文。
在这份公文开头，户部自己承认：“本部若径依歙县之奏，则五县不从；若径依五县之奏，则歙县不从，告讦日增，终非事体。”
你们天天这么骂，也不是个办法。既然黄册已经没有了，那么怎么解决呢？户部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由户部和应天巡、按提供一个徽州府的部额和府额（即每年解送户部和解送应天的税额），然后请徽州府统计六县丁粮，加上存留本折麦米、官府办公费以及各项额外钱粮，总算总除，平均一下。如果把那8780匹生绢算进去，而数字均平的话，说明丝绢税是歙县分内的；如果数字不均平，说明丝绢是额外多出来的，就不该歙县独负。
户部给的这个算法，似乎有些无理。六县人口、田地均不相同，不同等级的田地、赋税额度和内容也不相同，这么大笔一画，均平折算，未免太简单粗暴了。
户部有的是精算高手，怎么会提出这么一个糊涂点子？
奥妙就在“均平”二字，这已经是这个词第二次进入我们的视野了。
上一次还是在隆庆年，帅嘉谟用这个词，成功地响应了国家号召，引起了海瑞的注意。而这一次，户部用了这个词，自然也有用意——因为当朝首辅张居正大人正在酝酿把一条鞭法推广至全国。
虽然张居正真正开始着手清丈田亩要等到万历六年（1578年），正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是在万历九年（1581年）。但在万历四年这会儿，各种前期准备工作已经逐步开展。南京户部作为税法执行部门，对政治风向自然最为敏感，他们必须紧跟中央新形势。
在户部看来，徽州为什么会起纠纷？是因为税种太杂太乱，什么“人丁丝绢”、什么“夏税生丝”、什么“亏欠夏麦”，这么多科目夹缠不清。一会儿交生丝，一会儿交夏麦，乱七八糟，折算复杂，正是旧税制的弊端，不出问题才怪。
如果能重新统计出徽州府的丁粮田亩之数，再把所有税赋合并，两下一除，均摊下去，再折成银子，这事就算彻底解决了。
这个思路，恰好就是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把所有的正税、杂税都合并起来，归于田地，计亩统一征收银两。
也就是说，南京户部认为，徽州的问题，是旧税法的错，只要改成新税法，问题自然消弭。因此，现在应该搁置历史争议，推行均平赋役之法。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一件往事：徽州丝绢案在隆庆五年本已归于沉寂，到了万历三年年初，南京户部突然“奉圣旨”旧事重提，这才让徽州府心急火燎，重启调查。
会不会从一开始，这就是户部——或者更大胆地猜测一下，首辅大人——为了推行新政所谋划的一步棋呢？
只有利用丝绢案引发一场大辩论，才能凸显出旧税法的弊端。届时民意汹汹，都要求改革，朝廷从善如流，即时推行一条鞭法，岂不是顺水推舟？
户部的这个方案发到徽州，徽州知府都快哭了。本来六县都快打出脑浆了，你们户部非但不解决，还添乱。可这是上头的指示，怠慢不得，徽州府只好硬着头皮开始了艰苦的核算。
不过仔细想想，黄册已佚，赋税来源已成无头官司，两边各执一词，根本无法解决。这么快刀斩乱麻，把历史遗留问题全数切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徽州府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总算赶在十月结束前，把整个六县的数字捋了一遍。与此同时，应天巡、按两院的税吏，也完成了部额与府额的梳理。两边数字加在一起总算通除，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结果。
在这个算法之下，歙县各项钱粮，已经超出了各县平均之数。也就是说，“人丁丝绢”确实是额外的负担。
结论的语气很暧昧，态度却很清楚：“人丁丝绢”这笔赋税当初到底怎么来的，不必深究，但现在均平之下，再让歙县独输，显然就不合适了，以后得六县一起承担才是。
消息传到徽州，五县哗然，群情激愤。这些人一想，户部尚书殷正茂正是歙县人，不用问，他肯定徇私枉法，偏帮本乡。
一时之间，整个徽州府除歙县外，对堂堂尚书大人骂声不绝。有说殷正茂“知亏无解，藉手户科条陈事例，遂借以逞私臆”，有的痛斥均平之法“不论源流、不论肥瘠、一概通融混派，借均平之名，为变乱之计”，还有的连整个户部都骂上了，“以户部私计而市私恩，以尚书大臣而变乱成法”。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不知殷正茂在南京，打了多少个喷嚏。
民间骂声滔滔，官面上却得继续解决问题。
根据那份均平报告，歙县负担了额外税赋，必须予以减轻。但具体如何操作，还得由地方上具体商量。
不过这事，可不能让六县自己定，那非打出人命来不可。
巡按宋仪望对上头的精神心领神会，把这事委托给了当初调查黄册的三位监督官员：太平府推官刘垓、宁国府推官史元熙、徽州府推官舒邦儒。
万历四年十一月初八，三位官员齐聚徽州之外的太平府，在巡抚都院的主持下，很快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案。
“人丁丝绢”继续由歙县独交，8780匹丝绢折合白银6145两，不予撤销。但歙县在四司银、砖料银、军需银等杂派均平银中，减去5260两，分摊给其他五县来交。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谓均平银，指的是嘉靖年间出现在江南的一种役法改革的产物。
大明百姓除了要缴纳田赋之外，还要负担徭役，无偿为各级政府提供劳力服务。徭役的种类繁多，老百姓苦不堪言。均平银，就是让官府计算每年需要的徭役总数，把人力成本折算成银两，分摊到每亩地里去，让老百姓按亩缴均平银。需要力役时，官府就从这笔银子里拨款雇用人手。
换句话说，老百姓不必亲自去服徭役，交钱就行了，不耽误自家农时。政府也很高兴，雇人干活，总比一家一户拽壮丁来得方便，工作效率更高。而且摊役入亩，也大量减少了政府工作量。一举三得。
这个做法经过数年试行，颇受欢迎，因此各府纷纷这么搞。徽州府也每年编列均平银，各县分摊统收，再分配到各个用途名目下。四司银是衙门日常杂役费用，砖料银是公共设施修葺费用，等等。
这个太平府方案，即是将田赋税额转嫁到役银上去。这就能体现出一条鞭法的好处了，赋、役皆能折算成银子，互相合并转移非常方便。
唯一的问题是，它换汤不换药，怎么腾挪，五县都是吃亏。因为他们本来一分钱都不用出，现在却要替歙县补5000多两银子到均平银里去。
这个方案报到兵备副使冯叔吉那里，被驳回了。
冲抵均平银这个方式没问题，但吃相实在太难看了。一共6145两的丝绢赋税，转嫁了5260两到五县头上，等于歙县只负担14%，其他县86%，这很明显是拿总税去除县数，平均而得。
问题是，歙县的经济体量占了徽州府的一半，不可能这么简单地平均了事。你们偏帮歙县也可以，但是不要做得这么明显啊。
冯叔吉大笔一挥，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把5260两改成了3300两。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银子的丝绢税，歙县和其他五县分别负担46%和54%，大致符合各自的经济比重。（具体的计算方式很复杂，因为均平之后诸县或多银或少银，彼此冲抵折算，这里不赘述。）
