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显然，这是最好的选择。他窃窃私语说这个窝藏主是个还俗的神甫。卡米尔从来没有证实过，但他也没有感到惊讶，这两种职位看起来也颇为相似。

“你派人去那儿转转。”

路易记下这个指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他分配任务。

说着佩莱拉法官就到了。蓝眼睛，长鼻子，耳朵像狗。他忧心忡忡，步履匆忙，一边走一边抓住卡米尔的手。“您好，警官。”在他身后，他的书记员，一个三十岁的尤物，脖子以下全是胸脯，她的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当当作响，应该有人去告诉她这有点过了。法官也知道她发出的噪声有点过头。尽管她跟在他身后三步远处，但毫不夸张地说，掌握着步伐的依然是她。如果她乐意，她甚至可以一边悠闲地逛逛长廊，一边用她的口香糖吹吹泡泡。卡米尔发现洛丽塔到了三十岁，就真的是个惹人厌烦的女人。

大家都聚集了起来，卡米尔、路易，还有队伍里另外两名刚刚赶到现场的同事。会议由路易主持。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消息灵通。（最近他通过了国立行政学院的考试，虽然他更喜欢巴黎政治学院。）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说话带着东部口音。他们让人想到塞尔维亚人或者波斯尼亚人，那些粗暴的人，他们开枪从来没有人能躲过。至于老大文森特·阿福奈尔，他的战绩可谓硕果累累。”法官点点头。“阿福奈尔和波斯尼亚人，可怕的组合，居然没有更大的损失，简直令人震惊。这群家伙生来就是坏坯。”法官说道。他说得没错。

接下来他关心起目击者们。通常情况下，珠宝店开门时，主管、实习生和另一名员工一般都会在店里，但那天早晨她迟到了。她差不多在这场斗争结束时才到，只听到最后一声枪声。只要有员工奇迹般逃过了发生在他工作店铺或者银行的抢劫案，警察们总是第一时间产生怀疑。

“我们已经把她找来了，”一名警察说（他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我们会继续盘问她，但她似乎和这事没什么关系。”

那位女书记员已经厌倦透了。她转动着她的高跟鞋，扭来扭去，肆无忌惮地看着出口处。她涂了一层暗红色的指甲油，胸脯被一件开了最上头两颗纽扣的长袖衬衫紧裹着，像是要被撑破了一般，展露出一条深得难以置信的白色沟壑，让人忍不住紧张地盯着剩下的纽扣看，纽扣周围的衣料紧绷着，像是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卡米尔看着她，在心里画着她的速写，她的确可以吸引人的眼球，但也只是总体印象。从细节上来说，又是另一回事：大脚丫子，短鼻梁，五官并不算精致，臀部虽然很有弹性，但位置有点太高——一个登山运动员的屁股。她喷了香水，有点……呛人。让人感觉像是站在一堆牡蛎边聊天。

“很好，”法官说着把卡米尔拉到一边，“分局长女士跟我说，您有一个线人……”

他说“女士”的时候用了一种强调的语气，好像他在努力适应这种新称谓。那个女书记员讨厌这种私密谈话。她发出一声不耐烦的长叹。

“是的，”卡米尔肯定道，“我明天会得到更多信息的。”

“那就不要拖拖拉拉的了。”

“应该不会……”

法官很满意。他不是分局长，但他还是喜欢越多越好的数据。他想走了。他严肃地看了一眼女书记：“女士？”

声音里透着权威，掷地有声。

看看洛丽塔的表情，就知道法官一会儿有的好受。

16:00

女理发师的证词不错。她不断重复着她所说的，低垂着眼皮，像是个害羞的新娘。这是所有证词中最细节的了。甚至有点太过细节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才需要戴个大风帽。鉴于外面的骚动，我要尽可能远离露台，靠近吧台。我点了杯咖啡。

那个女孩没死，当时边上停着的一辆车子把她救了起来。她被急救医疗队带走了。

在她出院之前，或者在我把她转移地方之前，她还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躺着。

但首先，上满膛，莫斯伯格里装着七颗子弹。

“焰火”表演就要开始了。

我们外面再见。

18:00

尽管很紧张，卡米尔控制着自己不用手指敲击方向盘。在他的车里，所有的控制仪器都是放低的，没有别的办法，谁让他坐在座位上连脚都踩不着地，手臂也太短呢。在一辆为残疾人专配的车里，一切都要小心，也许一个不恰当的手势，车子就飞出路边了。尤其是对于卡米尔来说，在他所有的缺陷中，他的双手尤其不够灵活，除了画画之外可以说他就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他停了车，穿过医院的停车场，一边重复着要对医生说的话，那种精心琢磨过的句子，能让你在十五分钟内显得温和有礼，但也是那种一到现场你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句子。这天早上，接待处挤满了人，他直接上楼进入安妮的病房。这一次，他停了下来，柜台到他眼睛这么高（卡米尔估计一米四的样子，在这件事情上，卡米尔从来不会误判一两厘米以上）。他绕了一圈，一脸权威地推开边上的小门进去了，门上分明贴了“禁止入内”。