这个方案是典型的和稀泥思路：它把黄册与《大明会典》抛在一边，也不去计较丝绢税的来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总之现在大家各退一步，各自吃了小亏，这事就算完了，别闹了。
这时候，已然到了万历四年的年根。过年期间，诸事停滞。等过完万历五年（1577年）的正月，地方才把这个方案上报给户部，请尚书殷正茂酌定。
对于冯叔吉的这个方案，殷正茂十分赞同，连批了三句话：“其名尤正，其言尤顺，其事尤易。”满意之情，溢于言表。他把这个方案上报到北京，于四月五日上奏天子，很快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下发圣旨。
其时万历帝还未亲政，这基本可以视为是首辅的意见。
圣旨下发户部，户部再往下发，一级一级传到徽州府，时间正是六月初七。考虑到南北二京的往返距离，再加上内阁以及各级官府的处理批阅，这份文书的流转算是极其罕见地高效。
对这份圣旨，六县的反应截然不同。
歙县人民欣喜若狂。他们本来的主张，正是要求丝绢税由六县均摊，这个分配方案可谓正中下怀。
从此以后，他们头上的赋税，少掉了3000多两银子。从隆庆三年到万历五年，八年抗战，终于大获全胜。
其他五县，则望着圣旨呆若木鸡，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抗辩白说了？黄册白查了？道理白讲了？歙县每一条主张，都被我们驳得体无完肤，结果户部一句“均平”，就全给抹掉了？
五县明明已经提出了极为有力的证据，可因歙县这么一闹，最后还是让它得了偌大的好处。
对于这个太平府分配方案，五县嗤之以鼻。保留一个“人丁丝绢”的虚名空壳，换成“均平银”的名目就想糊弄我们？最后还不是要六县均摊负担！婺源有一位知名乡宦如此讥讽道：“这是朝三暮四之术，拿咱们当猴子耍呢。”
一时之间，五县群议汹汹，无不义愤填膺，跟开了锅似的。可是，这不是府议，不是部议，而是圣旨，代表了最高的意志。众人纵有不满，也不敢公开指摘皇上。如果徽州府趁机好生安抚，说不定他们会咽下这个哑巴亏，接受既成事实。
可一件不算意外的意外，彻底引爆了整个局势。
就在冯叔吉把方案上报的同时，帅嘉谟也悄悄地第二次赶赴南京。他怀揣着歙县乡宦提供的一笔资金，进京运作。圣旨发下来以后，帅嘉谟胜利完成任务，高高兴兴返回徽州。
多年努力终于得到实现，他实在太高兴了，觉得该犒赏一下自己，就用这笔赞助费从有关部门给自己弄了一副冠带。
朝廷对于乡里年高德劭的耆宿，有时候会授予冠带，叫作冠带荣身。偶尔也会授予见义勇为好青年，叫作冠带义士。这是一种荣誉性的装饰，和现如今胸口挂个大红花差不多。
帅嘉谟觉得自己为民请命八年，差点连命都丢了，弄个冠带戴戴，不算过分。
歙县的老百姓，也是这么想的。等帅嘉谟回到歙县时，全县的百姓都拥出来，热烈迎接这位以一己之力扳倒陋税的大英雄。他们搞了一个盛大无比的欢迎仪式，个个手执红花欢呼，旁边还有乐班吹奏。帅嘉谟进城以后，在百姓的簇拥之下游街庆祝，所到之处，呼声群起，俨然英雄荣归。
这边厢歙县锣鼓喧天，那边厢五县民众可都要气炸了。县城里传出的每一声欢呼，都化为一记耳光，重重扇在他们的脸上。抗争八年，被歙县佬把这个便宜占走了不说，居然还卖乖！尤其是看到帅嘉谟这个奸佞小人此时在街头耀武扬威，再想到以后繁重的税负又要沉重几分，五县民众内心的火山再也无法压制，彻底喷发。
你们歙县不是靠闹事闹出一个减税吗？好，我们也闹！
六月十一日，圣旨转送到婺源县。其时吴琯已经去职，由徽州府通判徐廷竹临时代理政务。徐廷竹正好要去北京进贺表，还没来得及走，衙门就被数千愤怒的婺源民众给堵住了。他们手执木棍、火把，在衙门前守了一天一夜，要求徐廷竹去向上面反应，停止这种不公正的加税方案，不答应就不准走。
面对快要爆炸的民众，徐廷竹不得不口头允诺，然后惶惶离去。随即徽州府又派出推官舒邦儒去接掌婺源县。
舒邦儒算是这个太平府方案的发起人之一，他接到任命后，知道这事极为棘手。可是任命在手，他只得匆匆上路。舒邦儒一边赶路，一边琢磨着该怎么安抚婺源民众。没想到，他刚过休宁县，还没到婺源呢，就被当地愤怒群众给拦住了。
眼前漫山遍野全是人，把官道生生遮断。站在人群最前头的，是当地闹腾最凶的几个人，身后还有一排排有身份的乡绅。他们拦住舒邦儒的队伍，向他递了一篇抗议申文，请他转交徽州府。
【注释】
里排：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代编辑赋役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选家中丁粮多的十户人家为里长；余下百户编为十甲，每甲十人，一人为甲首。每年由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负责催征赋税。如此排序，十年为一个周期，是为排年。故某一年轮值的里长，被称为里排。
耆民：耆，年老，指称六十岁以上之人，故耆民为年高有德之人。
说是申文，其实应该算是战斗檄文。上来就痛骂户部尚书殷正茂是“权奸变制殃民，势压无容控诉”，骂完了殷正茂，又骂歙县“歙逆恃户部而变户法，以歙人而行歙私”——听见没有，都已经用上“歙逆”这种词，几乎按敌国来对待了。
往后的话，更是难听：“欲赴阙上书，以声歙人变乱成法之罪，欲兴兵决战，以诛歙邑倡谋首衅之人。”听见没有，都要兴兵决战了。
骂完以后，更发出威胁：“一旦更派，县民情忿怒，鼓噪不服，若不及时处分，诚恐酿成大变。”
舒邦儒接了这份申文，脸都吓白了。休宁人没客气，把他的随行书吏和仆役拽出来痛打了一顿。幸而舒邦儒有官身，还不至于有人敢动他。但看这个阵仗，他也只能做小伏低，接下申文答应帮忙转交。
六月二十九日，舒邦儒好不容易穿过休宁，来到婺源，以为能松口气，结果往前一望，眼前一黑——又是数千人聚在一处，遮道鼓噪。
又来了！
这回是婺源民众，在当地乡绅的带领下聚了五千人，他们就这么围在长官身边。远远地，有一个叫程天球的乡民，居然还在县城外竖起一杆大旗，上面长长一条横幅：“歙宦某倚居户部，擅改祖制，变乱版籍，横洒丝绢，贻毒五邑。”那气势，就差填上“替天行道”四个字了。
在这一片诡异的气氛中，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婺源县城。他没想到的是，等在前头的，是一番更诡异的局面——婺源县，居然自治了。
前面说了，婺源的知县吴琯已去职，代理县政的徐廷竹又忙着准备进京之事，整个婺源县在六月份出现了短暂的十几天权力真空期。
偏偏此时又赶上丝绢税闹得民意沸腾，当地豪强争执不休，群龙无首。于是，婺源县里的一个有心人趁势而起。
这个人叫程任卿，是当地的一个生员，原本负责司理署印。他在整个丝绢案中的地位，仅次于帅嘉谟，不过他的重要性，要到整个事件结束之后才体现出来。
程任卿是个有豪侠气质的人，他敏锐地注意到婺源县的权力真空，如果利用当前局势做点惊人之事，可以在乡梓刷出极高的声望值，对未来大有好处。
于是他四处串联，拉拢当地大族和有影响力的乡绅乡宦，同时对普通老百姓宣讲煽动，声言若朝廷不肯把丝绢税改回去，就要闹事。程天球那杆大旗，就是程任卿出的主意，走到哪里都扛着。
婺源百姓一看大旗威风凛凛，又有人要为民请命，情绪无不高涨，助威的助威，捐款的捐款。一时之间，程任卿声望大涨，风头无二。
当程任卿觉得已经掌握了婺源人望之后，作为整个运动的最高潮，他率人突然占领了婺源县衙隔壁的紫阳书院，成立了议事局，俨然要另立中央，成立自治政府。
【注释】
议事局：程任卿等人在婺源县成立之议事局，乃是民众自立的草台班子，被官方判定为非法组织，也是程任卿的重要罪状之一，官方认为他聚众百余人，自任长官，捉打公差，支用粮米，甚至要向全县征收税粮入自己的口袋，实在罪大恶极。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议事局进入中国，同样是在万历年间，为寄居澳门的葡萄牙人所建立，又称作市议会、市政厅，负责管理租界内葡萄牙人在行政、经济、军事及宗教方面的各种内部事务，是其维持地方治安的最高权力机构。
紫阳书院，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和朱熹有关。朱熹朱老夫子，恰好是徽州婺源人，所以这个紫阳书院，正宗到没法更正宗了。程任卿占领这里，显然是早就谋划好的。
这个所谓的议事局的创建目的——或者说对外宣称的目的——是组织、协调诸县的民众抗议丝绢税。程任卿自封管局，甫一上任，就准备了大量标语，上书“英雄立功之秋，志士效义之日”之类的话，贴得十里八乡到处都是。
他甚至还亢奋地放言：“但有里排一名不出，我等赶上其门，有一县不来，我等赶入其县，遍传乡镇。”这是要把熊熊烈火烧到其他四县去。
至于那杆大旗，就戳在书院中间，威风凛凛。它已经成了程任卿和诸县的标志性约定，并有一个名称：激变旗。
那会儿徐廷竹还没走，他觉得你们随便折腾，但这大旗实在是太碍眼了。激变旗？啥叫激变，就是闹事啊，你们是唯恐别人不把你们当反贼？
迫于官府压力，程任卿让程天球把大旗挪到城外，但议事局的工作丝毫不受影响，继续如火如荼地开展。他先后策动了几件大事。
一是千人围攻县衙，逼迫徐廷竹代传冤情；二是动员休宁县半路拦截舒邦儒，代递申文；三是婺源城外五千民众向舒邦儒示威。
在先后数次大举动上，议事局展现出了很强的协调能力，短时间内造起了极大的声势。程任卿一看民心可用，赶紧发动他们征集捐款，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用以维持运营。老百姓看到好几个当官的都被迫妥协了，觉得这个议事局确实能干大事，纷纷慷慨解囊。大笔大笔的钱财，就这么流进紫阳书院。
这个议事局乃是草台班子，既无账簿，也无监管，收多少钱，花多少钱，全由程任卿一言而决。如果他想要从中渔利的话，实在是再容易不过了。
财帛动人心，就算程任卿自己是干净的，也没法保证别人不眼红。议事局里有另外一个生员，叫程文烈，他看到这大笔款项，贪念顿生，暗中策划把管局这个位置夺过来。
这个计划的实施，就定在了舒邦儒进婺源县城的次日，万历五年七月一日。
书接上回。话说舒邦儒战战兢兢地进了几乎进入自治状态的婺源县城，在七月一日安排升堂画卯。程任卿作为议事管局，也来到县衙，和一群里排、耆老等着接见。此前在休宁和婺源城外，议事局让这位大老爷吃了两次亏，下马威也给够了，现在面谈，可以争取到足够的利益了。
几个人正在谈话，正好来了一个歙县送信的快手，名叫王学。婺源人一听是歙县来的，登时脸色就不太好看。
“快手”不是现在那个“快手”，而是指衙署里负责传唤官司、传递文书的差人，和负责缉捕罪犯的捕役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捕快”。
偏偏这个后生态度还很嚣张，说你们不要妄想丝绢税恢复旧制了，我们歙县花了700两纹银，搞定了府里的户房程德焕，就连你们的管局程任卿也同意了。他拍着胸脯说可以说服五县认缴丝绢税。
愤怒群众一听，大怒，这还了得，立刻叫嚣着把婺奸程德焕、程任卿拽出来。程文烈趁机和其他几个人鼓噪呐喊，带领群众冲入县衙。
可怜程任卿前一刻是革命元勋，后一刻就被打成了出卖婺源的反动分子。他大声抗辩，可是根本没人听，直接被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顿，几乎打得吐了血。程文烈兴奋地站在高凳之上，指着程任卿说给我狠狠打！这伙人打到兴头上，还拿出刀来，把他从县衙胁迫到紫阳书院，继续施暴。
特别要指出，这一段详尽描写不是笔者凭空想象，真的是史料里明文记载的。
但程文烈跟程任卿打了个两败俱伤，反而让另外一个叫何似的读书人渔翁得利，坐上了管局的位子。何似登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挪用公款，结果一查箱底，还剩六两白银，又惹起一阵内讧。
舒邦儒一看这架势，闹得实在不像话，正要写信回府里求援。婺源人担心议事局的丑事曝光，居然把送往徽州府的公文全都拦截了，不允许传递。舒邦儒坐困愁城，这下连消息都断绝了。
婺源议事局这边大乱，休宁那边也是一片喧腾。
在吴大江、程时鸣几个当地读书人以及豪强的带头之下，一万多乡民聚集起来，搭着木梯，直接翻上县衙墙头，把告示榜文全数撕毁，砸掉一切和歙县有关的商铺设施；然后又高举黄旗，日夜围着县衙鸣锣呐喊，挟持知县陈履；他们甚至找了几个人，身穿青衣小帽，手执锁链，声称要直接把所有参与丝绢税方案制订的官员锁拿进京。
休宁人也向婺源人学习了“先进的”信息管制经验，在各处派人把守，任何过往文书，都必须审查以后才能通过，要求“一票一揭，必经休民人验而后发”。
有了婺源、休宁两县带头，其他三县也相继发出檄文，一起闹将起来。五县人民买卖也不做了，地也不种了，专门在徽州府与外界的各个路口围堵歙县商人，见一个打一个，货物全部截留抢走。甚至有一伙激进分子，声称要闯入殷正茂在歙县的产业，烧祖屋，刨祖坟，好好给这位户部尚书点颜色看看。
一时之间，徽州境内烽烟四起，政务为之瘫痪。整个徽州府，这回是彻底乱了。
徽州府这下可再也无法安坐。新上任的知府徐成位一脸黑线，委屈得要死。明明是前几任知府姑息搞出来的事，结果这炸弹却等到他上任才爆炸，实在太欺负人了。
可怜他一介知府无权更改丝绢方案，又不敢瞎许诺什么，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矛盾，只能含糊其词地发了无数公文试图安抚，效果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徐成位顾不上体面，急忙向抚、按两院及兵备道发文求援，请求上级迅速拿出个办法来，不然徽州今年怕是连税都没人交了。
上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徽州变乱又掀起一股离奇巨浪。
婺源县里有一批驻军，带头的军官叫赵涞，也是歙县人。他一直很想回家看看，苦于军法森严，不敢擅动。这次赶上暴乱，他连夜带兵撤出婺源，直奔歙县而去。为了掩人耳目，赵涞还派手下歙籍士兵到处散布流言，说婺源人要暴动。（这个说法来自婺源，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姑妄听之。）
【注释】
把总：根据《明史·兵志》的记载，明代京营分为三大营，设千总、把总等领兵官；各地方总兵之下，也设有把总领兵。故，把总在千总之下，领兵几十人至百人，为军队中的基层领兵官，相当于现在的排长或连长。
婺源人听到歙县人造谣说他们造反，勃然大怒，议事局立刻派人到处散播谣言，说真正想造反的是歙县人。负责协调的人到了休宁，休宁这边的带头人吴大江表示，你们玩得不够狠，看我们的！