“所以呢，”接待员大喊，“您看不懂法语吗？”

卡米尔出示了一下他的证件。

“是您？”

接待员开始大笑，竖起大拇指点了个赞。

“很好！”

她是真心说好。她瘦瘦黑黑的，目光炯炯有神，胸脯平坦，肩膀瘦得只剩骨头，四十岁左右，安的列斯岛人，胸牌上写着“奥菲利亚”。她穿着一件花边衬衫，丑得让人惊叹，一副白边框蝴蝶形眼镜，好莱坞般的夸张样式，一身烟草味。她朝着卡米尔张开掌心，让他等一等，她接了个电话，又草草挂了，然后转向卡米尔端详起来。

“您真矮啊！对于一个警察来说，我想说……难道招收警察没有一个最低身高要求吗？”

卡米尔没心思在这儿闲扯，但听了她的话他还是微笑了一下。

“我有豁免。”卡米尔说。

“啊哈！有关系啊！”

再这么聊下去，不出五分钟，这种率真就会发展成放肆。不管是不是警察，她都要来拍你肩膀了。卡米尔打断对话，要求和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主治医生说几句。

“这个时间点上，他正在巡视病房呢。”

卡米尔做手势表示他懂了，然后朝电梯走去。又折回来。

“她收到过任何来电吗？”

“据我所知没有……”

“确定吗？”

“您要相信我。尤其是这里，病人很少有能接电话的。”

卡米尔走了。

“喂喂喂！”

远远地，她挥动着一本黄页，像是发现了比她厉害的人一般。卡米尔又折回去。她用一种诱惑的眼神看着他。

“一张有用的小单子……”她轻声说。

这是张治疗单。卡米尔把单子塞在口袋里上了楼，询问了医生，还是得等着。

急诊室外面，停车场停满了车。这是个理想的藏身之所，一辆车子停在这里，只要不是待在原地太久，没有人会发现的：只要保持警惕、低调，保持移动。

还要在前座用报纸掩护，把莫斯伯格装满子弹，以防万一。

现在该好好思考，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做。

第一种选择是等待那个女人出院。这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了。相反，对着一辆救护车开枪则是完全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除非完全忽略它。入口大厅上方安装的摄像头什么用也没有，它们只是被装在那里唬人的，但只要用12号口径枪把它们打爆，就可以开始行动了。道义上，没什么不能逾越的。技术上，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不，在这个方案里面棘手的问题主要在于运输，要找准出口，而那出口非常狭窄。的确可以杀死门卫来突破防线，日内瓦公约没有涉及门卫的条例，但这毕竟不是最方便的办法。

别的解决方案：从防线后方奇袭，车上有个小窗户可以射击。因为离开医院时，救护车必须右转，然后在四十米开外等到绿灯亮起才能前行。它们到来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卸下笨重的担架和病人之后，回去时反倒是轻轻松松的。一旦救护车在红绿灯处停下，一名整装待发的杀手就从后面悄悄潜入，用一秒钟的时间打开车后门，一秒钟调整，再用一秒钟开枪，如果你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必然的惊叫和可能的目击者，这些足以给你足够的时间上车，并向反方向逃出四十米，接着，一条双车道的大马路，一步之外就是外环高架，清静怡然。一切都搞定了，还有大笔的进账。

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她出院，回家，或者转院。

如果这个可以开枪的窗口没有开，那就有必要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送货上门，就像花店，或者糕点店。上楼到她的房间，礼貌地敲门，进门，开枪毙命，出门。必须非常精准。或者反过来，索性一开始就大张旗鼓。两个不同的策略，各有各的好：第一个，针对性的射击需要更多技巧，也给人更大程度的满足，但这种方式难免有点自恋，更多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袭击对象，不够慷慨；第二种方法，把事情搞大，无疑更加慷慨，也更加崇高，简直是带着普世关怀的了。