此前他们已经挟持了休宁知县陈履，所以官印可以随便乱盖。吴大江遂以休宁知县的名义，给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布政司衙门发去飞报，声称休宁、婺源两县遭到一万多名歙贼的入侵，休宁知县陈履被掳走，婺源署理县事的推官舒邦儒惨被殴打，连兵备道都被围了，歙贼不日将越境四出，情况十万火急！
万余“歙贼”入侵，真亏他想得出来，想象力太丰富了。
休宁县的伪造公文发得痛快，那些接到急报的外省布政司衙门可全都傻眼了。
徽州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这里发生暴乱，整个东南都要为之骚动。因此对这份军情急报，东南诸省都很重视。
可研究来研究去，各省布政司衙门觉得很奇怪。
徽州府的上级主管是应天巡抚，按道理出了乱子，应该先往南京那边报才对。如今休宁县的告急文书越级不说，居然还跨省，难道……南京已经被“歙贼”占领了？
四省布政司的冷汗登时就下来了。
“歙贼”居然嚣张到了这地步，当年倭寇也没这么厉害啊。
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动，诸省哗然。谁能想到，徽州府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县，敢和整个江南单挑。在那几天，“歙贼”风传江南，人人闻之色变，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荒诞。
南京方面不是傻子，眼看整个东南都震动了，大为不满，责令徽宁兵备道尽快查明这“歙贼”到底是怎么回事。
徽宁兵备道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职责，闹到这个地步，他们自然也坐不住了。副使冯叔吉赶紧率先做出反应，连发两道安民告示。
先一道语气严厉，让民众各自回家，“如有随途跟走，群呼类引，嚷乱有声者，即系恶少棍党”。后一道语气柔和，说冯副使准备巡看五县，仔细倾听百姓呼声，不过天气太热容易中暑，大家可以不必远道迎接，留几个人问话就是。
这不是客套话，冯叔吉真的亲自赶到徽州，还带着不少兵马。他一是巡视五县，弹压民乱；二是要查明“歙贼”的真相。徽州府也赶紧发出禁约，禁止六县民众互相仇视伤害，否则严惩不贷云云。
至于应天巡抚，他正忙着给那些受惊扰的外省衙门解释，南京没事，徽州也没有乱贼流出，大家不要惊慌……
无论徽州府还是兵备道，此时的态度都还好，只是温言劝慰老百姓别误会，并没摆出一副赶尽杀绝的嘴脸。可熟悉官场的人心里明白，这只是因为官员们要尽快平复乱局，等事态平息，就要秋后算账了。
一直到这时，五县里的乡宦们才意识到，这回可能有点玩大了……
起初五县闹事，这些乡宦一直在背后推动，希望借此施压，可民心一起，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休宁县有位乡宦叫汪文辉，在当地极有地位，官至尚宝司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最初也积极支持五县维权，可到了这会儿，他觉得不对劲了。汪文辉紧急联络了几个有力之人，说这事得往回收，咱们是维权，不是谋反，真闹大了，有理也变没理了。
汪文辉连忙准备了一份揭帖，上书徽州府，语气恳切地解释说五县并不打算闹事，只是被逼太甚，民心不稳而已，外头传言什么遮道殴打、竖激变旗什么的，都是谣言，我们跟舒推事感情好着呢！
他的文笔颇佳，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忘告状：“今各县愤激，事实至此，衅孽始萌，犹可杜息。其指斥之实，惟知切齿于殷门；其号呼之状，惟欲求申于官府，其迫切之情，惟欲求通于君父。”
三个排比，层层推进，既把暴乱这件事洗得干干净净，又指出乱源在于殷正茂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反奸臣不反皇上，是大大的忠臣。
有他带头，其他几县也纷纷上书，调门一致降低，都态度恳切地表示：小民只是惊慌失措而已，只要大老爷把丝绢税改回去，我们都是顺民。
乡宦们的呼吁，让民间的热度慢慢降了下去，然后朝廷的脾气就上来了。
七月二十日，这次不是兵备道，而是更上一级的巡抚都院气势汹汹地发出安民告示。这次的口气截然不同，没有含糊地称“五县”或“六县”，而是直接点了休、婺、祁、黟、绩五县的名，杀气腾腾地表示：
“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先以军法捆打，然后问遣，决不姑息。”
耐人寻味的是，与这份安民告示一并送达徽州府的，居然还有一份兵备道捉拿帅嘉谟的公文。
在这份公文里，逮捕帅嘉谟的理由特别值得一读：“以歙县津贴之费，输纳冠带，夸张梓里，以致五县居民愤恚不平，哄然群聚。”你这是诈骗歙县百姓的公款，去给自己买冠带荣誉，还到处显摆，这才导致了五县民众闹事。
这些钱有多少呢？一共四十两。
看得出来，上头为了尽快平复乱局，只能拿帅嘉谟的人头来安抚五县民众了。你没罪，也得挑出点罪过来——可是，帅嘉谟一手促成丝绢税改革，这个立场是经过圣旨确认的，从这里实在挑不出毛病。兵备道憋了半天，只好胡乱找了个理由，说他挪用公款买冠带。
谁让你小子到处显摆，惹出这么大乱子，不收拾你收拾谁！
于是，这位一心为歙县谋利益的英雄，稀里糊涂地以诈骗罪进了监狱。
当然，帅嘉谟在牢里并不寂寞，因为没过几天，巡抚都院发出数份公文，点了五县里闹事的一群首恶分子的名字——程任卿、程文烈、何似、吴大江、程时鸣等几人都在名单里，要追究他们的责任。
随着这些责任人的入狱，以及各级政府的强力弹压，加上当地乡宦拼命安抚劝说，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徽州之乱，总算逐渐恢复了平静。
可无论是抚、按两院还是徽州府，心里都明白，此时的平静是暂时的。暴乱的根源在于丝绢税，这个不解决，始终是个隐患。
因此他们也纷纷上书户部，表示这个丝绢税的改革，虽然是圣上批准过的，但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此时徽州之乱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当地，两京官场都有震动。南京礼科给事中彭应时、湖广道御史唐裔以及北京户科都给事中石应岳纷纷上本，说徽州大乱肇始于丝绢税的改制，可见此事还需要仔细斟酌。户部尚书殷正茂身为歙县人，即使没有偏袒之心，也该避嫌，这次出事他也有责任。
其实他们对于徽州丝绢案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在弹章里只是几句话寥寥带过。他们担心的是，此事持续下去，会让整个江南都变得不稳定，这才是关乎利害之处。所以说，谁有道理谁没道理根本不重要，赶紧把这事平息才是真的，正如彭应时弹章里说的：“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
【注释】
奏请（皇上）定夺，毋得依违以杜衅端，庶地方永保无虞之庆：圣上万万不可犹犹豫豫、模棱两可啊！恳请圣上裁断是非，以正视听，杜绝此类争端，但愿能永保地方太平无事！
在重重压力之下，殷正茂只得上书谢罪请辞，不过并未得到批准。
他户部尚书的位子暂且保住了，但言路和群众的意见都太大了。丝绢税的方案，必然要做修改。哪怕已经有了圣旨，也得改。
只不过，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出尔反尔。这脸，不能让皇上丢。所以朝廷给出的方案修改理由是这么说的：“虽令由钦定，始有专擅之情，事属乡邦，不免有可疑之迹。”意思是，圣旨虽然钦定了丝绢税的改革，但你们在具体操作上有偏袒的痕迹，大概是主事官员的籍贯落人口实了吧。
朝廷定的调子是对的，是底下的人给唱歪了。谁唱歪的呢？到底还是让歙县出身的殷正茂背了这口黑锅。
上头既然同意修改丝绢方案，下面各路官员便重聚太平府，再次商议。万历五年十二月，丝绢税的第三版改革方案终于出炉。
这个方案与原来相比，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对五县多让了一步。
歙县丝绢税不变，减免的均平银数额，从原来的3300两调整到2000两，由五县均摊。
这样一来，总计6145两白银的丝绢税，实际上歙县出4145两，五县出2000两。
五县民众这次没敢再闹民变，可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你当这是菜市场讨价还价？一块不行就九毛，九毛不成就八毛，太不成体统了。我们要的可不是这个！
负担就是负担，一分银子也是负担！
老百姓闹了这么久，早就轻车熟路。抗议申文和请愿书化为无数雪花，纷纷飞向各级衙门。官员们面面相觑，还能怎么办？继续再议吧！议到大家都满意为止。
这一议，就将近一年。一直到了万历六年十一月初四，徽州府总算硬着头皮拿出了第四版方案，叫《豁免五县均平方案》。
此方案对歙县来说，没什么太大变化。丝绢税照旧，减免的均平银数额，调整到了2530两。
而这2530两，并不会摊派到五县头上。
在隆庆六年，户、礼、工三部征派徽州府的料价银，减免了一部分，一直留在府账上。同时还有一笔军需银，每年都会剩点结余。徽州府每年从这两项合计抽走1950两，替五县补进均平银里，诸县再均摊50两，一共是2000两整。如果以后每年军需银的结余不足，则从五县征派补足。
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等于是徽州府把这笔税扛下来了。
这样看起来很合理，可是不要忘了，这个税是每年都交的。徽州府料价银是隆庆六年的减免所得，数量只会减少，早晚用光；而军需银结余每年都不固定，今年多，明年少，万一是负数，那么这笔钱，还得让五县来承担。
换句话说，这2000两银子的来源，是不稳定的。
前面三个方案，是横向朝三暮四，让丝绢税在六县之间来回腾挪；这第四个方案，却是纵向朝三暮四，按时间轴来的。五县初期可能交得少，可随着时间推移，几乎可以肯定会逐年增多，最后回到原来的水平。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对歙县来说，减免均平银的数量是2530两。而从料价银、军需银和诸县分摊中抽走的，是2000两。
还有530两无法冲抵，账不平啊。
歙县和五县已经打滚了好多次，差不多已到底线，让谁多扛一分，估计都得爆炸。
要么，再按照第四版方案的思路，从其他科目里进行调配？
一般的调配，是不成的。因为你这里减交，那里就要多交，算来算去，总有一个科目要吃亏。一干能吏高官，就为这区区五百多两银子愁眉不展。
这时，不知哪位天才提出一个绝妙的主意——如果这个科目本身就不合理呢？让它吃亏，岂不就正好两便吗？
什么？怎么还有不合理的税收科目？
有哇，两个字：协济。
所谓协济，是指当一处官府出现资金紧张时，由上级出面协调，组织临近州府进行援助。这种援助一般来说都是临时性质的。
比如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为了防备倭寇，徽州府协济苏州、松江海防16,000两银子；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了巩固长江防御，徽州府协济镇江驻军1300两银子；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前往封国，徽州府协济池州10,000两，用于迎接仪仗开销。
这些大的协济，都是因事而起，事完了，钱就不用给了。可还有一些琐碎的小协济，虽属临时征派，可久而久之，遂成定规，变成一项长期性的税负。这是大明税制的一个特点，很多科目因循成例，轻易更改不得，日积月累，形成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链条。
这些琐碎协济，往往与军事密切相关。因为军方的驻屯调动，不依行政划分而行，经常跨数府数县。比如兵备道副使冯叔吉这个“应、安、徽、宁、池、太六处兵备”的头衔，就是依长江而备，跨越六府。若想寻求地方支援粮饷，非得靠徽宁兵备道来协调。
因此，兵备道对各地的协济情况掌握得最全面。
按照那位官员的建议，请兵备道出面，清查一下协济费用，看哪一项有不合理之处，取消便是。
兵备道也想尽快从这个泥沼里脱身。于是在副使冯叔吉的授意下，兵备道清查了一遍账簿，很快从中挑选出一个科目：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
这个科目光看名字就挺奇怪的。
金衢道全称是领金华、衢州、严州兵备道，它的驻地在衢州府，和徽州府没什么关系。徽州为什么要给它兵饷？而且这笔银子不是解往衢州，而是解往池州，那里明明是徽宁兵备道的驻地。
明明是徽州协济金衢道的费用，却要送去徽宁道的池州，这账目流向也太乱了吧？
仔细一查，原来这也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为了防倭，朝廷设立了应天兵备副使，统一协调包括徽州在内的长江防务。到了四十一年（1562年），这个机构被裁撤，却没有下家来接盘。徽州府在那段时间，处于没有驻军保护的空白期。
本来朝廷觉得倭寇气焰不复往日，徽州地处内陆安全得很，这事不用着急处理。没想到好死不死，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徽州突然闹了一次矿上骚乱。一群来自金华的矿工化身流贼，冲入婺源县大掠一番，徽州六县为之震动。
当时的应天巡抚刘畿手里无兵可派，遂移文邻近的金衢道，希望他们就近协防。协防需要兵饷，这笔钱自然得是徽州府出。于是徽州府专门安排了一笔兵饷，每年解送衢州。
后来到了隆庆六年，朝廷设立了徽宁兵备道，把徽州防务从金衢道接回来。按说这笔饷银该随之转过来，相应科目名称也要修改，可徽宁兵备道打起了小算盘，觉得可以从中渔利。
首先，徽宁兵备道先从徽州府征收一笔兵饷银，于情于理这都是应该的，程序上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徽宁兵备道给金衢道移文，说徽州防务我们接手了，兵饷银以后归本道所用。金衢道觉得这也合理，办了移交手续。
最关键的手法来了：徽宁兵备道并没告诉徽州府，兵饷发生了转移，反而要求徽州府在“协济金衢道兵饷银”中间加上“解池州府”四个字，意思是，以后你们交给金衢道的兵饷银，送到池州来就好啦。
徽州府非但没觉察这个小手段，还觉得挺高兴。因为解送兵饷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送到池州比送到衢州可近多了，这么一改“解池州府”，我们还省了一笔运输费呢。阖府上下，都赞颂兵备老爷体恤民情。