事实上，通常不是我们选择事件，而是事件选择我们。所以必须精密盘算，未雨绸缪，这就是那群土耳其人所缺乏的。他们有组织，但就未雨绸缪来说，他们简直一窍不通。当你离开自己的乡村，来到欧洲最大的首都想干一票大事，你得事先有所打算！但是他们呢，并没有，他们就这么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皱着他们又黑又粗的眉毛，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和恐怖分子脱不了干系……你说吧，那对乡下来的狗娘养的兄弟，他们干过最大的事就是抢劫一家安卡拉郊区的杂货店，还有一个克斯金的加油站，就这样……对于他们在历史上即将扮演的角色来说，的确不用找什么太高级的人，但至少不能找这样的浑蛋吧，即便这是最方便的，却也是种羞辱。

算了，至少他们在死前见到了巴黎，他们应该谢天谢地了。

耐心总是有回报的。瞧，我们的小警官跨着他热切的小碎步穿过了停车场，进入急诊室。我比他早了三步，我决定保持这样一种优势。从这里，我看到他杵在接待处的柜台前，柜台后那姑娘估计只能看到他的头顶，就像电影《大白鲨》里一样。他跺着脚，这名警官很焦躁，紧接着就转身离开了。

小而强悍。

没关系，我会把这个麻烦给他送货上门的。

我下了车，跟上他。重要的是，迅速把这件事了结。

18:15

安妮睡着了。脑袋周围的纱布沾上了治烫伤的药膏，污黄色，这让她的脸呈现出一种乳白色。她眼皮闭合着，像是充了氮气一般浮肿，而她的嘴……它的形状已经深深烙在卡米尔的记忆深处，他描绘过无数遍的线条，而现在，一切都被破坏了。门打开了，一道目光从门口经过，有人叫他。卡米尔来到走廊上。

实习医生是个一脸严肃的印度人，戴着一副小眼镜，他的胸牌上写着他长达六十个字母的姓。卡米尔又一次拿出他的证件，这位年轻医生研究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索应该摆出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急诊室里警察并不少见，但重案组的警察就不多了。

“我需要知道弗莱斯提尔女士的情况，”卡米尔指着病房门，解释说，“法官想跟她做笔录……”

实习医生表示，这个问题得问他们负责人，才能决定他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嗯……那她的状态……她现在状态怎么样？”

实习医生手上拿着X射线照片和几张总结报告，但他其实并不需要，他对资料了如指掌：鼻骨碎裂，一条锁骨有裂缝，两侧碎裂，两处轻微挫伤（手腕和左脚），十指断裂，双手、手臂、双腿、肚子上布满伤口，右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切口，所幸没有伤到神经，但一定的修复还是需要的，脸上一道长伤口还是很成问题，可能会留下永久疤痕，还没算上那些淤青。这些照片还只是初步的。

“这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它们并没有引起神经性的紊乱，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也没有头部裂痕，可能牙齿会有一些损伤，还要修补一下……但还不确定，还得扫描分析。一切要等到明天。”

“她会痛吗？”卡米尔问，“我这么问你，”他又很快补充道，“是因为法官要和她聊聊，您能理解吧……”

“她会最低限度地受罪。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点经验的。”

卡米尔笑了，结结巴巴地道了谢。实习医生一脸狐疑地盯着他，眼神深邃，他的表情像是在说……好像卡米尔非常不专业，他简直想再看一下卡米尔的证件。但他想在他的同情心储备中挖掘一下，因为他加了一句：

“一切恢复正常还需要点时间，血肿会慢慢消退，但还会到处留下些结痂，但……（他在他的本子上搜索着安妮的姓名）弗莱斯提尔女士已经渡过危险期，已经没有不可逆的病变了。我觉得这位病人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身体，而是精神冲击了。我们会对她观察一两天。接下来……她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建筑物的右侧没什么有用的。相反，左侧就好得多，有一个紧急出口。我很快发现，这道门几乎和莫尼尔长廊厕所的门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防火门的内部，中间有一道粗大的横杆，很容易就能用一片软金属片从外部把它撬开，让人简直忍不住要问这难道不是工程师设计来方便窃贼的吗？

我听着，但是什么都没听到，门太厚了。算了，我环顾了一下左右，把金属板塞进门锁里，转动，我看到眼前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另一条走廊。我坚定地走了几步，故意闹出一点声响，以防万一遇上什么人，于是我……来到了大厅深处，就在接待处柜台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医院不是为杀手设计的。