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名义上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
说白了，这算重复征税。
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吗？
奥妙就奥妙在这儿了。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如果不知道“协济金衢道”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
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
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吗？
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
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
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
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税赋，每多一路，附加成本就会翻一倍。
就这样，地方杂税和临时税不断增加，附加成本随之提高，效率直线下降，整个体制逐渐变得臃肿无比，同时造就了大片舞弊空间。大部分税额，就在这些烦琐、细碎的流转环节中，被各级操盘手们吸走。老百姓交的钱越来越多，朝廷收入却不见增加，大部分都在中间环节里被消耗了。
长此以往，地方民怨沸腾，政府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就是调控失灵，天下大乱。
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大明产生“杂税”的机制，只能略微扩大税基，把问题的爆发拖延一段时间罢了。
大明灭亡的原因，徽州府的这笔小小税赋，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咱们书归正传。
前面说了，“协济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这笔税银，本身并不合理。徽宁兵备道一直很担心，万一又碰到一个类似帅嘉谟这种爱较真的人，说不定会再起波澜。这一次既然有人提议，兵备道索性顺水推舟表示，为了徽州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们吃点亏，从这笔兵饷银里抽出530两来，把最后的亏空补上吧。
这笔原本是重复征收的税，就这么巧妙地被洗白了。
兵备道高风亮节，解决了最后的问题，诸位官员看到了成功的曙光，连忙又经过一轮讨论，做了一点微调，使之更加完备：
减免料价银的库存有限，不能支撑逐年抽调，直接并入军需银。
五县额外负担的那50两也算了，省得他们啰唆，直接也并入解池州府兵饷银。
于是，在万历七年（1579年）的三月，第五版方案出炉了。
人丁丝绢6145两，仍由歙县承担，但他们负担的均平银，则减少2530两。这笔均平银怎么补足呢？由徽州府军需银抽出1950两、金衢道解池州府兵饷银抽出580两，合计2530两，转入均平银账目冲抵。
这个方案，可以说是集妥协、折中之大成，把负担压力分散到歙县、徽州府、兵备道等诸多方面。这样一来，歙县少交了2000多两银子，心满意足；五县一点负担不用加，也心满意足；徽州府和兵备道略吃了点亏，但消弭了一场大乱，杜绝隐患，也合算。
对朝廷来说，一则上交的税款并不短少，二则趁机清理冗税杂役，统一钱粮，对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是好事——这个方案真是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难怪执笔者得意地称其为“共免两全法”。
这一次，上上下下俱松了一口气。兵备道赶紧发布大字榜，通告六县新的税制，并得意扬扬地宣布：“自万历七年为始，明载赋役册，永为定规。”
我相信，在张榜公布的一瞬间，这几个字轰然化为斗大的金黄色大字，配着恢宏的音乐，在徽州官场大小官员脑海中旋转。他们此时一定百感交集，涕泪交加。
不容易啊，这一场肇始于隆庆四年的大纷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年，先后五版解决方案，至万历七年终于彻底消弭。中间多少波折，多少折腾，总算熬过去了。
尘埃落定，生活还得继续。
让歙县人感到高兴的是，旷日持久的丝绢纷争，把各种细节、征派原理都讨论得很透彻，官府上下都不太敢做手脚，反而会主动找别的税目设法再减免一点。这时又赶上了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所以歙县所承担的人丁丝绢，不必全以实物交付，直接本色折银或折色折银，不必先卖粮食再买丝了，无形中又少了一层负担。
据学者考证，万历七年之后，歙县真正实交的人丁丝绢税，其实只有额定的七成。
这一切，都是拜那个学霸帅嘉谟所赐。
而帅嘉谟后来到底怎么样了呢？
第四节 秋后算账
万历五年七月，兵备道拿住帅嘉谟，把他关在监牢里待审。同时被捕的，还有包括程任卿在内的一伙五县闹事分子。
两个月后，徽州府终于拿出了初审判决：帅嘉谟、程任卿以及其他几个人，被判充军。其中帅嘉谟的罪名是“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以陈奏而敛取”。
在状词里，徽州府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帅嘉谟自夸有手段，向歙县老百姓收取银钱，说你们补贴我上京告状，我自有办法帮你们免征赋税。他利用歙县民众的恐慌心理，收敛了大量钱财，假公济私——比如私自弄了套冠带，用的就是公款。
这是一个欲加之罪的政治性判决，翻译过来就五个字：“谁让你多事？”从官府视角来看，这起纷争根本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帅嘉谟一个人挑起来的，当初你如果乖乖闭嘴做你的数学作业，哪儿还会有后面这么多事？
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法律问题，咱们政治解决。
初审意见提交给兵备道。可是冯叔吉很不满意，觉得徽州府怕得罪人，给判轻了，不足以警诫别人。于是冯叔吉把这些人提到太平府，让安庆、池州、太平三府会审，再议一次罪名。
这次商议，最终给帅嘉谟定的处罚是“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这个判罚，从他本人角度来说实在是冤枉，但从官府角度，没弄死你，算是很讲良心了。
万历六年七月十九日，这份判决意见得到刑部尚书严清的支持，具题上奏，并于二十日拿到圣旨批准。一切都尘埃落定。
然后，帅嘉谟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边之路。他当时是何心情，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县民众并没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赋的英雄。在《歙县志》里的义士一项，专门记载了帅嘉谟的事迹，以及一段评语：“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不知道在隆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帅嘉谟翻开歙县账簿第一页时，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巨大风波，他是否还会继续。
丝绢案的始末和帅嘉谟的经历，就讲到这里，不过故事还没说完。
因为英雄并非只有他一个。
在五县民众心中，也有好几个慨然倡义、奋勇抗争的大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拼死反抗，恐怕官府早在万历四年就把歙县的负担强加过来了。
这些人，也都是当之无愧的五县义士。
比如曾经卷入议事局风波的何似，在等候判决期间去世，死之前留下一封遗书，写得十分慷慨激昂：“身虽殒殁，而生平义气之正，鼎镬甘如饴，刀锯不足惧者，必不与囹圄而俱泯。”
不过在官府眼中，这些人是地方上的刺头，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这些人和帅嘉谟同时被捕，罪名各不相同。有的是聚敛骗财，有的是聚众斗殴，有的是寻衅滋事，判罚也轻重不一，从杖责、下狱到流放充军都有。
其中罪名最重的，就是程任卿。他搞起了议事局，仅这一项就和别人的性质截然不同。
官府对他的判词里说：“以欺众罔利之徒，转为犯上作乱之渐，建旗张局，召号者数过万余，缚吏侮官，陆梁者状非一出，造飞言于达路，则江、浙、闽、广亦各惊心。毀禁示于公墙，则山泽闾阎几为解体。”
这些罪状，都是大犯忌讳的事，从判词来看，距离谋反只差了一线。
所以程任卿的判决最重，居然是斩监候——相当于死缓。整个徽州大乱中，被判处死刑的，只有他一个。
程任卿真是个奇人，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哭诉哀号，而是慨然上书自辩。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带讼师光环，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居然探讨起判决书里援引的大明律和犯罪事实的适用问题。
他没否认那些指控事实，但是声称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性质不适用于本案。一点、两点、三点……论点鲜明，逻辑缜密，旁征博引，简直可以拍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风云》。如果说帅嘉谟是数学学霸的话，那么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时的法律达人。
这些抗辩，并未能改变他被判死刑的事实。不过斩监候这个罪名很微妙，判了死刑，但什么时候执行却没说，这就留下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并没有秋后问斩，而是舒舒服服待在监狱里。徽州府考虑到五县民众的情绪，不敢轻易执行死刑，索性一直拖着。
程任卿在监狱里待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写书。
狱中写书这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不过程任卿要写的这本书，和寻常的可不一样——准确地说，他不是写，而是编书。程任卿联络了徽州府的官吏和诸县友人，把围绕丝绢案的大大小小的文书，都搜集起来，汇集成册。
要知道，丝绢案持续了这么久，中间各个利益集团无数次争吵议论，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乡绅们的书信、题记、状书，诸县申文，诸府、兵备道、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帖、告示、宪牌、奏文、判决书、保书，等等，应有尽有。
徽州又有健讼传统，健讼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因此各县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私人还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编这本书不缺素材。
他只花了半年，便编撰成一本书。
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程任卿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误会的名字，叫《丝绢全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讲怎么造丝绸的，以后可以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放在一个书架里。
《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从隆庆四年帅嘉谟上书海瑞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院豁免均平公文》终（其实最后还附了一篇何似的临终说帖），一共收录各处文书一百三十七篇，基本上囊括了整个徽州丝绢案从官府到民间的全部重要文献。
按照程任卿的想法，他编这本书的目的，是剖白心迹，表明冤屈。很难得的是，程任卿并没有一般文人的臭毛病，他虽然自认冤屈，但对《丝绢全书》没有进行任何裁剪修纂，始终保持客观中立。哪怕是对他和五县不利或谩骂的文字，照样一概收录，不改一字，最多是在底下加一行批注，略微辩解几句。
《丝绢全书》里的很多歙县文献，把程任卿描述成了一个贪图小利、沽名钓誉的丑角。不知道程任卿编撰到这一部分时，是不是会摇头苦笑。但他严守立场，未做涂抹，而是原封不动地抄录进去，堪称史学家的典范。
中国很多古代史料，往往只记录大要而忽略细节，重结论而轻过程，多高层而少下层，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间的事件——记录语焉不详，框架虽在，细处缺失。后世之人，只能从字里行间的蛛丝马迹去猜测。像徽州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只有一句描述。光看那个，研究者恐怕只会当其是一场普通民变，一掠而过。
感谢程任卿，能保留下这么多材料，我们才得以窥到当年那一场大辩论的真实风貌，从起因到结果，从官府态度到民众反映，无不历历在目，生动无比。
这篇小文里有大量细节描写，绝非“键者”杜撰脑补，实在是《丝绢全书》里收录的资料太细致的缘故。明代民间县一级事件，能记录到这种程度的，可谓绝无仅有。
（附截图一张，足见里面提供的史料详细到什么程度——差不多可以当电影脚本来用了。）
程任卿的这个斩监候，一候，就候了二十年。后来有个做官的同乡叫余懋学，上书给他喊冤，最终得以改回充军，并被发遣到边疆。程任卿这人也真有能耐，戍边期间居然还立了大功，当上了把总，最终荣归故里。
婺源人民，始终记得这位抗争英雄，也在《婺源县志》里的义士传里留了一个位置给他。而《丝绢全书》，也因此流传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丝绢的故事还没完。
万历二十年（1592年）前后，距离徽州丝绢案已经过去十几年。这件尘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开一角，显露出了一个此前几乎没人留意的惊天细节。
掀开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员——南京户部右侍郎余懋学。他忽然上了一道《豁释丝绢大辟疏》，为程任卿乞求减刑。在这篇疏里，余懋学讲述了当年徽州之乱期间发生的一件隐秘往事，而且牵涉了一位曾经的大人物——张居正。
万历三年，余懋学时任南京户科给事中，以敢言直谏而著称，先后数次上书，批评张居正的种种政策太过操切，言辞十分激烈，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尤其是万历五年“夺情”事件之后，张居正把余懋学削职为民，赶回婺源老家永不叙用。
余懋学返回婺源之时，正赶上徽州之乱爆发。
当徽州丝绢案爆发之时，有人来找余懋学助威。余懋学为人比较警惕，没有答应，只是写了封信给徽州知府，劝说恢复旧制。结果户部尚书殷正茂误以为他也参与其中，还写信来询问。余懋学忽然意识到，这是张居正余怒未消，打算借机惩治自己，便行事更为谨慎，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来往。
万历五年八月前后，暴乱差不多结束了，官府开始四处抓人。可奇怪的是，无论是两院还是兵备道，首先发出来的缉拿令，都口口声声说是豪右宦族作乱。
余懋学这个说法，在《丝绢全书》里也有佐证，其书里收录了《查豪右牌面二张》《按院再议均平查访豪右宪牌》《都院再访豪右宪牌》三份文件，都是各级官府的明发文件。另外还有一份歙县人的举报信，说五县暴乱的主谋，在于“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为什么把矛头对准当地土豪乡宦？余懋学认为，这是得自张居正的授意，试图把他也攀扯进来，好进一步报复。
按照余懋学的说法，在事件期间，张居正给应天巡抚胡执礼写了封密信，指名说婺源大乱的根源，在于前南京尚宝司卿汪文辉和余懋学；同时张居正还指使都御史王篆，写了一封信给应天巡按郑国仕，说余懋学和另外一个叫洪垣的婺源乡宦是主谋，一定得严惩。
甚至连殷正茂，都亲自给徽州知府写信，暗示余懋学和暴乱的关系。
种种压力之下，各级官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起来，开始大张旗鼓地抓捕当地豪强。可命令传到了徽州府这一级，态度陡然消极下去——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与基层之间隔着一道乡绅，要实施有效统治，不争取到他们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听从上级指示，使劲打击当地豪右，那会得罪一大片人，以后管起来就更难了。所以徽州府给朝廷回了一封公文，叫《本府回无豪右申文》，不用看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谈不上抓捕了。”
胡执礼和郑国仕本来也只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才发牌捕拿。现在徽州府否认，加上余懋学在北京的几个朋友王锡爵、陆光祖、李世达等人也写信过来劝其守正，抚、按两院乐得顺水推舟，改口说既然不是豪右作乱，那一定是生员闹事，改抓他们吧。
然后，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动作。
在给这些人议罪之时，张居正因为找不到余懋学的罪碴儿，心里很不爽，又听说余懋学跟程任卿关系不错，便特意指示刑部要严办。结果原本给程任卿判的是充军，被张居正这么一插手，最后变成了斩监候。
这些八卦，余懋学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后来起复，重回官场。李世达和郑国仕给他出示了张居正和王篆的亲笔信，他才知道当年自己处于多么危险的境地，自称当时吓得“毛发犹为悚然”。
至于程任卿被判死刑，余懋学认为不过是代他受过罢了。
余懋学这次上疏，希望能够申请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军流放。他还特意提及，当时的户部尚书殷正茂致仕以后，隐居歙县，也一直为释放程任卿而奔走，说明他内心有愧。
余懋学是言官出身，笔法厉害，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评了一通朝廷对徽州丝绢案的处理意见，先后列举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诬捏、四不协，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个徽州之乱，张居正得负首要领导责任，是他强行偏袒歙县，强令户部、应天两院改税，五县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击，是有大义名分在的，不可以简单地定义为“民变”。
余懋学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真实性有待商榷。从推广一条鞭法的角度出发，张居正确实对徽州之乱施加过一定影响力，但若说整件事情就为了针对一个回家待业的前言官，未免太过阴谋论了。最多是张居正搂草打兔子，顺便而为罢了。
徽州之乱，究其过程，跟余懋学本人真没什么关系，他单纯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别看余懋学对徽州丝绢案有诸多批评之词，却只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后不忘补上一句：“乃若丝绢均平，处分久定，臣不敢复置一喙，以滋纷扰。”
什么意思？现在丝绢案已经过去了，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免得再生变乱。
余懋学心里很清楚，徽州的“人丁丝绢”税惹出那么多风波，费了多少力气才算谈妥。他身为徽州人，可不敢轻易言改。万一因为自己一言而再起纷争，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张居正容易，再辩论一次徽州的丝绢税？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